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劳动者——怀念新四军老战士柳德珍

 

栏目:世纪风采  加入时间:2018/1/12 15:03:16  已浏览:2938

 编者按:柳德珍,1922年6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42年参加抗日干革命,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柳德珍长期担任领导抓事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曾任苏州市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2017年2月27日在苏州逝世。近日,江苏省委党史工办退休干部俞黑子、苏州新四军研究会的沈伟东和柳德珍同志的儿子、女儿一起回忆起柳德珍生前的点滴事迹,描述了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普通却并不平凡的人生。

 

  孟谦:沈伟东大哥原来曾在苏州市委办公室工作,现在新四军研究会负责编辑《烽火岁月》会刊,他对我爸爸妈妈也都很早就熟悉了。妈妈去世后,沈大哥几次要我写一点关于我妈妈的文字,我不假思索就应承了。我和妈妈朝夕相处60余年,吃在一桌,住在相邻,只要她没到外地去,几乎天天见面。随便写写也应该很丰富了。但真的拿起笔来,却没词了。想来想去还是没写成。妈妈对我来说,她就是个普通的妈妈,整天忙忙碌碌、紧紧张张,不是工作就是学习,连她的穿着打扮,坐卧行止,都和隔壁的阿姨们没什么两样,走到大街上,和苏州弄堂里的阿姨们也没什么两样。这次正好黑子大哥来苏州访友,我把沈大哥也请过来坐坐,想请教一下这个任务如何完成。

  沈伟东:说不上是任务,一九七几年“文革”后期,孟谦的爸爸李浩礼同志担任市委读书班的负责人,我是那个班的秘书,从那个时候我就和老李、柳大姐熟悉了。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到他们家去,是他们的老部下,要说认识,那就更早了。后来到新四军研究会编杂志,也经常来看望柳大姐。他们这样的老新四军战士,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

  孟群:我哥的难处我特别能理解。我80年代嫁到南京去了,没有哥哥和妈妈相处时间长。我对妈妈的印象也是这样,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当然那一辈人有他们的壮烈、他们的光荣,她十七八岁就参加了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20岁就闯过日本鬼子的重重封锁,投身于苏中抗日斗争中,历经艰险。但是她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起过,我还是在“文革”中到上海姑姑家里去避难及嫁到南京去后,听前辈们说起的。

  俞黑子:柳德珍阿姨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我还是1974年从北大荒回南方探亲,拜访过她。那时她已经从被批斗中解脱出来,担任苏州平江区革委会的副主任。处境改善了,但家里居住条件没有改善,一家五口人住在两间小房子里,几乎转不开身来,好像是“文革”初被扫地出门时的“牛棚”。这次再来看看,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机关宿舍的套型,也就七十几个平方吧,没怎么装修,比一些普通的机关干部都不如。苏州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像柳阿姨这样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担任过市人大副主任的老人也是数得过来的。她不是没有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但都放弃了。她从来就没有想过搬家,她愿意住这样老旧的干部宿舍,和普通的机关干部住在一起。

  孟谦:说到医疗待遇,前年住院时,妈妈大概意识到年事已高,特意一再关照我:如果病危了,就要向组织上和医院主动提出来,放弃抢救,不要再占用医疗资源。我一个做儿子的,怎么也张不开口,结果是她自己去说的。

  俞黑子:我在记录拍摄老一辈先贤的资料时,曾多次记录过他们的弥留状态,许多老人都有这个要求。例如黄克诚大将。黄老说:我现在不能再为人民做什么工作了,生命已经没什么价值了,就不要再浪费医疗资源了。这些药品给更需要的同志吧。他拒绝治疗,甚至清醒的时候拔掉输液的管子。审片负责人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说:这一段还是不要播出吧,太惨了、太令人心痛了……老一辈的价值观和生死观是统一的,对人民有利,就有价值,不能做贡献了,就没有价值了。

  孟谦:名利呀、得失待遇呀,妈妈好像从来不当回事。苏州是“文革”的重灾区,造反派闹得很凶的。妈妈1966年冬被隔离审查,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她被关到哪里去了,可以想见妈妈是吃了不少苦的,可她从来没有说起过。1970年年初到苏州手套厂,后又到袜厂做支部书记。她20多年前在抗日根据地就做支部书记了,20多年后又做了回去。她一句怨言都没有,只对我们儿女说了一句:你们妈妈又有工作做了,就认认真真上班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从事业单位被调到企业单位,很快就下岗了,就一直靠做零工生活,养老金只好自己交,一直到退休。

  沈伟东:那个时候柳老是我们的市级领导,再说她在苏州工作几十年,老上级老部下多得很,安排个工作岗位应该还是容易的。但她从来没有向谁开这个口。作为领导干部,她当然知道下岗对儿子的生活将意味着什么。回过头来想想,如果她愿意过问一下,下岗这件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孟谦:妈妈就这么默默地看着我干这干那,算是自由职业吧。妈妈到了晚年才对我说,当时她是可以过问这事的,只因为我是她的儿子,她不能用权为儿子说话。她就这么默默地看着我干这干那,也许她认为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这就是很好的事儿。

