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如何处理群众来信的?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6/5/23 16:02:43  已浏览:1846

        胡耀邦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期间,正值中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及落实各项政策的非常时期,来信来访像钱塘江潮一样汹涌澎湃,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长期地、持之以恒地亲自阅读和处理大量的群众来信,成了胡耀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党史上“一个极为务实管用的创举”。

 

        “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

 

        “四人帮”倒台后,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难题。1977 12 月,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上任伊始,他就谈到“积案如山”的问题,指出:“这山究竟有多高呢?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广场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彭德怀案件,陶铸案件,王任重案件,内蒙古自治区的‘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这叫‘积案如山’!”

    胡耀邦严肃地提出:对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件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自然是我们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我们组织部门都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如何艰难,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那时,群众来信来访的大潮已经形成。19791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讲话中,已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专门讲到群众来信来访问题。他说:现在来信来访很多,有增无减。中央每月收到的来信已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000人以上。中央组织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来信10万多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成立,已经收到来信三麻袋。来信来访所以猛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胡耀邦还表示: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中央的意见是,这种现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人心、党心、军心不安,对于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

 

        “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来信来访大潮,胡耀邦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认真做好来访接待工作,二是认真处理群众来信。他说,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胡耀邦不准秘书扣压群众来信,这一指示得到认真的执行。曾在国家劳动总局培训司工作的成曾樾就有一次送信的亲身经历。

        1983年8月下旬,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个体户代表受到表彰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次。报纸上做了相关报道,但在当时社会上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许多与会代表纷纷写信给大会,希望能借此机会见一见党中央领导,表达他们的愿望。大会决定让成曾樾根据与会者的心愿写一封信,并尽快交给胡耀邦。

    信写好了,如何将信交给胡耀邦,不少同事为成曾樾出谋划策。有的说送信要走中南海西门;有的说送信一定要坐辆好车去,否则门卫不让进。于是,上级特意安排了一辆当时最高级的日本进口轿车。为了稳妥起见,成曾樾还带上了介绍信、工作证、大会文件等一大批能说明身份和来意的证件、材料,不仅如此,他还准备了“台词”。

    车子到了中南海西门,成曾樾下车走到警卫人员面前,一字不错地开始背“台词”。谁料,还没背完,人家就大手一挥,说:“把车开进去,停到门内右侧,收发室就在南面。”来到收发室,成曾樾说明来意,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我知道了,把信就交给我吧。”成曾樾有点不放心,说:“眼看会议就要结束了,万一胡耀邦同志看不到可就耽误了。”那同志笑着说:“放心好了,耀邦同志的秘书每天都准时来取信件、材料,从来没有误过。你这封信耀邦同志今天一定能够看到,我敢保证。”

    果然,第二天,胡耀邦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耀邦看了信,通知大会,明天请全体代表去中南海做客,耀邦与其他领导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顿时,整个代表驻地沸腾了,代表们奔走相告,气氛像过节一样热烈。

 

        “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都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

 

    胡耀邦强调:“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都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他不仅这样要求,而且身体力行,不论是在出访之前,还是在中央重要会议的间隙,乃至在下基层视察的飞机和火车上,都要挤出时间来批阅群众来信。

    中组部的同志曾做过粗略的统计,胡耀邦在任部长的一年零一个月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200多封。经他手处理的信件,有的作了批示,有的亲自回复。曾任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的王荣光回忆说:这一年里,耀邦同志光是批给干部审查局的信件就有902封,封封都有他的亲笔批示。

        197812月,胡耀邦调离中组部,担任中央秘书长(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工作更忙,日理万机,但仍然坚持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据中央信访部门统计, 胡耀邦在以后的6年多时间里, 共批阅群众来信2000多封。

        198210月,一封女知青的来信放到了胡耀邦的案头,该信请求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改为工龄。这位写信人就是萧芸。

    萧芸19657月下放农村,19797月,招工在一家工厂幼儿园当老师。返城后,一些知青纷纷请她写信给中央,要求把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萧芸也有这种想法。1982年国庆节,萧芸经过深思熟虑,写好了这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知青福音书”的信:

    我们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衣穿),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不久,胡耀邦对知青待遇做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也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1988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

    胡耀邦对知青待遇的这个批示,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肯定。此后,他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面对来信来访的大潮,胡耀邦对秘书高勇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1978925日,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胡耀邦讲话,指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胡耀邦这段话,旗帜鲜明,敢于担当,掷地有声。

