周恩来敢于担当的精神风范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6/4/28 11:32:21  已浏览:1787

    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堪称楷模。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大事难事面前勇挑重担,敢于负责;在急事险事面前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在名利地位面前不计得失,顾全大局……真正做到了问题面前不回避,困难面前不推脱,挫折面前不退步,逆境面前不悲观;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坦坦荡荡、公而忘私,勇于自我批评并敢于主动承担责任且善于纠正错误。这一切追根溯源皆归因于他不折不扣胸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并倾心竭力、鞠躬尽瘁忠实践行之!

 

         “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

 

    新中国建立前夕,由于工作多、任务急而造成误会,周恩来两次错误地批评了一个同志。当他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心里十分不安,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找到那位同志,诚恳地承认错误,并道了歉,深刻地作了自我批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9325日早晨,党中央结束了辗转农村指挥全党全军的战斗生活,在毛泽东主席率领下,来到了北平。下午,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军事、政治、经济一肩担的周恩来副主席,工作异常忙碌。快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找当时的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扬帆,想了解西苑机场那里的警卫布置情况,可是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有见到他。

    午饭后,周恩来看到了扬帆,有点生气地开门见山批评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

    那么,扬帆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到颐和园就扎进了厨房,忙前忙后地给中央首长准备午饭。扬帆没有忘记,去年毛泽东主席到阜平城南庄,敌特就企图往他的食物里投毒,结果没有得逞。于是,特务就给敌机指示目标,而使主席的住处挨了炸弹,桌上的水杯都震碎了。这次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北平为避免泄密,一切行动都是临时决定,就连进城后怎样搞庆祝活动这样的大事,都是前一天夜里在涿县研究确定下来的。由于工作急,时间紧,中央首长的简单生活必需品都没有来得及准备,吃的用的都要经过不熟悉人的手。当时北平和平解放,敌特还没有很好地得到清肃,扬帆怕出现“意外”和“万一”,为此,他对厨房里用的水、米、菜都一一作了检查,从做饭到开饭,盯得很紧,一时半刻也没有离开厨房。这些情况,一心忙于别的事务的周恩来自然是不得而知的。

    扬帆受到了批评,又不便向周恩来解释,便只好默认了。

    时到下午,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在西苑机场阅兵完毕,接见结束,按计划来到香山住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泽东的吉普车,刘少奇的小卧车……一共11辆车,可以说是我党我军在当时的有限条件下,由小车组成的最为壮观的车队了。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身边的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同主席的车拉开距离。没想到,主席的司机和后面其他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没有领会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一辆接一辆地疾驶在蜿蜒的山路上。

    这一列车队到达香山脚下停下后,周恩来叫住了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

    扬帆还是一脸无奈、默不作声,不作任何申辩。

    这样一来,扬帆进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来两次批评,心里压力很大,同时又感到很委屈。因此,一连几天闷闷不乐,情绪不高。

    这一情况,有人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先是一愣,有些纳闷,而后聪明睿智的他蓦然有些醒悟,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作检讨。”

    秘书在一边听后连忙说:“周副主席你工作那么忙,这件小事,将来见面的时候我与他说一声就行了。”

    周恩来认真地说:“那怎么行,我当面错误地批评了人家,就应该当面去向人家作自我批评。”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周恩来找到了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

    扬帆听了周恩来这么一番话,不知所措,心里十分不安,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检讨呢?”

    周恩来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还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

    扬帆觉得周恩来这一席发自肺腑、坦诚实在的话,声声入耳,句句是理。他心悦诚服地说:“周副主席,您的话我一定记一辈子!”

    最后,周恩来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周恩来说完,紧紧地握住扬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时站出来表示:“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1950年底,由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终于拍摄完成。1951221晚,《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均来审阅。朱老总当即肯定了《武训传》的教育意义。周恩来认为“此片除了少许艺术方面的缺陷,主题十分积极、向上”。

    紧接着,《武训传》在全国各大城市正式公映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连续发表文章,热情地给予推荐、评介和赞扬。国内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纷纷撰文,祝贺电影《武训传》的成功,称赞赵丹在银幕上生动、感人地创造了武训的艺术形象。作为一个演员、艺术家,看到自己的艺术创造得到了这样的赞扬和鼓励,赵丹十分感动。于是,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

    然而,《武训传》的上映还是引来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褒贬不一,自然造成争议,甚至连毛泽东都非常关注,专门将该片调进中南海,认真观看了后说,有论战,才有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