  俞黑子:“不能用权为儿子说话”,一句朴实的话,说出了共产党人权力观的精髓。权力是人民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能用于服务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即使家庭的成员受了委屈,也决不公权私用。我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许多老红军、抗战老战士等开国功臣的孩子。他们固然有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有经商的,但也有为数不少像孟谦这样过着普通退休市民生活的,同样是我们应该敬重的。因为敬重他们,就是敬重老一辈对信念的坚持。

  孟谦:妈妈从来就要求我们兄妹做普通的人,要诚实勤劳,凡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她对我们兄妹从小就很严格。记得我上小学时,一次生病住在第二人民医院小儿科病房。我喜欢玩喷水枪,看到医院里有个大号医用针筒,就带回了家。妈妈一发现,就厉声责令我把针筒归还给医院。妈妈亲自送我到医院门口,要我独自到小儿科病房归还针筒,并认错检查。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是终身难忘的,太深刻了。

  俞黑子:柳阿姨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僚的大家族,青少年的时期就对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这也是促使她离开家庭投奔革命的因素之一,艰苦朴素、干革命工作、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成为她的坚持。坚持了一辈子,不容易。

  孟群: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出来她在坚持什么,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呗。她不像有些文学作品中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满口的大道理。在家里,从小到大,就没听她对我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哥哥参加工作了,她说了一句:好好工作。我考上医学院了,她说了一句:好好读书。我出嫁了,她也就感叹一句:以后离家就远了……

  孟谦:1960年代初,我的两个姑姑先后从上海去支援内地建设,一个全家去了陕西,一个去了江西。本来上海人去“支内”,被认为很光荣的事情。无奈在陕西的姑父身体本来就不好,那年又闹饥荒,生活艰苦,有了病也没处看,姑父重病回到上海,已经无法医治,很快就逝世了。我妈详细了解了两个姑姑的情况,发现都差不多,不仅艰苦,身体比较弱,没条件看病。妈妈立刻行动,不管三七二十一,陆续接姑姑们到苏州来,该吃饭的吃饭,该看病的看病。我那时小,只见她天天忙里忙外,旋风般地进进出出,为了姑姑们,好像把我们忘了。那可是一个出门三步就得票证的年代,不说别的票,一下多了几张嘴要吃饭,光粮票就能把人愁死,于是家里两稀一干就变成了顿顿稀饭,有几个芋头吃就很开心了。我后来看长辈们的回忆录,当时连地委书记都饿得浮肿了,真不知妈妈是怎么带我们老老小小渡过难关的。这个情况,一直到形势好转了,姑姑们在苏州从临时工做起,逐步安顿了下来。

  沈伟东: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有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要到柳大姐家。那时孟谦的二姑姑还住在那里,我们的话题常常会涉及到二姑姑。柳大姐对她很关心,生活上也很照顾。孟谦的爸爸去世后,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她,使她生活得很安适。当时,柳大姐的一个弟弟,是她带出去走上革命道路的,“文革”中受到了部队错误处理,他的一家也经常出入在柳大姐家。本来住房就拥挤的柳大姐家,就显得更是紧张了。她和她的一家人,无言无怨,默默地克服。

  孟群:我哥那时小,我更小,啥也不懂。后来出嫁了,公公有一段时间在省里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天天来诉说冤情的人络绎不绝。我才想到,那个年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亲不亲,线上分”,多少家庭大义灭亲、反目成仇。缺吃少穿的困难还是其次,主要是政治罪名千斤重。我姑姑和我爸爸是同父异母的,家庭成分在当时当然是“有问题”的,也是一个大家族。我爸爸妈妈当年都是背叛家庭出来参加革命的,抗日救国,义无反顾,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对剥削阶级决裂得很彻底。但是对家族中的成员,像姑姑舅舅他们,有了难以解决的困难,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敢于担当的亲情,这是我最佩服我妈的。不仅有仗剑天涯的壮志,也有扶危解困的柔情。

  很快就到了“文革”时期,从一开始我们家被冲击时,两个姑姑就非常关心我们,照顾我们。父母被关起来的那两年,他们又设法把我送到上海去,我才十二三岁,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吧,怕我吃亏。他们的家庭在上海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他们尽所能地照顾我,苏州的武斗全国有名,但我在上海长辈们的照顾下却无忧无虑地生活,甚至有点没心没肺。很庆幸在我青春期开始时没有留下“文革”的伤痕,也很感激姑姑们和他们的家庭对我的照顾。

