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与马林的精诚合作

 

栏目:世纪风采  加入时间:2018/1/12 15:07:52  已浏览:3231

 

  马林,荷兰人,早年在荷兰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11年,被推选为荷兰工会联合会主席。1913年,被指派到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运动。19207月,他作为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共产党团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马林的工作才能和在荷属东印度领导殖民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得到了列宁的赏识和器重,被列宁派往中国。他先后三次来华,每次来华都与他的翻译兼助手张太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张太雷的帮助下,马林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对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们的精诚合作也给予张太雷各种历史契机,使之参与或见证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活动,成为张太雷在早期中共党史上的独特的革命经历。

 

        被选为做马林的翻译兼助手

 

  张太雷第一次见到马林是19218月。那时,他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向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局汇报了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等情况,拟整顿、建设、发展青年团。在这之前,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召开之后,中共中央局需要有一个特殊联络员,直接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打交道,充当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可以及时传递双方的有关信息特别是处理敏感、重大问题的意见,便于采取下一步的策略。于是,刚回国的张太雷便被选中担任马林的翻译兼助手。

  中共中央局选张太雷作马林的翻译兼助手是基于张太雷的革命经历以及他的才华而做出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里,张太雷是较早接触和翻译苏俄革命文件的革命者,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经受斗争考验,逐渐转变世界观,选择马克思主义;他最早与俄共(布)党员柏烈伟密切合作,参与北京革命局和建党、建团工作,起草和修改各种报告,辗转送给境外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组织;他也一直担任秘密联络员,在京津两地之间奔波,熟悉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和北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他较完整地接受西式高等教育,精通英语,其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19211月,张太雷受命秘密出国,前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5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7月,张太雷又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并做了长篇发言,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成为中国青年团代表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人。

  张太雷这次回国向中共中央局汇报时,有许多事情要马上着手操办,还必须得到马林即共产国际必要的各种帮助和指示,其中就有筹备远东民族大会一事。张太雷作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在莫斯科时已经与国内联系,要组成一个中国代表团。所以选张太雷做马林的翻译是情理之中的事。

  初次见面,张太雷对马林的第一印象是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具有雄辩家的口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马林打量着眼前刚从莫斯科赶回来的张太雷,有点不相信这位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有多大的本事,中共方面竟然派他来做翻译兼助手。张太雷也早已习惯了外国人这种傲慢的眼光,熟练地用英语回答马林提出的每个问题,马林习惯地耸耸肩。但合作一段时间后,马林不得不改变了态度,开始信任张太雷,也愿意听他的意见。

  从马林来华工作期间留下的的许多珍贵英文档案,包括他的报告、工作笔记、信件、电文等看,其中经常涉及张太雷,说明马林的工作离不开张太雷。包惠僧也曾回忆说:“张太雷同志在八九月间由莫斯科回来的。他担任马林的助手,终日忙于翻译,并为马林搜集和整理资料。研究草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的新方案。马林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得张太雷同志的帮助很大。”

 

        陪同马林南下会见孙中山

 

  19218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张太雷回国,带回了大会作出的关于争取群众大多数和建立统一战线方针的有关决议。共产国际这一方针鼓舞了马林。马林根据自己在印尼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最早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马林在中国实践其统一战线思想受阻碍时,张太雷积极陪同,考察各方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1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从上海出发,途经湖北、湖南,开启了华南访问之行。

  192110月,张太雷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先是陪同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张继是国民党元老,曾担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马林谈起参加远东大会一事,张继得意地笑了。原来不久前国民党派出的全权代表张秋白,正是张继、居正共同签发的委任状。张太雷把话翻译过去,马林很高兴,不过触及国民党基本政治倾向等具体问题时,老于世故的张继绕开话题,很热情地邀请马林去桂林访问孙中山。

