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人民信访的周恩来

梦 菲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8/3/7 10:56:49  已浏览:3426

周恩来一贯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把它当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与桥梁,并对如何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总是一丝不苟地阅处人民来信,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他处理人民来信从不粗枝大叶,处处事事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思人民所需。这对安天下、赢民心有着深远的意义。

“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方便群众吗?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来?”

1950年l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党组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党组作为领导机构,要勇于反映群众的意见时,指出“对于下面的意见要善于分析,辨别是非,好的意见要发扬,坏的要批评,严重的给以打击”。1951年6月7日,周恩来签署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周恩来不但确立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处理原则,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做法和要求。1957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谈到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时,进一步指出:“群众控告国家机关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应认真处理,需要转交时,一般要交给被控告者的上级领导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处理,并应及时查问结果。对于假借人民来信、来访名义进行无理取闹的坏分子、诈骗犯,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联系有关部门作适当的处理。”而且,周恩来还要求各级政府信访机构要热情接待、负责处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中规定:“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制内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并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

为此,周恩来具体提议:接待室要位置醒目,交通方便。尤其要求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要设在来访群众容易找得到的地方,群众进出方便,不要任何手续。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最初设在北京府右街,办公的地方非常狭小。1964年以后,各地人民来信和来访者增多,周恩来觉得应该更加方便群众,让大家有一个反映情况的地方。于是,他指示国务院盖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地址要选在来京上访的群众容易找到的地方。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5年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搬迁到西长安街原北京市一机关旧址。此地位置醒目,交通方便。此后,周恩来又根据有关同志的建议,同意将新的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建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附近,这就更方便了来访群众。

同时,周恩来还特别提出,群众进出接待室,不要任何手续。即是说,不办手续,不要证明,有个宽松的氛围,让来访群众心情舒畅。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心中始终装有人民,处处为群众着想,从而激发了大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人民信访接待办公室为了自己便利,不挂牌子办公,便明确指示各接待室全都要把牌子挂出去,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切实反映群众中最迫切的问题。他说:“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方便群众吗?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来?”

“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

周恩来素有发现问题后要求派人立即查明真相的工作作风。1960年3月29日,周恩来接到有关部门转送的安徽省一位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提到“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曾经发生饿死人的事件”,并反映,“该地区田地荒芜”“农民纷纷逃亡在外”“干部作风恶劣”,万望“派员密查”。

看了这封人民来信,周恩来致信当时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请他立即派人查明真相,然后视情解决。

周恩来在信上说:“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接到总理来信后,曾希圣立即安排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向周恩来汇报调查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于各地发生的水旱灾害,向来强调“重点放在生产自救上”,应“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对于来信中反映的社队干部中存在的专横作风,在他主持制定并于1960年11月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要求坚决纠正。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

1961年10月14日,久病住院的广饶县公安局干部曹树立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反映山东省惠民地区和广饶县饿死人的问题。信中情绪激昂、言辞激烈。

原来,1960年前后,我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山东省惠民地区(今滨州市与东营市)、广饶县(今东营市)成为重灾区之一,因疾病、饥饿而死人的现象经常发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树立经过前思后想,鼓足勇气写信给国务院反映这里饿死人的情况和他自身的处境。

曹树立斗胆上书国务院,题为《小干部和主席谈心》,署名为十一年的候补党员、三十二块的小干部、患病吃不饱的人、神经正常的人,曹树立。

10月30日,曹树立的来信转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周恩来看完这封老百姓敢说真话的信后,心情沉重而急切,觉得让老百姓挨饿,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各级干部有责任。信中反映的问题应认真对待,弄清真相,迅速解决。

于是,周恩来迅速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了一封信:

启龙同志:

现附上曹树立来信抄件一份,并有他附件一纸,请阅后派得力同志去认真地查一查。不管这个人的情况如何,总要把惠民、广饶两地方的现象弄清楚,并且对曹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希望你将查得的结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并退回。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如此重视这封人民来信?信中为什么特意指出“对曹树立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呢?这要从周总理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当时的政治背景说起。

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最突出的表现是粮食问题。1960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这年秋收,全国粮食再度大面积减产已成定局,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周恩来总理为此忧心如焚,用了大量时间来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以来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和估产过高,二是1959年起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全国有15个省出现春荒,特别是山东、河北等五省出现严重缺粮情况。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宣布,以免引起人们的普遍恐慌。这副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才去。”

周总理信中为什么特意指出“对曹树立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呢?因为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要甄别平反,重新教育干部。会议决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而从山东当时的形势看,“左”的现象还存在,谁要反映当地党和政府存在的问题,就上纲上线,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所以,周总理在信中才特意指出,让群众讲真话,说实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谭启龙接到周总理的来信后,立即派秘书方兴去深入调查,结果是:从各方面反映看,曹树立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反映情况属实。

方兴代表谭启龙和曹树立谈话走后,使曹树立的一颗恐惧的心平静下来;使他一颗冰凉的心温暖过来;使他一腔怨气烟消云散了。于是,曹树立给方兴写了一封回信,感激毛主席、周总理、谭书记对他的关怀。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根据自己亲自调查的真实情况,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山东受灾情况和曹树立来信认真处理的结果:

总理:

十月三十日来信和附件都收到了。

惠民地区的工作,近两年来一直比较被动,接您来信后,我专门到这个地区走了一趟(原来我也正有此意),从一号至十二号,跑了八个县。总地看来,这些地区由于连续三年受灾,情况是严重的,尤其是今年,旱涝灾害程度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重一些……这个地区,疾病、死亡现象上半年虽有下降,但从五月份以后逐月上升……只要做好工作,加上中央和省的一定支援,灾荒是可以渡过的。我们准备再派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前往,并在物资方面再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支援。

关于曹树立个人的情况,我派省委办公厅的秘书方兴同志去作了专门了解。这个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我除要方兴同志代表您向他作了慰问,并将当前中央的许多重要措施告诉他以外,还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工作,原来他思想沉闷,现在表现很好。将曹树立来信、附件以及谈话后来信和关于曹树立情况的调查等材料一并送上,请收。如有不当,请指示。

此致

敬礼!

谭启龙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山东省委针对广饶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拨救灾款68万元,救灾补助粮120万公斤。广饶县委也组织全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并根据当地实际,采取解散食堂、分给广大农户自留地自耕自种、实施责任田、多种效益快的蔬菜之类食品等措施,使全县的救灾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终于渡过了难关。

与此同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介绍曹树立去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治疗,请北京的专家做手术,使曹树立奇迹般地康复了,回到了工作岗位。

非常重视和及时妥善处理民主人士的来信

196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以要函上书周总理,要求保护原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的女儿覃瑞。收到章士钊来信的当天,周恩来即作了对覃瑞保护的批示。信发出刚两天,章老家中亦遭厄运。

考虑到章老的安全,周恩来将章老等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一些民主人士送三○一医院保护起来。后来,为康国雄和马宗霍之事,章士钊又上书周恩来。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之子。康心如解放前曾为四川的工矿、交通、公用等企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子康国雄,“文革”中遭受迫害,病倒亦不许回北京的家中治疗,因此委托章老上书周恩来。

不久,周恩来又收到章老为马宗霍教授呼号的信件。马宗霍早年曾在苏州章太炎主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任特约讲师,并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院校任教授。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员。l962年调至中华书局工作。“文革”中被批斗,曾多次致函章士钊要求仍回中央文史馆。

接到这两封信后,周恩来派人进行了解查证,并于l970年5月27日致信国务院军代表丁江负责办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康国雄于1971年回京治疗,l977年正式调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教。在周恩来干预下,马宗霍教授也于l970年6月调回中央文史馆。1986年,康国雄谈到“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他一事,激动地说: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康家两代人的恩人。

1970年6月,章士钊又向周恩来上书反映: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元配夫人高仲林,90高龄,又无近亲,久病卧床。组织上却以疏散人口为由,迫她移住他处。而她原籍三原亦无近亲,唯一的一个女儿不久前不幸病逝,甚觉走投无路。章士钊请求周恩来指示陕西省,对孤苦伶仃的于老夫人“不妨在一般迁居令外,稍示宽大”。周恩来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前夕都有过一些交往。此事处理得好不好,不仅是对于右任前妻的安置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尚在台湾的知交故旧的关系问题。周总理在章士钊来函上做了如下批示:“请以电话告西安李瑞山或胡伟,转告西安市革委,不要强使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疏散下乡。高年九十,存日无多,女死亲散,可委托街道委员会轮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给以粮票和救济费,一直到死为之骨化为止。”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高仲林的问题得到较为妥善解决。

接到文艺界知名人士徐悲鸿夫人来信后速即责人办理

“文革”期间,周恩来关心和保护了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重建被破坏的徐悲鸿纪念馆,即是其中一例。1965年夏,徐悲鸿纪念馆因修地铁被拆除后,还没来得及选点恢复,“文革”即发生了。目无法度的造反派不仅多次查抄徐悲鸿家,还捣毁了他的墓碑。身处逆境中的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目睹丈夫辛劳一生所绘制和收藏的作品、美术文献和上万件美术图片分散各处,甚为焦虑。

为使这些墨宝不至流失,l973年7月6日,廖静文上书毛泽东,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

毛泽东接到信后,批示:“请周总理办理。”

10天后,信转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和徐悲鸿20世纪20年代结识于法国。抗战时期,徐悲鸿不惧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威逼利诱,耿耿正气、以笔作画,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鼓励人民同心协力、驱除日寇。解放战争时期,徐悲鸿不避艰险,毅然北上任北平艺专校长,为新中国培育出众多美术界精英。建国前夕,徐悲鸿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胁迫南迁之令,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不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极大的创作热忱,抱病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讴歌工农兵。可惜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大师,不幸英年早逝。

看完来信,周总理给担任国务院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的吴庆彤、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写信。请他们分别查清“所收藏的悲鸿作品、美术文献和一万多件美术图片”散失情况和“悲鸿墓碑也被坏人捣毁”情况。“并与王冶秋同志或文化组议定恢复方案”。同时,另附给廖静文的信,请吴庆彤同志持往洽商。

翘首企盼回音的廖静文,见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派人来看望她,又看到写给她商洽恢复徐悲鸿纪念馆的信,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9年的艰苦努力,l982年,气势宏伟的徐悲鸿纪念馆终于在新街口北大街建成。徐悲鸿墓碑也得到重新修复。


  •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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