1951年六七月间,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从山东回到京城后,到处煽风点火,不择手段地判处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死刑,并因此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连孙瑜、赵丹等也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霎那间,导演孙瑜和扮演武训的赵丹都傻了眼,好像坠入了浓雾笼罩的山谷,一片惊恐,一片茫然!他们没有经历过延安式的整风运动,对文艺界蓄势待发的斗争狂澜毫无准备,赵丹时常要当众检查,“我犯过一个错误,我演过武训……”之类的话常常挂在嘴边。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浪潮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歌颂过武训的人,都感到不安和自危。一些报刊纷纷公开检讨,一些知名人士、文化艺术界的前辈如郭沫若、田汉等,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6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竭尽所能,保护和帮助了赵丹他们。当时,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艺术活动为缘由,周恩来指示把赵丹从上海调到北京,主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

    1952年春,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坐飞机到上海,给那里的领导干部做时事政策报告。上海电影界闻讯,专门召开茶会欢迎周恩来,郑君里、孙瑜、赵丹、秦怡、黄宗英、王丹凤、上官云珠、张瑞芳等名导演名演员四五十人都跑来欢迎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很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重庆领导他们上演郭沫若的剧作《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痛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轰动一时。自重庆分别后,19496月周恩来曾在北京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了面。这一晃又是三年。所以,这次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

    周恩来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只有赵丹和孙瑜因为武训的事挨了批有点不好意思过来和周恩来握手。迟疑之间,周恩来已经向他们走过来,主动伸出手来,赵丹、孙瑜也只好握住周恩来的手。

周恩来笑着问道:“你们听说了没有?我为《武训传》的事向党中央作了检讨。”孙瑜大吃一惊,回答说:“我们一点没有听说过啊!”周恩来说:“1949年文代会期间,你曾问过我关于武训兴学的事,我没有表示反对。电影拍成后,在中南海放映审阅,我也在场。算是从拍片到放映,都经过了我的批准。”孙瑜一听,心里非常不安,没想到拍了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武训,惹了这么大的祸,不仅连累了赵丹等同仁,还害得总理做检查,因此他第二天参加文化广场的万名干部大会时,心情非常沉重,不敢看在主席台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的周恩来。

    周恩来口才很好,这天他在文化广场中讲了几个小时,毫无倦意。讲着讲着,周恩来提起了《武训传》的事。孙瑜禁不住抬起头来。

    周恩来讲道:“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电影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

    孙瑜本来以为周恩来会在电影大会上严厉批判《武训传》,严厉批评编导和演员,没想到却承担了主要责任,对他和赵丹是这样的爱护,热泪禁不住流下来。

 

       “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

 

    1953年,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做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片《翠岗红旗》时,平素轻易不发火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

    原来,不久前,我国电影代表团携这部影片去东欧一个国家参加国际电影节。在竞选放映的时候,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产生了轰动效应,认为我国这部故事片形象地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影片中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离开江西老区的家乡,别离了妻子,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20年后,已是人民解放军将领的他又亲率大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

    这部内容丰富、格调高尚的影片很受大家喜爱,口碑甚好。为此,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们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荣获大奖。这么令人羡慕的殊荣本来是各国电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可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向人家说明,细述这部影片不配获得大奖的殊荣。各国评委对此态度和思维无法理解,以至目瞪口呆,慨叹不可理喻:每个国家代表都在想方设法、据理力争地要让自己的影片获奖,不承想天下居然有像中国电影代表团如此的谦虚!

    当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后,少有的生气了。他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激动难抑,将浓黑的两道剑眉一挑,高声说:“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面对周恩来如此突然的声色俱厉,一时全场给吓住了,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当时参加会议并坐在前排左角上的岳野对这个场面记忆深刻,他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周恩来)一次真生了气,发起火来。……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以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

    周恩来没有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点到为止地发火之后,随即强力自控了一下,稍事停息,又神态诚恳地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这也是周恩来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的真实而生动的一面。

    接下来,周恩来以渐趋平静的心情详细地说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周恩来还客观冷静地分析说这部电影在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难道历届国际电影节所有获奖之作都那么完美无缺吗?只可惜《翠岗红旗》永远无法收回历史对它的亏欠了。

 

        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责任并率先作检讨

 

    中共中央于1962111日至2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比较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冷静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坦率承认建设过程中失误、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一次重要会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1962年前后国内形势进行分析时作了比较正确的估计。