  1210,马林和张太雷登上“岳阳号”轮船离沪,溯江而上,先去湖南,后辗转南下。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警方怀疑,也可以顺便调查沿途有关的情况。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摸清国民党政治倾向和华南地区有关情况。船抵达芜湖时,张太雷按照马林意思发电报给湖北武昌的包惠僧,请他来汉口怡和码头相接。包惠僧和陈潭秋如期前来码头。马林很客气地与他俩握手,简单地谈了几句。张太雷说要马上离开此地,避开取道香港那条路线,不必与英国当局打交道。包惠僧心领神会,立即叫上了小船过长江,到对岸武昌,买好车票,送走马林和张太雷。

  经粤汉铁路南下进入湖南境内,马林和张太雷决定短暂停留。听说省长兼督军赵恒惕好像比较开明,搞起湖南自治,又立省宪法,允许建工会等,这些让第一次踏入内地的马林感到很新鲜。同时看到长沙等地的贫困和落后,这些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使马林产生许多困惑,幸好张太雷做了不少解释,马林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由于赵恒惕的所谓开明,马林和张太雷得以接触当地早期共产党人和激进知识分子。

  在长沙潮宗街的文化书社,马林和张太雷见到了毛泽东和易礼容。马林来长沙之前,毛泽东等人已选派夏明翰、王光辉等人参加远东大会,这更加引起马林的浓厚兴趣。毛泽东还介绍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前来,听取马林详细介绍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和准备召开的远东大会,以及苏俄革命和共产国际有关情况。更巧的是,黄爱还曾和张太雷一起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还一起随觉悟社和天津学联请愿团赴京,被警察关押一个多月。

  马林、张太雷走后,长沙举行各界群众万余人大会,反对美、英、法等国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华盛顿太平洋会议,黄爱、庞人铨为总指挥。不久,黄爱、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被赵恒惕杀害,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张太雷将此事告诉马林,马林很气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只有在长沙,我们青年团组织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游行示威,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它于192112月底举行罢工。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在这次罢工中被捕,并遭到省长的杀害。”

  马林、张太雷离开长沙时,受到的还是赵恒惕热情待客的尊荣,受到特别关照,由士兵奉命护卫,直至走出湖南省境。12月下旬,马林、张太雷抵达桂林。孙中山是在124由广州抵达桂林。此间,孙中山接见了马林和张太雷,并进行了三次长谈。张太雷作为翻译,首次见到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询问了俄国革命、苏俄发展、新经济政策、苏俄采取的宣传鼓动方式、苏俄红军的政治训练工作等方面情况。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马林来华之前,列宁和苏俄政府曾收到孙中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贺电。列宁也给孙中山复函了,成为中俄两国革命领导人相互联系的开始。马林则是孙中山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国际正式代表。孙中山对苏俄新经济政策很感兴趣,并把这种政策同他的民生主义视为一题。他也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又担心与苏俄的过分接近会引起列强干涉,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孙中山等人也只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这次会谈中,马林的一些设想被孙中山等人否定,但是他觉得还是有许多收获,于是整理成一份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复兴和同苏俄的关系》。其中谈到,在中国一个革命的政府应当清楚地了解苏俄,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如果与苏俄订立条约,就会使中国人民看到南方运动的领袖与其他战场军事领袖的眼光不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当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建立秘密关系。这个代表团的设想两年后才演变为现实,即赴莫斯科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带队,张太雷也随同前往。

  192215,马林和张太雷离开桂林,前往广州。此时的珠江两岸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南方工人蕴藏的强大力量,对马林和张太雷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马林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对于香港罢工海员产生的影响,却很吝啬赞扬共产党人发挥的作用。与陈炯明会谈后,马林更坚信这一点。张太雷有不同意见,他知道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组建,刚组建起来的数十名团员已经投入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斗争。

  陈炯明是莫斯科方面特别关注的联络对象。陈炯明在主政广东推行的一些政治、经济、教育等“新政”,为他赢得了“社会主义的将军”桂冠,因此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关注。在广州,马林与陈炯明会谈三次。张太雷有点惊讶地听到陈炯明谈起一些激进观点。陈炯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试图在拥有3000万人的广东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遏制私人资本主义,建立拥有最大自主权的民主政府形式。他认为,整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纲领是很不够的,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他还想派一个代表到俄国去,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广州设立一个办事处。与陈炯明的会谈使马林非常兴奋,毕竟在孙中山那没有获得的一些东西,在他这里听到了,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向莫斯科汇报。但是,6月,却发生了陈炯明炮轰总统府,驱逐孙中山的事。192223,马林、张太雷等人又前往汕头调查工人罢工情况,37返回上海。

