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7/9/6 17:38:45  已浏览:446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曾五次踏上过香港这片土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处理香港回归的历史重任又落到了邓小平身上。他以伟人的智慧,提出了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与撒切尔夫人就香港主权问题进行了艰难谈判,坚持香港驻军,主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771日,香港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小平与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会见希思时说,“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说着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

 

邓小平在谋划香港回归时,曾经表达了在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很多人以为他从未去过香港。其实,他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曾经五次来到香港,尽管来去匆匆,可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911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和84名四川籍学生,由上海乘法国邮船,开始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914日,邓小平和同船的同学抵达香港。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香港。同行的冯学宗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香港“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之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完全属于英国人,英人自得此地后,订立了许多束缚华人的条例,近已成为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了”。这想必也是邓小平对香港的最初的印象了。

1929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妻子张锡瑗,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赴广西开展革命工作,这是第二次到香港。次年1月,邓小平因向中央汇报工作,取道香港来到上海,这是第三次到香港。1月底,他取道香港回到广西,这是他第四次到香港。1931 2月,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到达广西。他奉命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由韶关经广州到香港,再由香港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五次到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维持现状。

19745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与客人纵论天下大事。当希思谈到英国可以给中国提供技术和技能方面的帮助时,毛泽东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说着,他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

19777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恢复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被罢免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他第三次被起用。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可拨乱反正、恢复经济才是最紧迫的工作。102日,他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和夫人。他在谈话中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在这里明显地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海外关系是正常的人际关系,中国经济建设离不开海外关系这个“好东西”。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便开始重视香港问题,思考“香港主权”的事情。19784月,国务院成立港澳事务办公室。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和召开第一次港澳问题会议。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对一些错误的极左的政策,进行正本清源,旨在改善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廖承志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一批香港客人保证,香港可以长期保留它的现行制度,中国不会在香港搞群众运动。

197812月,外贸部长李强前往香港,主要任务是考察香港怎样能为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帮助。李强在香港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经邓小平同意,正式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19793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特殊地位。”

他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香港回归,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麦理浩访问北京和邓小平的会见,给国际社会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已正式把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19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著名的九条方针政策,又称“叶九条”。

19821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把“叶九条”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能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邓小平正是以“这样的气度”缜密地思考香港回归的问题。4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他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勾勒出“香港回归”的基本路径。希思回忆起1974年与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所谈香港回归的往事,他问:“现在离一九九七年只有二十四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

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如果中国那时(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让,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邓小平在会见国庆35周年港澳同胞观礼团时说:“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

 

19817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也就是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会见的第一个香港同胞。金庸一直是邓小平的仰慕者,他为邓小平1976年的不公鸣不平。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金庸又通过《明报》予以报道,使海内外更真实地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金庸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邓小平时,躬身行礼,谦恭地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迎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査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练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邓小平和金庸畅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 “重出江湖”的邓小平对未来中国充满信心,给金庸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金庸作为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虽身在香港却对祖国统一充满热切的希望。早在19812月,他就在《明报》撰写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表示:有关香港的未来,中英双方的想法相当一致,维护香港现状,对各方都有利。他提出三点建议: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政府。金庸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体现出居住在香港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良知和底线,自然也为中国政府所接受。1984926日,中英两国草签了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金庸立即作出反应,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天才的设想”,超越了英国人的预测,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之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1982320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济民,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这件事已经定了。一切文章都在这个前提下做。现在,主要是研究这个文章怎么做的问题。”在查济民谈到香港一百多年来都是英国人统治,香港人没有机会参政,香港回归后培养管理香港的人才是个很大的问题,建议成立几个政治性团体,以便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时,邓小平指出:“这个建议很重要,为了培养治港人才,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团体。”

同年427日,邓小平访问朝鲜,他在与金日成谈到香港问题时说:“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一点上的。这不行。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岛、国际金融分中心的地位。我们设想,那时香港收回,维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挂中国国旗,也可能有个地方的旗帜,这可以商量,因为它也有些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

在这里,邓小平把香港回归的时间、主权回归的范围和回归后的香港的未来,提出了一个明晰的构想。可是,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仍然很大,目的只有一个,给香港顺利回归设置障碍。霍英东撰文回忆说:

十五年过渡的历史是艰巨的,英国的某些人是不甘心让统治香港的《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打出了“经济牌”“民主牌”和“国际牌”等,妄图继续控制和影响香港的事务。人们不会忘记1983年港元汇价狂跌的“九月风暴”引起香港市民经济生活的大动荡;人们也不会忘记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后抛出的“政改方案”引起的政治上的轩然大波。他们还刻意培植和支持一些反华乱港的力量,极力抹黑香港,唱衰香港,鼓动外国势力插手干涉香港事务。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思,正是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其根本点在于尊重香港人民,相信香港人民,一切为了香港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如邓小平所说这“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现实出发的”。他反复向世界尤其是香港同胞阐述“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期得到更多香港人的理解、支持和执行。1984622日、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重点阐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指出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他说:“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向香港各界人士说,香港平稳回归祖国,实现“一国两制”。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香港仍搞资本主义。103日,邓小平在会见由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郑重地再次承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他针对一些人担心中央政府的干预时说:“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来,香港人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分析。”

香港回归进程中出现的大多问题都被邓小平预测而言中,可见其思想的远见和谋划的缜密。在谈到港人治港参与者条件时,邓小平果断地说:“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些。”

他还以极为包容的胸怀谈到了在香港的国民党的一些机构。他说:“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香港回归所要直接面对的就是英国政府,邓小平为此多次会见英国政要。最早是1979329日,他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后来又陆续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而和撒切尔夫人的会见更是香港回归谈判中的“浓墨重彩”。这位在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闻名的政治人物,虽然是位女性,由于其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被前苏联媒体戏称“铁娘子”。她在外交上更是力主强势外交,故而“铁娘子”的称谓可是名实相符。