  沈伟东:“文革”是非常残酷的,柳大姐夫妻两人都受到冲击。那时我在苏州报社工作,一次前往在党校举办的市级机关干部学习班采访,看到柳大姐与几位同样受审查批判的当权派正在打扫厕所,其中还有我的老领导、市人事局副局长黄建华,当时感到很尴尬。他们在党校哪里是在学习呀!每天就是写检查、揭发和无休止地接受批判,空闲下来则被责令打扫卫生。好容易“解放”了,才被分配到企业工作。到了19758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我和孟谦的爸爸在市委读书班工作,为解决办班地址,我随老李几次到有关部门联系,遇到几个造反起家的负责人,对我们态度冷淡,搪塞敷衍。性格内向的老李,我看他的神色显得黯然而气愤。此后,老李闻听到了政治形势又将出现反复的信息,一时间担心和忧虑充塞于他的心间,终于愤然离开了我们。老李的去世,身体已是非常虚弱的柳大姐,受到了重重打击,整天卧床不起。当时市委的某位负责人,还做出了诸如不准送花圈、不开追悼会等种种规定。许多有正义感的同志,未予理睬这些规定,照样送花圈,去火化场与老李遗体告别。老李的突然离世,一家人顿时陷入了无限悲痛之中。对柳大姐来说,她顶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却很坚强,与错误的规定作坚决的斗争。

  俞黑子:我1974年去拜访柳阿姨那次,是俞崇正阿姨带我去的。柳阿姨问了问我在北大荒的经历,很快就开始和我讨论起对时局的看法。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柳阿姨和俞崇正阿姨便开始一件一件事地数落起江青和张春桥来。柳阿姨越说越生气,气得站了起来,脸涨红了。我印象特别深。俞崇正阿姨是看着我长大的,自然不把我当外人,柳阿姨却是第一次见面,也毫无保留地斥责江青等的恶行,在高压的政治气候下,对我的教育很深刻。他们当年投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无论在多么复杂的环境中都是一以贯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兴起的思想解放大潮,老一辈的他们是启蒙者。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在事关国家兴亡、人民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柳阿姨原则性很强,是随时可以拍案而起,投入战斗的。

  孟谦:妈妈离休后,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在家的时间多了。我想她辛苦了一辈子,终于可以享享清福了,在家读读书,看看新闻,和孩子们一起玩玩,从此颐养天年了。

  沈伟东:柳大姐离休进入2000年后,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数次摔跟头,行走已是困难了。可她对新四军研究会的工作,依然那样牵挂和热心。记得2012年春,会长会议组成人员要去相城区,参观阳澄湖地区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在我征求她意见时,她说这个陈列馆我是要去参观的。她骨折刚治愈不久,走路不稳,但她坚持与大家一起参观。在我负责编辑会刊《烽火岁月》期间,她克服了记忆和撰写的困难,总是亲自握笔撰写,到街头的打字店打印后,嘱我去取。其中回忆1942年在泰县、如西县参政会工作情况的《难忘的经历深刻的教育》一稿,刊登在2009年的《烽火岁月》会刊上。在研究会交会费的几年里,每位每年一般缴1020元,可柳大姐每次总要缴200元。她是想多交一点会费,也作为对新四军研究会工作的一点支持吧。

  孟谦:妈妈90岁生日刚过后不久,突然很严肃地对我说要立遗嘱。我想这个家里除了一大堆书外,也没啥,干嘛这么认真呢,立不立遗嘱也没啥区别。没想到她老人家立遗嘱并不是想到什么财产,是要捐献自己的遗体。之前,她已将外婆、父亲的骨灰撒了,说死了的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皮。她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件事没有子女的配合是办不成的,所以要很严肃地征求我的同意,我因为长期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对她的心意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表态说我同意,陪她去办了相关手续。

  孟群:这件事上我是有点想法的,但是妈妈那么坚持,我也就同意了。

  孟谦:妈妈过了90高寿,老小老小,是有点返老还童了。有时就像个小孩子。相关手续已经办了,她还总是问:这件事最后能不能落实呢……总在叨叨这事。我说:手续都办过了,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她沉默了,过没几天,她又唠叨,还是不放心。怎样做才能让她放心呢?这倒成为我一段时间里的大心事。终于有一天妈妈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办遗体捐赠的手续的……我豁然开朗了。我那时还没想过自己的这个事情,再说了,和爸爸妈妈一生的精彩相比,我的一生过于平淡,身后事怎么处理都无所谓啦。我也未有多少思索,就痛快地响应妈妈的提议,妈妈听了感到放心和欣慰。果然,我去办了自己的遗体捐赠手续后,妈妈再不为她捐遗的事操心了。现在,妈妈已经逝去,我一想起将来的某一天,我的名字将和妈妈的名字刻在同一块石碑上,像她生前一样,受到她的呵护,也守护在她的身边,心里涌出的不仅仅是养育的亲情和温情……

  俞黑子:有时间我一定去拜谒那块石碑,不仅是去看望柳阿姨,也要去看望石碑上那些和柳阿姨在一起的奉献出自己全部身心的普通而伟大的灵魂。

  • 来源:《世纪风采》2017第12期
  • 作者:孟谦 孟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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