  马林这次华南之行,与孙中山、陈炯明分别进行了多次交谈,实地了解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成分构成情况。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这就比较容易在其内部促成重视群众运动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推行共产党的主张,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同时,马林指出,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比印度的甘地更有战斗力。他认为陈炯明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分权,反对北伐,并指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合作对象。马林通过三个月的华南之行,对中国各派力量进行了上述直接与间接的考察分析后,认为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更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马林主张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通过国民党组织接近和联系群众,和国民党人共同开展反帝斗争。这样,马林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可以合作的对象。马林华南之行及国共合作方案的初步形成,与张太雷的帮助有直接关联。张太雷既承担马林在所有的会谈和群众集会上的翻译工作,又形影不离地保护马林的安全,使其免受反动分子的迫害。此外,张太雷还积极搜集与整理报刊等有关资料,翻译后供马林研究,为其及时了解中国情况提供了有效支持。

  舟车劳顿,加之沿途工作辛苦,身体强壮的马林途中生病了,多亏了张太雷的精心照顾,才勉强撑到上海,经治疗三周后,马林的身体才有好转。经过一番折腾,促使这两位异国革命者成为患难之交。马林写信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张太雷,他指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完全中断,自张太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回来后,有计划地安排了对青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华南,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宣传取得显著的成就”。19223月底,马林回莫斯科汇报工作。

 

        一同参加中共西湖特别会议

 

  1922711,马林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上报告中国之行,详细地叙说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况,明确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同意马林的主张,下达专门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国民党,到国民党内部工作。并授予马林委任书,即担任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派驻中国南方代表。这时苏俄政府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接替斐克斯的工作,与北京政府谈判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同时与孙中山继续会谈,寻求建立较牢固的关系。越飞选中马林作为助手一起来华,使得马林来华的身份很特殊,成为国共两党与苏俄代表越飞三者之间起纽带作用的重要人物。张太雷作为马林的翻译兼助手的作用也非同以往。

  中共二大后的8月初,张太雷在上海第二次见到马林,之后立即投入工作,在有关会议上翻译马林的意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等人听取后觉得事关重大,决定邀请李大钊南下,共商国共合作事宜。

  1922825,马林和张太雷与孙中山见面了。经过“祸生肘腋”的孙中山看上去有些疲惫,他很高兴地接过马林转交的越飞信件。马林介绍了自己第二次来华的使命,劝告孙中山,不要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去收复广州,要开展群众工作,使上海成为对全国工农进行广泛宣传的中心。这时孙中山并未完全放弃联合其他政治势力实施北伐的军事行动,但是他已改变策略,对于马林来访和劝告看作是一种友善的行为,况且他很想得到苏俄援助,因此与马林的会谈达成某种默契,同意促进国共合作。

  离开孙中山住处后,马林和张太雷商谈下一步工作计划,由马林向陈独秀等人建议,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8月底,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西湖召开。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蔡和森与马林在会上争论激烈。马林坚持认为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党内联合”,这是落实国共合作的第一个步骤,并依据共产国际指示,详细地说明了这个主张。张太雷把话翻译过去,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立即表示不同意,认为国民党并非什么多阶级联盟,而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在一起,将会丧失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对于国民党吸收党员以打手模、宣誓服从表示对孙中山忠诚的方式,陈独秀等人更加难以接受。

  马林示意大家停止发言,大声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针对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马林的主张的不同看法,只有张太雷等极少数人理解马林的思路和主张,站在共产国际的宏观角度上审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张太雷明白这语气中包含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气,谨慎地选择词句翻译过来,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不由把目光集中在陈独秀身上,张太雷很担心陈独秀的火爆脾气会随时发作。“……好吧,听从共产国际指示,有意见可以保留。”陈独秀板着脸,流露出无奈、不满的神情,他原来想坚持独立性,现在被复杂的情绪所替代,其中包括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否则中国共产党难以进一步开展工作。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开了几天,李大钊等认为,先由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实现中共二大既定的政策,是避免与马林、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由此开始,将难以实现的国共“党外联合”的设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党内联合”政策。

