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毛泽东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6/6/21 10:59:31  已浏览:1908

        在我国戏曲剧团中,最早最直接最系统地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熏陶的,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19384月,毛泽东在延安倡导组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唱陕西地方戏秦腔、眉户为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一个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剧团。这个剧团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面向群众,积极地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秦腔、眉户等戏曲形式,热情地创作、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拿出稿费300元解决燃眉之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运筹帷幄之同时,也在思考着另一个战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改造利用,也必然地放在他的胸臆中。秦腔,这个梆子腔戏的鼻祖,首当其冲地闯进了他的视野。

    还在19378月,毛泽东就为准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华北工作,向丁玲提出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的战略指导,指出“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193711月,张闻天在《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中,也提出了文化界在坚持抗战的奋斗中,要“大众化,中国化”的发展方向问题。1938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观看秦腔《五典坡》、《升官图》等戏时,便以其无产阶级的胸怀,高屋建瓴的革命文艺思想和锐敏的洞察力,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齐华指着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

    齐华所说的柯仲平,毛泽东一年前已经认识。柯仲平是云南广南县人,1924年赴北京,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读书,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柯仲平19303月入党后,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秘书,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柯仲平回国,先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11月辗转来到延安。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

    在这次戏曲晚会上,毛泽东在谈到秦腔改革的时候问柯仲平:“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明确回答:“应该,应该。”毛泽东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毛泽东的要求不仅是对秦腔发出的改革指示,也是对整个传统戏曲发出的进军令,毛泽东要把民族传统戏曲变成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戏曲晚会一结束,柯仲平就找人商量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柯仲平就开始筹建剧团工作。在延安师范学校的“乡土剧团”和延安市“群众业余剧团”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组成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由柯仲平任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隶属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革命戏曲团体,制订有《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简章》,详细规定了剧团的名称、组织机构及办团宗旨等内容。

        193874日,民众剧团在延安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出,演出剧目是秦腔现代戏《好男儿》。当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轰动了延安城乡,所以74日这一天被定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建团日。这是秦腔演“新的革命的内容”剧目的肇端,标志着秦腔艺术走上革命道路,获得新生。

    民众剧团成立了,但困难重重,没有口粮,没有住处,没有服装道具。当时粮食供应紧张,民众剧团人员口粮没有列入预算,政府不予供应,全靠文协同志下乡节余的粮食过活。柯仲平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当即从稿费中批了300元给民众剧团解决困难。柯仲平花了100元置了一些必须的演出用品,剩下的经费舍不得花,装在贴身的围兜里,日夜不离身,隔了好多天一看,围兜成了虱子窝。后来,一有困难,或哪个团员闹情绪,柯仲平就指着围兜说:“你们看,党中央、毛主席在关怀着我们。”以此来激励大家。

    有一次,毛泽东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柯仲平当时正在那里向来自各地的同学们搜集歌谣。毛泽东见了,问柯仲平在做什么,柯仲平说在记录歌谣。毛泽东说:一个人记录多慢呀!你为什么不去找成(仿吾)校长,要他多弄些纸来,裁好了发给大家,让每个人自己写出来,岂不是更好么?柯仲平立即去找成仿吾,请同学们写下自己掌握的歌谣,一次就收集了好几百首。柯仲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民间歌谣呢?主要是因为民间歌谣,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上丰富、生动、刚健、清新。”

        19392月,柯仲平带领民众剧团离开延安,深入陕北边远山镇作巡回演出,除了秦腔外,还有少量眉户和秧歌剧。陕北当时虽为老解放区,但人们以秦腔艺术接受抗日救国理论,这还是首次。这次巡回演出,行程约1200公里,所到城乡30余处,在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

    这次巡回演出历时4个月,于19396月回到延安。民众剧团首次外出演出影响重大,受到途经各地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各地的党政部门的重视。人称“第一次小长征”。剧团还没有回到延安,演出获得成功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延安。剧团归来时,毛泽东送来100元,李富春送来100元,贺龙送来20元,民众剧团全团为之振奋和感动。在这次“小长征”之后,民众剧团被安排住在中央所在的杨家岭隔壁,被正式列入政府预算,归属中央宣传部和边区党委直接领导。当时有报道中指出:“民众剧团出发时本有三十人,归来时已扩充至四十一人。自出发至归来,步行二千五百里,团员中虽有十二岁幼童,但无一掉队者。”民众剧团顽强的精神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极大肯定。在剧团首次外出巡回演出的影响下,边区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延属分区相继建立了类似性质的剧团。

 