    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坦率真诚而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期间,周恩来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国内形势等问题的认识,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120,周恩来在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作修改时,剖析了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并建议把以下内容写进报告里:“应该说中国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下每年递增万分之五就是大跃进了,1959826周恩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农业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才算大跃进是不可能的、错误的。”

    从这一建议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周恩来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缺点和错误,另一方面他以宽广的胸襟和坦诚的态度主动承担责任。既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又要有极大的勇气来承担责任,同时这也反映出周恩来内心的困苦。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周恩来修改的报告中处处都体现出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既要努力把自己的认识和态度溶入党中央的报告中,又要进一步了解和尽力解决各地的困难。他多次对各地的负责人说:“我们在党内说话,应该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会被困难吓倒,说出了困难,正是为了想办法克服困难。”23日,周恩来在福建组会议上讲话,从几个方面表明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 “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有利于事业前进出发。”“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述两方面讲的是辩证的态度,既讲成绩,又讲真理。若只讲成绩,将陷入盲目乐观,因此也要讲真理,讲实事求是。所以周恩来又表明了唯物的态度:检讨的目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这次会上,他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虽然不如陈云那么擅长,但自建国以来,由于担任国务院总理,长期处在工作第一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周恩来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周恩来的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对自己的自责。他在2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客观坦诚地分析了几年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做自我批评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19598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现在懂得农业“每年按照10%、15 %、20%这样的高速度递增是不可能的”。另一个错误是:19586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

    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周恩来检讨的两个错误,并不是他的发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

    在周恩来等率先垂范下,从此至会议结束,大会出现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在浓厚的民主氛围下,省委主要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就工作上出现过的缺点错误都作了自我批评。

    从周恩来讲述的第一个错误的时间看,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已经看到了“大跃进”的问题,开始考虑要降低各项经济指标。但庐山会议反右之后,他将冶金部的副部长袁宝华、国家计委的安志文叫到庐山,重新核定钢材产量问题,并给各部长打招呼,说彭德怀的问题是什么性质,主席是怎么表态的,政治局是什么意见等等。用袁宝华的话说,总理打招呼的目的,是怕大家犯“错误”。庐山会议结束10天后,1959826日,周恩来便按照中央讨论的意见,在人大常委会上讲了新的跃进标准。从周恩来讲的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来看,确实有点天方夜谭。袁宝华说:“当时是泰山压顶,很难顶得住啊!”这就是当年的现实情况……

    周恩来在大会上做完自我批评之后,开始讲这几年他感受最深,作为一国总理最为头疼的事情,那便是困难的形势。当时全党对形势的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认为形势极端困难;一种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也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那么,这个困难的形势到底是过去了还是没有过去呢?周恩来在讲话时,便把重点放在了解释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问题上,他说:现在的困难既然相当严重,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呢?这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几年来工作经验的积累,使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些建设中的客观规律;农村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工业减产趋势已经基本停止;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既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缺点错误又已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为什么又说目前国民经济中的困难还相当严重呢?这是由于三年严重灾害的影响和许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困难,还不能一下子就完全克服;工农业生产在某些方面遭到了部分的甚至是严重的破坏,经济情况的好转还刚刚开始,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回升,还需要一定时间。

    应该说,周恩来在这里将中央对形势看似矛盾的估计讲透了。他实际上给全党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大有希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不过要知道还有严重的困难(还相当困难)。他把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辩证地、入情入理地一一向大家阐释,使人很难不信服。那么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困难呢?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已经讲了不少,周恩来在讲话中更加具体地一一罗列出来。他说:当前的主要困难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农产品很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市场供应相当紧张,工业、原料、材料、燃料不够,许多工厂处于半开的以至停工状态,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本赔钱。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最近两年财政都有赤字……周恩来强调,目前供应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木,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

    面对全国大饥荒,周恩来经常两道浓眉紧蹙,忧心如焚。作为全国的“大管家”,几亿张嘴吃饭问题这副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对此记忆犹新,他曾回忆说:“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为此,党中央还发出了《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在国家处于那样一个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率先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对此,有的同志替周总理打抱不平,忧心着急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呀。”周恩来一脸平静地认真说道:“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不仅从思想上和态度上高度重视,勇于承担责任,而且刻不容缓地落实到工作行动上,立即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亲自抓办。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需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这个小组做了许多工作。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各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党中央的同意并做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周恩来找到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十点钟或十一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19606月到19629月,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总理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总理的笔迹计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总理的手迹。

 

        “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

 

    作为负责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打前站的特派先遣人员,德怀特·查平(Dwight  Chapin)在1971年和1972年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安排尼克松访华行程。