  马林、张太雷等人明白这仅仅是开始,必须抓紧时间“趁热打铁”,立即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商量下一步具体工作,拟定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等人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9月,孙中山邀集在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人讨论改进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张太雷等作为特邀“跨党”代表参加会议,引来一片惊奇、猜疑的眼光,但这毕竟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奏。两天后,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9个成员之一。为此,陈独秀与马林、张太雷协商起草一个改组国民党的草案,其中宣传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后来被送到孙中山手中。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湖会议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周报,由蔡和森、高君宇等人负责,办刊费用则由陈独秀与马林、张太雷商量后,让马林负责解决。

  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迁往北京,团中央张太雷等人随之前往,并时常召开会议处理各种问题。张太雷改任《先驱》主编,但经费等问题还需要马林支持。

  12月,马林告别张太雷,再次赴莫斯科汇报工作。酝酿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计划总算有点眉目,张太雷参加了其中主要过程,亲眼目睹了国共两党要人的思路和立场,接触到的问题极其错综复杂,当然还有许多矛盾隐藏在背后。

 

                                配合马林劝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2月,马林第三次来华,临行前经布哈林介绍会见了斯大林,接受斯大林指示,还与苏联外交部门负责人加拉罕商谈外交工作。这样,马林肩负着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两方面的使命,根据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筹备中共三大,促进国共合作,同时推动孙中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

  踌躇满志的马林曾与陈独秀商量,起草一份国民党改组计划。“计划”分为9个部分,21人组成新的国民党执委会,规定组织部、宣传部、出版社等职责及其机构组成、分布地,还设想各部门的人选问题,组织部部长张继或廖仲恺,联络部部长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出版部部长蔡和森,通讯部部长张太雷。这份改组计划显然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但也透露了马林的心态,一方面他倾向于国民党,另一方面却要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重要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显然他还是看重共产党人的实干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由此推动国民党改组,担负起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

  张太雷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名字被列入马林设计的草案,被委以机要重任,只是觉得在北京与马林重逢很高兴,并继续担任他的翻译兼助手。马林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去沈阳与张作霖商谈,处理中东铁路的棘手问题,了解孙中山联张(作霖)的北伐军事计划。这直接牵涉到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对华策略,也是马林将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的重要筹码。

  192327,吴佩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彻底打破了苏联与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联吴策略的美好幻想,于是联孙策略显得更为重要,以此推动国共“党内合作”。二七惨案发生后,马林、陈独秀等人已遭到通缉,北京的险恶环境迫使中共中央机关迁移至南方。马林、陈独秀等人先南下赴粤,张太雷受命留沪,与邓中夏等人处理党团事务,随后,张太雷动身赴广州,继续配合马林工作,并筹备三大。

  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后,准备全力以赴消灭陈炯明的残部,希望尽快得到苏联的援助。51,越飞打电报给孙中山,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还准备提供800支日本步枪以及机关枪、装甲车等,再三希望孙中山对此援助严守秘密,并制定马林作为代理人,前来谈判。马林试图通过廖仲恺说服孙中山,放弃攻打陈炯明,把精力投入国共合作方面,但碰了软钉子,其他国民党要人见到马林总是提到筹款。马林只好与廖仲恺去石龙前线,当面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哪里听得进去,出于礼节,婉转地拒绝,认为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广东问题之后,再着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马林失望地离开石龙,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给孙中山援助。

  6月中旬,北京政府黎元洪被直系军阀曹锟逼下台,曹锟窥视总统宝座,引起全国一片哗然。一些议员致函孙中山,请他北上,复总统职。马林探知孙中山有北上之意,再次与廖仲恺前去会见孙中山,劝说孙中山利用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立即转变方向,加快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并尽快赴莫斯科。孙中山认为抓住北京政府领导权并不重要,应该先解决陈炯明,估计两个月后可去莫斯科和柏林,依靠苏联的军事援助、德国的科学技术,实现共同建设新中国的计划为时不远了。