亲改《国魂》为《中国魂》

 

    毛泽东很关注民众剧团的发展方向,他要求柯仲平等人通过秦腔作试点,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对传统戏曲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革命文艺的组成部分,最终建立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崭新的民族戏曲艺术。用毛泽东的话就是:“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是为新政治服务的。”这个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文化,在当时就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民众剧团就是“要向着创造抗战的民族大众艺术文学这个方向努力”。

    但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的思想还不统一,如何对待遗产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一种是“国粹”主义,一概接收。柯仲平、马健翎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初,就采取了正确的做法,明确提出:“不是要把过去的旧戏不要了,恰恰相反,我们还是热烈爱护这些娱乐的。”“旧有的民间艺术,也是我们制造抗战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创造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艺术,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他们要利用秦腔这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装进抗日救国的新内容。这种做法,当时称为“旧瓶装新酒”,即是“运用旧的民族形式,创造新民族形式”。新民族形式的核心是“喜闻乐见”,即就是“中国大众的喜闻乐见”。这种“新民族形式”,“中国大众的喜闻乐见”,就是新秦腔。用老百姓的话说:“它能叫我们娱乐,又能教我们懂得打日本的事。”艺术家们给这个形式取了个名字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

    民众剧团的团歌唱道:“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剧团团旗上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舞台两边贴着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额是:“团结抗战”。陕北老乡用《信天游》来赞颂剧团:“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乡干部们也纷纷说:“你们演一天戏,胜过我们工作一个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上,民众剧团被授予“特等奖旗”。民众剧团这种明确的做法,却招来了一些人的非议,认为是“雕虫小技”、“瞎胡闹”。王明就认为民众剧团搞的是“下里巴人”的“豆芽菜”,千年也成不了气候。

        1938年,马健翎创作了话剧《国魂》,写的是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通过党的地下组织打入日军内部进行抗日的故事,用方言排演。第一次为抗日军政大学师生试演,毛泽东看了戏很高兴。他随即接见了马健翎,说:“你这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很快,马健翎就把它改成秦腔。秦腔《国魂》演出时毛泽东再次观看,并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应当把这个戏的名字由《国魂》,改为《中国魂》。”这虽是一字之改,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更加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此后,这个戏就以毛泽东亲自命名的《中国魂》为名,流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解放后还在西安等地重新恢复演出,反响强烈。

    革命任务的需要,血与火的召唤,文艺家们怀着救国救民之心,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为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创作排演了大量革命现代戏,如《好男儿》、《查路条》、《三岔口》、《干到底》、《两亲家》等。这些戏有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丑恶本质的《抓破脸》,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等。新的革命现代戏所描写的都是工人、农民、八路军指战员、进步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如义勇军郑二虎、老农妇刘姥姥、地下党员知识分子唐俊峰、抗日游击队长吴刚、青年铁匠王二等。他们都成为戏曲舞台的主人,时代的主宰者,历史巨轮的推动者,一改秦腔旧剧目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霸占的局面,把被封建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创业的艺术家们,正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其超常的胆识丢掉全部旧有的封建内容和部分传统旧形式为代价,换来了为火热的政治斗争服务和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并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新秦腔。

 

鼓励发展“新秦腔”

 

        1942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引以为荣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地域环境、政治条件等原因,毛泽东有许多关于文艺的方针政策,是以地方性为发端,然后上升为普遍性的指导。诚如著名评论家胡采回忆他当年聆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的情况:“毛主席总结、研究、吸取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情况和问题,其中也包括民众剧团的经验在内,发表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2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作了记录。据出席会议的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那种民主气氛是后来难以想象的。有些人的话甚至很出格,萧军说你们共产党人的整风是“露淫狂”。而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

    柯仲平操着云南话,结合自己率领剧团到各地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到我们所在地区找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接着他的话头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据民众剧团成员回忆,当时有人问柯仲平,为啥三十几岁,就又是蓄胡子,又是拄拐棍的。柯仲平笑笑说:“工作需要么。别人是倚老卖老,我和马健翎是倚小卖老。民众剧团都是年轻娃娃,在老乡们眼里,青年人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不乔装打扮,老百姓就不放心同你打交道。我拿着这根棍,不管老乡是男是女,一见长着胡子拄着棍的,就知道你是老年人,就会让你进他家的门。这样,你不就与他拉上话了吗?”而他们的许多“新秦腔”创作,也正是这样“与老乡拉家常拉出来的”。