    据查平后来回忆说,197110月,当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惊诧于那里的古老:紫禁城、长城、明陵……无不诉说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同时惊诧于那里的单调:所有人身着同样的服饰,一片军绿色。与中国官员接洽后,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更惊讶的是中国人的行事风格。查平说,按美国政府的惯例,总统出行前,所有的行程细节都是确定的: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有章可循。但是,当查平试图与中国外交官落实这些细节时,他遇到了麻烦。“他们不回答我们的问题。”查平用“受挫”描述当时的感受。他说:“尼克松总统会问我:‘我在中国第一天干什么?’我就向中国同事提出同样的问题。但他们或是没有回复,或是说 ‘可能去长城、也可能去故宫,选择很多’。”查平说,中国人的这种行事方式给尼克松访华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同时也带来惊喜。

    1972221上午1130分,查平随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在周恩来总理夫妇陪同下用完午餐。此时,他们还不清楚后面的行程是如何安排的。午饭后一个多小时,查平在宾馆走廊里碰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统。”查平赶忙向总统汇报。此时,尼克松在宾馆房间,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毛主席的邀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发。查平回忆说,总统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着装速度说明,他既惊讶又兴奋。

查平回忆说,中国式外交的模糊性起初让他费解,但当他与中国外交官深入接触后逐渐理解,中国人闭口不答问题源自一种中国式严谨:在他们没有明确答案的时候,不会随口给你答复。“这不是消极,而是中国人选择的做事方式。”查平说:“而当中国人有了答案以后,则必然执行。这大概就是他们常说的‘说话算话’。”像许多美国外交官一样,查平也被周恩来的风度深深折服,周恩来向美国代表团道歉的事令其印象深刻。

    查平回忆说,在尼克松一行参观明十三陵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注意到,在零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下,好多身着彩衣的小朋友三三两两或打羽毛球、或跳绳、或听收音机……精明的美国记者看出这些孩子是中方有意安排的,于是就此作了报道,说是中国人“演了一场戏来给我们看”。

    第二天,周总理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外电消息得知了这件事,立即批评了有关部门。他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还专门说到了这件事:“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弄虚作假,实在岂有此理。我已经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不许他们这么干。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讲究实际嘛!”当时尼克松听了十分感动,说不管下面人怎么做,但中国的总理还是讲究实际的。

    周总理的虚怀若谷不仅表现在自我批评上,更体现在对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赞许。在一次会谈时,周总理特别点到查平年轻能干、工作细致。“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说,“我发现你们有许多年轻人,查平先生就很年轻……关于如何任用政府里的年轻人,查平是一个范例。”查平当时只有31岁,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查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

    年轻的查平对周恩来的印象与美国代表团其他年轻人一样:平易近人,力图让所有客人宾至如归。查平记得,随尼克松访问中国的一周中,有一个晚上原本是自由活动时间,周恩来知道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都喜欢北京烤鸭,于是就问尼克松:“今晚我请大家吃烤鸭宴怎么样?”这一提议正中查平等下怀。查平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晚餐。现在想起北京烤鸭还满口生津。”

    在访华过程中,查平与周总理共同用餐约有四五次,和周总理通过翻译有过多次简短对话。查平说:“他说中文,但是他能听懂英语,因为每次我话音刚落,未等翻译开口,周恩来已经开始微笑或者作答,从他的表情里你能看出,他完全听懂了。”

 

        “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

 

    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周恩来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嘴角抿紧,向里抽回。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听到这里,周恩来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凝望会场,喉结使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他哽住了。为民自责的他泪水“哗哗———”地涌出,颗颗滴落在了胸襟上。

会场一片静寂。周恩来的泪珠仍然落着。这时,会场上响起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有理想、热衷于为国为民献身,极少有人以权谋私。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再次让周恩来流下了泪。那是1970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周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原来,这个孩子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劳动。非常喜欢孩子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听说孩子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

    期间,周恩来特意询问了延安地区群众的生活状态。孩子说了实话。

    当说到延安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时,周恩来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默不作声,但见几滴泪水缓缓地流出他的眼角。

    19736月,周恩来陪越南外宾参观延安。趁此机会,他考察了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情况。

    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周总理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难过得流下眼泪。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痛心地说:“没有想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略作停顿,又说:“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

    周总理认真地同大家一起研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措施。

    回京后,周总理又找来一些老干部,发起成立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动员各方面力量,帮助延安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延安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 来源:《世纪风采》2016第4期
  • 作者:孟 红
  •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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