  对于马林再次会见孙中山的结果,张太雷好像有种预感,可能还是要碰壁。按照事先商量的结果,他撰写了《国民党目前之两种责任》一文。文章迫切希望国民党代表民众说话,领导民众争夺领导权,而不应当被人民遗弃在后面跟着走,从而失掉自己的领导地位。这显然是马林等人与张太雷事先商定的。

  孙中山没有食言,629,发表对外宣言,指责北京政治状况的混乱,但是没有张太雷等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种“激进”态度。马林期盼的国民党改组的实质性措施还是他的接任者鲍罗廷来华后实施的。

 

      协助马林召开中共三大

 

  1923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是广州东山春园,楼房下面两层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居住,马林住在三楼,张太雷和瞿秋白作为他的助手同住一层。

  马林带来一部英文打字机,紧张地在打字机上起草中共三大宣言。张太雷将此翻译成中文,瞿秋白协助修改,定稿后再翻译成俄文。他俩又把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

  1923612日早上,张太雷和瞿秋白穿着西装,与马林同去会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等40人先后落座。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引起激烈争论。

  张国焘等人受到维经斯基的影响,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由它来领导革命”,并且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认为这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这种主张遭到马林、陈独秀等人的反对,他们以共产国际有关决议为依据,强调民主革命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不能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汇合一切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也流露出一种错误倾向,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归于国民党,即“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在会议上分别发表看法,张太雷的发言最为激烈,以共产国际精神为依据,坚决主张国共合作。瞿秋白则一口气谈了16条意见,认为“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他的发言具有鲜明的辩证发展思维,为张太雷等人发言作了重要补充。张太雷把话翻译过去,马林点头称是,露出满意的神色。会议期间,马林精力旺盛,深夜里还在英文打字机前整理一天会议的记录,张太雷和瞿秋白同样熬夜翻译和整理,还分别承担起起草和修改大会有关决议的任务。

  中共三大期间,马林经常就具体问题询问张太雷和瞿秋白:“请告诉我,我应该怎样阐述共产国际提纲(即19231月《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的观点?我是否需要对中国形势做一番分析,并将与其他地方东方国家加以对比?”瞿秋白想了想说:“不用这个办法,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最后,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有关决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委会,陈独秀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完成了马林预期的任务,张太雷、瞿秋白作为马林的助手兼翻译做出重要贡献,他俩的才华进一步得到马林的赏识。事前的6月初,马林发给苏联政府驻北京(代理)全权代表达夫谦一封电报,高度评价张太雷,认为他很能干、可靠、完全信任他,并让他参与罗斯塔社(后为塔斯社)驻广州的机密工作,“开始让他回复电文”,且给予丰厚月薪,每月200元,交通和资料费50元,但是遭到达夫谦的拒绝。

  马林原来想担任苏联派驻广州的领事或越飞的助手,但是他作为非俄国人不可能担任这样的外交职务,莫斯科只想给他一个罗斯塔社驻广州代表的职务。马林权衡利弊,加之其他原因,最后决定结束自己在中国的使命。临行前,他整理了所有机要文件,委托张太雷随身携带送去北京。

  马林三次来华,与国共两党要人经常打交道,相互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特别是对于张太雷。张太雷作为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当马林在中国执行共产国际任务遇到阻力,不被中共党内同志理解时,他总能在工作中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与马林携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如果马林不离去,继续在华工作,很可能改变张太雷后半生的政治命运。不过正是有了马林,张太雷才得以参加马林与孙中山等国民党要人的大部分会谈,见证了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期工作。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发现自己已失去过去所有的权力,只是共产国际机构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他流露出很想再次返华工作的念头。几个月后,张太雷随蒋介石代表团访莫斯科。他曾试图帮助马林返回中国,但是未能成功。

(责任编辑:李曼容)

 

 

  • 来源:《世纪风采》2017第12期
  • 作者:雷语林
图片信息
推荐信息
信息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