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奠基人

 

栏目:世纪风采  加入时间:2017/11/2 10:57:18  已浏览:232

 

        毛泽东是新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由于受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限制,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但是,他的一系列有关“对外开放”的思想理论是极为丰富的,并为践行其“对外开放”思想进行过不懈的实际追求。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是逐步完善起来的,这些思想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方面它集中了党和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吸收了大量来自西欧和俄国的人类最先进的优秀科学成果,本身就是“对外开放”的产物。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8月,毛泽东便开始筹划“战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了。那时,他对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说:“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但缺乏独立发展经济所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

    不久,毛泽东对瑞士记者博斯哈德说:“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1945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194927日,毛泽东在主持制订的党中央有关文件中指出:“凡外国人在华投资设立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

       19493月他又指出:“在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及外国机关团体,则应继续采取严正态度。但我们的对外贸易机关,对凡愿与我接洽商务往来的外国人及外国机关团体,则应采取积极和友好的态度,并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

    同时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以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了要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

    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1949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由此可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是主张进行“内外交流”和“对外开放”的,并将它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项“基本国策”,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基本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看到国内有些人对中苏两国合资兴办企业一事不理解的现象时,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年以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关于这些,中央准备作出适当的解释发表。”

    正是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同年41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在目前我国经济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以吸收外国资本主义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它的重要性。……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有条件地吸收外资参加经营企业(而不仅是简单的借款和聘用外国技术人才),以便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不但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有利和必要的事情。”由此可见,即使是到了建国以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仍然是主张“吸收外资”和“对外开放”的。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为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认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几易其稿,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其中,在论述我国的对外关系时,他不仅首次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而且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一面。……对外国科学、技术、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紧接着,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重申:“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再次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他强调:在“学习的时候要用脑筋想一下,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符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很显然,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就已经把“向外国学习”、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搞好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了。

    尽管当时并没明确使用“对外开放”这个词,但他已经明确指出,要搞建设,就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来东西既不“一概排斥”,也不“一概照搬”,要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要善于吸收和学习一切民族的好经验、好做法。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思想,与以往思想相比较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趋成熟和完善,由此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

 

     毛泽东为践行其对外开放思想进行过不懈的实际努力,在实践上开创了新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先河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初步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思想,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首先,在军事上,针对建国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略朝鲜、侵占台湾、向侵略印支的法国和南越集团提供援助,妄图包围、封锁和遏制新中国的阴谋,毛泽东“针锋相对”,毅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直接参加“抗美援朝”斗争,并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同时,积极支持和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斗争,并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大批政治和军事顾问,后来又派了大量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志愿战士,直接参加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最后,迫使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签了字,迫使法国殖民主义者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上签了字,迫使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这一切,不仅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军事上对我国的包围、封锁图谋;不仅标志着美国霸权主义地位的动摇、衰落,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同时也显示出了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冲破封锁,走向世界”的决心、胆识和魄力。

    其次,在对外经济交往上,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领导中国人民“以牙还牙”,后发制人。一方面,针对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财产,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的政府令和以“停止美援”迫使接受美援的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巴特尔法案”,我国政府坚决地清除美国在华的经济残余势力,管制、清查美国政府、企业在旧中国的一切财产,冻结其所有在中国的存款。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灵活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开拓对外贸易,实行“南北开放”,把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东欧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我们就先后同苏联、波兰、捷克、朝鲜、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保加利亚和越南等国建立了政府间的贸易关系,并于1951年使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了73%,我国与上述国家的贸易额在我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50年的33.5%,上升到81.3%

    在引进方面,194912月,毛泽东亲赴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贷款协定,取得了苏联提供的总数为3亿美元的贷款,并用这笔款项从外国购买了一批建设所需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等。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获得国外贷款总计达36.4亿元。同时,在这一阶段苏联还帮助我国建设了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东欧国家援建了68个工程项目,为我国实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保证。

    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实现贸易对象的多元化。我国先后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开展了米胶贸易,与印度开展了粮食麻袋贸易等。在19524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期间,我们又与许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政府和民间贸易关系。到1952年为止,我国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始终占有较大比重,1950年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0.7%1951年占29.9%1952年也占到16.3%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西方国家某些商人迫切希望做生意的要求,以香港为基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民间小额贸易。到1952年底,我国先后与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西德和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商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和协议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从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粉碎了其“扼杀新中国”的图谋。

    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尤其是从19607月开始,苏联撕毁了600多个援华协定和合同,使我国与苏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大为缩减。“文革”期间,“四人帮”等又极力歪曲“自力更生”方针,攻击“输入”是“崇洋媚外”,攻击“输出”是“投降主义”,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受到极大干扰。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干预下,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对外开放”仍有一定的进展。

    第三,在国内经济和国防尖端科技建设方面,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使新中国在建立初期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仅提前恢复了国民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而且经过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很快摘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由一个石油输入国变成石油输出国,先后结束了中国人使用“洋油”、“洋灯”、“洋火”、“洋布”、“洋钉”的历史。

    同时,我国科学家还通过“自力更生”,在一无图纸资料、二无进口原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奋斗,到1964年便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原子垄断,也使赫鲁晓夫“中国没有苏联的帮助,20年内别想造出原子弹”的预言遭到了彻底破产。接着,我国又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先于法国等西方先进国家试制成功了氢弹。这一切,使新中国牢牢站稳了脚跟,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和威胁,鼓舞全国人民进行“反封锁”斗争,增强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自信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在这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尤其是“文革”的爆发,使我国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为巨大的成就,但仍然不可否认:我国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和建立的。它对以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对外开放”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四,在外交建设上,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各项外交活动,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不管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提出不管是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都积极争取与他们发展政治、文化、经济和贸易往来。同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侧重反对美帝国主义倡议、领导和执行的“封锁”、“遏制”政策。