    这年年底,胡耀邦收到原对外文委205名干部的来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只有这205人一直“没人要”,“四人帮”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现在,仍然没有工作。我们强烈要求恢复工作,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的有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看完来信,胡耀邦心情沉重,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胡耀邦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工作组,前往调查研究。不久,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78年年底,林彪集团案的主犯吴法宪、李作鹏的子女和亲属也上书胡耀邦、宋任穷等人,希望解决受牵连的问题。写信人有吴法宪的女儿吴仲秋、儿子吴新潮,养女陈彩芹的爱人高瑞荣;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内弟董世铎等5人。其中吴仲秋,广州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州空军468医院任代理军医,因受吴法宪问题的牵连1975年作复员处理,安排在北京市昌平县北郊农场铸造厂当钳工。

        1979年初,胡耀邦将吴仲秋来信转批给当时分管落实干部政策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苹等同志,批示写道:此件请研究。老子是大坏蛋,对他们的子女也害怕。弄得远远的。我看是对我们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这种心理状态不纠正,党的政策根本贯彻不了。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请从解决几个典型着手,并在组工通讯发表一篇文章。

    同一天,胡耀邦又在李冰天的来信上批示:这是同吴仲秋青年一样的一件事。请野苹、曾志、振清同志指导组织局、干调局、研究室加以正确处理。处理结果请告。(最好同他们好好谈谈)。

    陈野苹、宋任穷等人也做了批示。

    根据胡耀邦等人的批示精神,中组部相关部门对这5人的工作问题逐个地进行了研究,做了妥善的安置,虽没能恢复原工作,但也做到专业对口,学以致用。

 

        “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

 

        1984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他在锦州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革”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一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要信访部门过问此事。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当地的领导了解了韩仲元的情况,并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韩仲元痛哭流涕地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事后,中央信访部门向胡耀邦报告了处理的情况。胡耀邦赞扬道:这件事办得好,并在报告上,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由于一些单位负责人的推诿作风,有些群众反映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群众就不断地向上级机关反映。对此,胡耀邦尖锐地指出,领导机关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落实政策,影响了党群关系,贻误了党的中心工作。他提出,共产党人要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

        1984年,上海几名群众上书中央,反映他们在“文革”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人来北京上访三个星期,走了八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胡耀邦读了来信,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胡耀邦的批语一针见血,对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工作,是一副清醒剂。在中央的督促下,上海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并且推动了一批类似问题的解决。

 

         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 可以一杆子插到底”

 

    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一书中深情地写道: 父亲做什么事都风风火火,从不拖泥带水,父亲吃饭快,走路快,大家都跟不上。其实,何止是生活上的事情,胡耀邦处理信访问题同样是快刀斩乱麻。 1981 75日, 他在一封来信上批示:我完全不清楚申诉人的情况,如果申诉是实情,要请上海迅速解决。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可以一杆子插到底。解决时,也不必搞许多可有可无的繁琐查证, 把基本情节弄确凿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都拖拖沓沓,繁琐得要命,怎么谈得上工作效率?

对于群众来信,很多时候,胡耀邦就是“一杆子插到底”。

        198312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位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反映孙敬修老人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差。第二天,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就转到了中央信访部门,上面写道:“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得到解决。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感慨地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1984年春季,武汉市一位区法院院长托人写信向胡耀邦求助。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该院长的小儿子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主要研究伪狂犬病,不幸在一次实验中被病毒侵染,一病不起,成了植物人。校方见医治无效,便派人将孩子送回武汉,从此不闻不问。看着曾经引以为豪的儿子一天天被病毒吞噬,全家心急如焚,到处托关系给儿子治病,但昂贵的医药费和繁重护理,让一个家庭难以承受。全家的生活与工作陷入极度的焦虑和痛苦之中。这位在基层办理了无数案件的法院院长通过各种途径寻求解决,但最终无果。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万般无奈,只好托人写信向胡耀邦求助。

    在胡耀邦的过问下,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校方同意按政策承担一切医疗费用,并安排护士护理。那位法院院长万分激动地说,胡耀邦总书记救了我全家。

 

         “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写了一篇关于青年工作的文章。康生发现后,冠之以“反对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帽子,项南被批判后下放基层。这显然处理过重了。

    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团中央的几位老同志希望胡耀邦能够关心项南一案。

    胡耀邦表示:“对项南同志的错误处理,是我一生中办的错事之一,我感到对不起他,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硬顶也是顶不过去的。”并说:请项南写个简要的申诉,我尽快把这个拖了20年的问题解决了。

    不久,就有了胡耀邦写给陈野苹的信: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况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

    我的意见是:先找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件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12月25日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很少提及责任问题。而在项南一案中,胡耀邦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还需要指出的是,写信的这天,正是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的最后一天。