19824月,阿根廷军队发动突袭,一举夺去英国守备力量单薄的马尔维纳斯岛(简称马岛)。当时,英国朝野震惊,包括军方在内,都认为孤悬万公里以外的马岛无法恢复,只有从未当过兵的撒切尔夫人力排众议,坚持不惜一些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最终,英国军队远涉二万多公里,越过南大西洋,从42日至614日,打败阿根廷军队,夺回了马岛。从而在以后英阿争端中,英国一直占据强势地位。马岛战争使撒切尔夫人名声大噪,也使她更平添了骄横傲慢之气。

922日,撒切尔夫人带着马岛战争胜利的骄矜之色来到了北京,以为只要手段强硬,香港问题的解决便会如马岛一样。他的顾问尤德等对此有点担心,凭借他们对邓小平的了解,撒切尔夫人把香港等同于马岛,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他们作为专家,在来中国前做了大量的功课,十分清楚中英最高层次的对话所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具有传奇色彩,在中国政坛“三落三起”的邓小平。他们知道邓小平也有一雅号:“钢铁公司”,这一雅号还是毛泽东所赐,毛泽东称他是“柔中寓钢,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撒切尔夫人来北京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就曾对香港记者说,中国当然要收回主权,主权交接不会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撒切尔夫人恰恰在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判断错误,没有在意中国政府有关国家主权的原则和立场。尤德曾提醒过撒切尔夫人注意中国政府向香港媒体透露的有关主权的信息,可她根本没有注意这一重大的信息,仍然坚持“有关香港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的观点,以回应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主权的立场。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邓小平对于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之前已对她了解透彻了。会谈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也不是阿根廷。”924日上午9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两人先是一番寒暄。撒切尔夫人说:“我作为现任英国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邓小平嘴角一抿,微笑着答道:“是呀,英国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都下了台。欢迎您来呀!”

友好气氛中的闲谈结束了,记者被请离场,会谈转入正题。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提出“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主张。显而易见,这是对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公然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毫不含糊地回应道:“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接下来,邓小平逐一解答三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又说:“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不收回,“人民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说:“中英两国应该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坚持。”

在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时,邓小平回答:“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

这个“另做考虑”的回应斩钉截铁,是中国政府应对过渡期内的大的变故的严正态度。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当然清楚撒切尔夫人的内心深处,刚刚取得马岛战争的胜利,“铁娘子”志得意满,神采飞扬,她的思维仍然没有跳出香港类比于马岛的错误的逻辑。在撒切尔夫人访华前,邓小平曾对李先念说,中国要准备把使用武力作为保卫香港的最后手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当撒切尔夫人提出以主权换治权,提出香港将会因此而出现“严重的波动”相要挟时,邓小平才做出如上铿锵有力的回答。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有理有利有节,对方这时才领略了邓小平“柔中寓钢,绵里藏针”的风采,再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撒切尔夫人同意了邓小平建议。

会谈结束后,“铁娘子”十分落寞,怀揣一肚子的丧气,脸色凝重地从福建厅走出。噔噔作响的高跟鞋在与石阶接触时,不幸被绊了一下,以致身体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下,皮鞋和手袋也被摔在一边。幸亏身旁工作人员眼疾手快,及时把她扶起,才不致摔得过重。这一幕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并被媒体传播。尽管撒切尔夫人受丘吉尔首相影响极深,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邓小平对着记者们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19844月,英国外交大臣豪德访问北京。邓小平于18日会见了他,在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便直奔主题香港问题。他说:“一九九七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会见结束后,外交部整理成《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他在审阅时,特意在驻军问题的一旁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可就是在这个十分敏感也特别为中外关注的问题上,一位高层领导人的一句话,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时任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回忆:“1984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也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焦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正是在这种连珠炮似的提问下,一位高层领导回答不慎,被传到了香港的媒体上,说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不会驻军。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激动地说:“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那样的话?”时值全国两会,525日,邓小平会见两个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要借这个机会讲清楚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周南回忆说:“本来按照规定,邓小平接见各界人士,前边拉着一条红线,记者站在那里拍照,也不许说话,拍完了就退场,然后宾主就谈话了。这次他们拍了照,正退场的时候,邓小平把他们叫住了。”邓小平对着记者们说:“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你们给我辟个谣。”他说:“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利,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邓小平显得很激动,似有不吐不快的感觉。在记者退场后,他又以平和的态度说:“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后来,他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在会见由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他再谈驻军问题,他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

邓小平关于在香港驻军的讲话,当天就被中央媒体播出了。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的通栏大标题,重点发布了这一消息,挽回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实报道的负面影响。英方谈判团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再次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很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伊文斯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198412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并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

198922日,被邓小平称之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公之于世。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有序而正常地进行。4个月后,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又使英国政府改变了香港问题谈判的合作态度,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甚至利用港人的“信心牌”和“民意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01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来京的李嘉诚。他先和李嘉诚谈论稳定对中国的重要性,然后话锋一转,谈到香港问题,他说:“几年前我讲过,从一九九0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去。动乱平息后,英国参加对中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也放出触角,试探中国,要从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争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国的权力。英国放出这样的空气,要价要得很高,起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难不倒中国人的。”

邓小平讲到这儿,加重语气说:“我跟撒切尔夫人谈过,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考虑制定香港基本法时,我就讲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

199044日,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三个附件。199512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这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19961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121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董建华当选为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择的最高行政长官。199771日零时零分零秒,高悬在中国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国旗颓然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自此,中国正式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责任编辑:聂红琴)

 

 

       

  • 来源:《世纪风采》2017第7期
  •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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