    比如,我们在争取与苏东社会主义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各种关系的同时,巧妙利用西方内部的矛盾,根据英国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特别是香港与大陆毗连等情况,毛泽东很早就十分重视同英国发展关系。19548月,他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政治上也合作。并倡仪中英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

    同年10月,在会见与英国有密切关系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同样的原则。他说:“尽管(中英)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同他合作。”

    另外,在争取法国、日本方面,毛泽东也进行了许多努力。为了争取法国,19612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时指出: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也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他说,中法之间虽然还没建交,但人民来往和贸易往来还是可以进行的。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共同努力,所以法国在西方国家中才较早地承认我国,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局面意义重大。

    另外,为了打开中日两国相互关闭的大门,毛泽东更是不遗余力地全面开展工作,起初倡导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即通过广泛的民间贸易往来,逐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毛泽东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必须依靠两国人民的推动,首先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让日本人民去推动日本政府。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接见的外宾中,以日本的批次、人数为最多。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较大贡献的日本人士浅沼稻次郎、铃木一雄、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石桥湛山、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黑山寿男、安井郁等等,都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作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

    后来,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多数国家,包括英、法、日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大中的合法席位,以及众所周知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来华访问等等,不能不说这是由于毛泽东等积极努力并亲自掌握和推动我国的对外关系、为我国“走向世界”打下良好基础有关。这一切,使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外交处境大为改观,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及中日两国的建交,世界上逐步出现了一股与中国“建交热”。截止1979年,世界上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到110多个,彻底地粉碎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阴谋。

    毛泽东的外交实践充分说明:他不但从来没有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反而通过多方面的实际努力,为中国后来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作出了巨大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从实践上开创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先河。

 

      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合理延续和必然发展结果

 

    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经历过一个从“理论准备”、“实践摸索”到“大胆突破”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它是在过去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都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第一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是新中国解放前夜提出的“一边倒”。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个政策,是基于世界形势的考虑,是毛泽东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使新中国站稳脚跟而作出的一种政治上的明智选择。因为当时国际上已形成两大相互对抗的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对抗是“雅尔塔体系”的结果,当时尚无力改变。从那时中国的处境上说,中国只有“一边倒”向苏联、苏东开放,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才能使新中国免遭孤立的处境。因此,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逼迫我们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

    但从毛泽东本意来讲,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关系。这期间,毛泽东多次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因此,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的“闭关锁国”;强调“自力更生”,也不是不要“争取外援”。这个思想是明确的,并一直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

    第二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是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来的“两个拳头打人”。按当时的说法是“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这一政策如按“兵书”来讲,是犯了大忌的。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绝对不会不知道它的危害性。建国初期,毛泽东便提出过“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可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建国后并没忘记。

    当时之所以作出“双拳打人”的选择,也是世界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

    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逐步走上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即用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换取本国的利益,不断干涉兄弟党和国家的内政,用各种手段迫使我们听它指挥。这已被大家所熟知。毛泽东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不怕苏联施压,坚持顶住,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政策,并由感而发:“什么都靠人,靠不住。……外国援助和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加上这时的美国并没有放弃原来“反共反华”的立场,中美两国仍然敌对,当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时,苏联和美国一起唆使印度与中国作对,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既反美又反苏”。

    然而,既使是这样,毛泽东也一直坚持与各国发展政治、经贸和外交关系,只是从这时起更加强调:必须把与各国发展关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指出:“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毛泽东从中苏关系破裂的现实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中国正是由于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所以,才在“既反美又反苏”的情况下,仍然与其他国家做了一些生意,包括前面提到的“文革”时期,我们在国内政治动乱、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43亿美元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设备等,并没有把“关”完全闭锁起来。

    “既反美又反苏”以及“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客观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国际社会出现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受到了不利影响,但仍然取得了较大成就。

    第三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一条线,一大片”。在这个阶段中,从1969年开始,因中苏交恶,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一方面通过“独立自主”,我国的经济建设虽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但综合国力仍有较大增强。政治上,中国的作用、地位日益提高,声望不断扩大,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从战备上呈现出对我国包围的态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毛泽东认为,苏联是当时世界最危险的敌人,是“战争的策源地”,需要“联美反苏”。再加上此时的美国,在封锁、扼杀我国的阴谋破产后,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也需要打“中国牌”,以钳制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松动、中日建交,随后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政策,即侧重反苏。

    反谓“一条线”,就是从中国经日本到中东地区到西欧,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形成“一条线”,周围国家和第三世界是“一大片”,以此来对付苏联的威胁。虽然从主观上讲,毛泽东着重从政治和外交上考虑较多,但客观上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大门,即首先使西方的盟主美国对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在国际社会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对立,逐渐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所取代,“东西矛盾”逐步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也不断增强,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全面开放”,提供了良好机遇,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可恰在这时,毛泽东逝世了,之后又经过了两年左右的徘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经过了约两三年反复周密思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形势,从1981年开始对我国外交政策进行了第四次重大调整。从此,中国逐步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由此可见,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在前三次外交政策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每次对外政策的调整都是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正是有了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才有了今天的“对外开放”。现行的“对外开放”是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归宿和结果。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几次调整过程中,一方面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声望,使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说服力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但仍然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独立自主”的能力,使世人不小视我们,不歧视我们,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处于主动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在思想上、实践上,还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毛泽东都为我国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探索和努力,为我国后来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

(责任编辑:李曼容)

  • 来源:《世纪风采》2017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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