        1992117日,林默涵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柯仲平与民众剧团》一文说:毛泽东在讲话前,“找来了许多位作家交谈,征求大家的意见,可见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是从群众中来的。经过综合、提炼、形成科学的理论,反过来又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柯仲平同志和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柯仲平向全团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和会议情况,对大家鼓舞很大。更为值得庆幸的是,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有“新秦腔”。如果说,毛泽东在火神庙看《五典坡》时所作的指示是召示性的号召,而这“新秦腔”的提出,便是具有总结性的论断。从此,秦腔踏上了艰巨的改革之路,同时也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辉煌时期。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日益成熟,表现感染力增强。原来主要是小型的,这时主要是大型的,在政治上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力量,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特别是《保卫和平》、《血泪仇》、《穷人恨》等几部大型剧目的上演,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成为发动群众、鼓舞战士、教育新兵(俘虏)的“活教材”,看戏被部队称为“上大课”。新兵看完戏后,纷纷表决心,提保证,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剧团还编演了《反徐州》、《斩马谡》、《鱼腹山》等戏,丰富了演出剧目。

    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把戏送到基层去,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文艺思想。《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民众剧团下乡八年》的文章称:“抗战八年,下乡最多的是民众剧团,平均每8天有3天在乡间,共走了全边区31个县、市中的23个县,190余市镇、村庄,演出14750场戏,平均两天演一场,观众达260万人次以上。创作剧本45个,改编15个。”

        19429月,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与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亲笔抄录了一份16人的撰稿人名单,柯仲平是其中之一,并在他的名字下注明:“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随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通知,请大家参加毛泽东组织的便宴。开宴那天,大家边吃边聊,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三个碗,递给柯仲平、舒群。柯仲平说,感谢你,是你批给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毛泽东说,让你去受苦受难。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一起。见时间不早了,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想背着毛泽东递给柯仲平,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看到截住了,他笑了笑把纸条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毛泽东才送到屋门口,望着他们走了。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跌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但已扶不起来,结果两人东倒西歪都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叫醒,抬头一瞧,发现竟然是毛泽东站在面前,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汽车,送他俩回去睡觉。

 

称赞《保卫和平》演得好

 

        19433月,陕甘宁边区的秦腔剧团裕民剧社到延安,集体并入了民众剧团。裕民剧社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民众剧团传统戏的表演程式和秦腔音乐,同时为民众剧团团结、教育、改造使用旧艺人积累了经验。民众剧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毛泽东很是欣慰。

        1943年秋,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柯仲平、杨醉乡、马健翎。他说:“请来‘三贤’,有二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在哪里。”毛泽东又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件条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靠种田做工写剧本,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这次谈话是毛泽东对民众剧团从诞生到成长、从剧目到演出、从生活条件到工作环境、从创作方法到艺术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评价,也是对剧团方向和道路的肯定。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民众剧团的发展,经常看民众剧团的戏。194610月,中共中央为欢迎王震和三五九旅从中原解放区回到延安举行晚会,周恩来特意指定要民众剧团演出《保卫和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陪同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战员再次看了演出。毛泽东看戏时一边鼓掌,一边称赞:“好!好!”第二天,毛泽东让中宣部给民众剧团写表扬信,由柯仲平向剧团宣读。

    秦腔这一古老的剧种,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终于从固有的旧秦腔嬗变为新秦腔。这新秦腔不只是旧形式的利用,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一个彻底的变革。新秦腔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在旧剧革命中,具有开创性,开了地方戏曲改革的先河,为中国戏曲的健康发展探索出新的道路,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它向人们展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正确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对待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它在中国戏曲史上竖起一座高大的里程碑。对此,专家学者多有评价。贺敬之说:“民众剧团在我国革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戏剧文化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指出:“‘五四’以后,一些有志之士,包括梅兰芳、欧阳予倩等,也都做过一些改革的尝试,收效都不大。”“在抗日根据地,早有某些专业群众剧团用旧戏曲形式演现代戏,因未解决上述问题,成绩不佳。”“最有成绩的是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他们对当地农民熟悉的剧种秦腔进行了改革,称为新秦腔。”后来梅兰芳等获知毛主席说过“秦腔是对革命有功的戏”,于是到西安学习民众剧团,让京剧也能很好地表现现代生活。

        19496月,一野政治部将民众剧团一队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一野宣传队),但是部队指战员们还是习惯亲切地叫民众剧团。民众剧团的名称一直用到19501月。新秦腔像一面鲜艳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神州大地上,它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秦腔改革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后还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责任编辑:李曼容)

 

  • 来源:《世纪风采》第6期
  •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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