    次年3月,中央批准了为项南同志平反的报告。

 

        “希望你认真继承你爸爸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精力贡献给人民”

 

    基层百姓的来信来访,向领导人求助,不见得每一诉求都合理。对于这些不合理的诉求,胡耀邦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做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

         19761018日,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河南安阳的招待所,因抽烟不慎失火,不幸意外去世。由中组部牵头,公安部和省、地相关部门参加的工作组处理了后事。当时,诗人的儿子郭小林在河南林县城关中学当教师。他对工作组的处理忿忿不平。一年后,当他得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并吹起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劲风,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一是对父亲的死因表示怀疑,二是对悼词表示不满,并说还要写一封长信,详述自己的意见。

    信寄出不到半个月,郭小林就收到了胡耀邦319日的亲笔回信,全文有 1800多字,用铅笔写在1016开的信纸上。

    回信首先说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以及为回信做了哪些功课,写道:

    办公室草拟了一个给你的回信,连同你的来信交我签发。我看后,感到有必要亲自给你写封回信,较详细地同你谈谈。

    为了写这封信,我把几件更重要需要处理的事暂时压下来,反复阅了组织上有关你爸爸去世后的档案材料,并且牺牲了一点必要的睡眠时间。我希望你也仔细地思考一下我回信上的意见。

    当时胡耀邦刚刚主政中组部,工作繁重,日理万机,但他还是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熬夜写出这封长信,实在令人感动。接着,胡耀邦回答了郭小林的两个问题,写道:

    我仔细看了中组部关于你爸爸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不是中组部一家经手的,而是同中央公安部一块并会同当地的组织部门、公安部门到现场检验和各方调查作出的。正是用了这种可靠的方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爸爸的死亡,是一个意外的不幸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致死的可能性。中央同志看过这个调查报告。

    我也相信这个调查报告。你说你有怀疑,如果你能提出比较可信的理由,特别是能提供是属于坏人谋害致死的证据或线索,或者以后得到这种证据和线索,组织上是会大力追查的。

    我仔细地看了中组部对你爸爸的丧事安排报告和悼词全文。这个报告和悼词是经过征求你爸爸所属单位意见,并经过中央同志某些改动而最后作出的。悼词肯定了郭小川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写了不少歌颂党、歌颂革命的好作品;悼词还强调指明,郭小川同志曾经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和打击。我认为,这是对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评价。一个革命者,最后取得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正确或者基本不正确,或者说,是否基本上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郭小川同志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怀念他的。因为他是党的、人民的好儿子。这是你们做子女的人,应该向往的所在,效仿的所在。假若你们想要组织上给你们再作个好悼词,当作一个传家宝,那对你们来说,就可能转化为包袱了。如果我误会了你的意思,说得不对,那就请你原谅,我是出于一片好心的。

    这段文字入情入理,以商量的口气解答家属的疑惑,使人心悦诚服。不仅如此,胡耀邦还对诗人之子今后的人生道路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写道:

    我还仔细地看了你所改写的这封短信的其它地方,有两个地方,我得向你提些意见。

    一个是:你说,多少年来,你们受到歧视、排斥,……有多少心曲、衷肠要倾吐,这一点,我有点不同想法。多少年来,你们受到歧视和排斥,我是完全相信的。但受到歧视和排斥,完全是坏事呢?还是同时是好事?我想,你会赞成毛主席历来的教导,一个革命者总是通过无数的挫折,甚至摧残成长坚强起来的。你们成长了,我希望你们在千锤百炼中更坚强地成长起来。

    另一个是,你说,你原先写了一封长信,写了一个月了,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从晚上八点钟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说的更直率些,我很担心。我的小老师!你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干这样的工作?费这么大的精力值得吗?惟愿这是你在一种极委屈的心情下或者是在一种过分兴奋心情下做出的一个事情。请你想想,你爸爸是怎样工作的,怎样生活的?难道他一生不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写鼓舞人民战斗的东西吗?希望你认真继承你爸爸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精力贡献给人民。

    胡耀邦的这封信劝导诗人之子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要有宽广的胸怀,提出为人立世的更深的哲理,让人感到对青年一代浓浓的爱。

    胡耀邦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关心百姓的疾苦,把老百姓的事看得比天还大。他长期坚持阅读和批示群众来信,并能将心比心, 落实各项政策,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翻看胡耀邦批阅过的一封封群众来信,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理想和信念的基石,是比任何空洞的说教和口号都强百倍的凝聚人心的力量。

    (责任编辑:聂红琴)

  • 来源:《世纪风采》2016第5期
  • 作者:刘明钢
  •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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