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杨勇的将帅情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8/4/23 11:15:14  已浏览:3405


水新营

 

邓小平和杨勇,一个是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可以说,尽管刘邓大军中的战将如云,但在漫长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岁月里,能像杨勇那样一直受到邓小平赏识和器重的,也并不多见。

邓小平:拍板杨勇

担任兵团司令员

杨勇是人民军队中著名的“三杨”之一,在群星璀璨的开国上将中也占有突出的位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勇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四师政治委员。当时,邓小平也在红一军团工作,先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杨勇对25岁就领导百色起义的邓小平早有耳闻,十分敬佩,而且杨勇原任职的红三军团一部就是由百色起义余部改编的。邓小平对军政双优的杨勇也印象深刻,颇具好感,但由于戎马倥偬,两人接触不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接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杨勇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旅长兼政委、鲁西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巩固扩大了鲁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4月,他作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不久,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杨勇先后担任第七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杨勇率部参加了平汉、陇海、定陶、豫北、鲁西南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他在战争中表现的军事才能和大局意识,深受刘邓首长的好评。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千里跃进大别山。杨勇指挥第一纵队等部为西路,经过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其后,杨勇率部转战江淮,逐鹿中原,屡建战功。后参加了宛东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参加阻击和围歼黄维兵团,为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整编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全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共三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第三兵团以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第四兵团以陈赓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五兵团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

在酝酿第五兵团司令员人选时,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杨勇的赏识。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最初有两个人选,一个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另一个也是一位纵队司令员。两个人的资历差不多,红军时期担任过师一级军政主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都担任过团、旅一级军政主官。那位纵队司令员在作战指挥方面比较突出,但他不大善于团结同志;杨勇在作战指挥方面不一定比那位纵队司令员强多少,但是他比较大度,能团结人,考虑问题比较老练。当时邓小平拍板,决定杨勇担任兵团司令员。对此,那位纵队司令员还有些想法,邓小平找他谈话时说:“你作战勇敢,组织指挥能力比较强,有战功。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太善于团结同志。作为一个兵团司令,更重要的是要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杨勇比你合适。”

1949年2月,杨勇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战役,随后参加进军大西南作战,率部解放贵州,兼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贵州军区司令员。

1953年4月,杨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1958年10月回国,历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要职。邓小平则历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央秘书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要职。尤其杨勇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长期镇守京畿,和担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也多有交往。

杨勇:非常时期顶住

“批邓”压力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一度受到冲击,后下放江西数年,1972年初回京。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被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杨勇重新出来工作,1973年6月后任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当时的新疆军区是个大军区。那时我国与前苏联的关系紧张,新疆的位置十分重要。

鉴于杨勇的影响和所处的重要位置,江青对他也进行了拉拢。1974年6月后,江青两次给杨勇寄来了“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对于江青的试探和拉拢,杨勇断然对秘书说:不看,退回去。并特别交代秘书要退到中央办公厅。

1975年1月,杨勇出席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会上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对此杨勇异常高兴,回到新疆后,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听他哼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小调。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国庆节前夕,杨勇和妻子林彬邀请了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和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甘泗琪夫人李贞到新疆散散心。在疆期间,杨勇安排四位老大姐参观了石河子、吐鲁番等地,还陪同四位老大姐看了《洪湖赤卫队》等电影。与此同时,有人向北京告状,王洪文随后派人调查几位老大姐在新疆的活动情况。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嚷着要追查后台,诬陷几位老大姐为“寡妇集团”。对于“四人帮”的追查,杨勇坦然应对,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展开,新疆一直波澜不惊。2月初,由于当时报刊逐步升级“批邓”的宣传和中央文件的口径不一,社会上人心浮动,情绪不稳。杨勇一直坚持“要按中央文件办,不要受报刊宣传的干扰”。与此同时,新疆也有人往上告状,反映杨勇等人抵制“反击右倾翻案风”,说他“散布对中央报刊的不信任,煽动群众对中央宣传的不满情绪”,并说“杨勇同志的这种态度,是新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对那些人的告状,杨勇始终不为所动。

2月13日,在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杨勇强调“要以中央文件为准,按毛主席批发的中央文件办事”。在中央没有正式下达“批邓”文件前,杨勇用只要中央没有正式文件,就硬顶着不干的办法顶住了新疆的“批邓”压力。此时,杨勇的处境十分险恶,大字报的矛头对准他,指名道姓批判他“按兵不动”“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杨勇对军区政治委员郭林祥等人说:“我相信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判没有错,我也相信小平同志是正确的,我们就是按兵不动。”

1976年2月下旬,中央通知杨勇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的紧急会议。2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各地参加会议的代表,给会议定了调子:揭批邓小平同志犯的路线错误。在这种会上,人人都必须表态,还有专人记录。杨勇和有关同志商量到深夜,确定发言的调子。杨勇说:“毛主席讲‘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我们要坚持对邓小平称同志,文字上你去斟酌,反正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调门。”

会议结束后,杨勇同随行的新疆同志研究回去传达的问题。针对上面提出各地各部门自行翻印《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用以指导批邓的要求,杨勇说,我们一不要翻印,二不要扩散,回去不要传。杨勇还对身边的几位新疆负责同志说:“小平同志没有错,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

1976年4月,北京爆发“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随后中央下发文件,明确要求“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上面的一再催促下,新疆自治区党委不得不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开会前,杨勇对自治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司马义·艾买提说:“我们是在违心地办事啊!不过,我们的退让只能到这一步,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退,绝不能在新疆揪什么走资派。”他还问司马义·艾买提,这一点你能不能办到?司马义·艾买提说能办到!杨勇说:“将来有人追究起来,我们一起负责,首先是我负责。”

那一段时间,杨勇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军队工作上,从6月1日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新疆军区共召开过21次军区常委会,但没有一次是讨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其间,他对邓小平的遭遇一直愤愤不平,不止一次对身边同志说:打倒小平同志,我想不通。

杨勇:为邓小平复出

奔走呼号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顺应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杨勇和军区、自治区其他领导一起,以很大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解决“四人帮”后,在传达中央有关精神的区党委常委会上,新疆一位领导同志认为,不能因为出了“四人帮”,就怀疑“文化大革命”,强调要继续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对此观点表示坚决反对,后来他将分歧报请中央裁决。中央的答复是“集中力量批‘四人帮’”,并未提“批邓”的问题。

当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但中央政治局内部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仍有不同意见。11月17日,杨勇在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说:“我患肺气肿,向中央请了假,去疗养几个月,准备到武汉住几天,然后到广州、海南岛。”重新工作后,杨勇一直没休过假,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批阶段突然要到南方去度假呢?原来他是想以休假为名,到外面走走,沿途和一些地方及军队负责同志商量如何争取让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

这次他是和前总参谋长、时任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等一道南下的。在武汉和广州,杨勇多次和罗瑞卿倾心交谈,他们的一致看法是: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但真要让小平同志出来,首先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就涉及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造成舆论,不经过努力,是很难办成的。在武汉,他们本想找杨得志司令员和王平政治委员“有重要事情相谈”,不料他们在外地开会不在家。于是,他们同军区其他有关领导同志深入交流思想。1977年元旦前,罗瑞卿和杨勇来到广州,和许世友司令员等广州军区的一些老同志座谈,许多人提出必须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并且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调这两件事不能再拖,越拖越被动。

座谈会后,杨勇给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打电话,向他反映在武汉和广州了解到的情况,并提出:“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志致悼词的总理追悼会的电影?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有这个要求,请中央考虑。”“我一定向政治局反映你们的意见……”话筒那边的耿飚停顿了一会儿,说:“中央已经决定,这次放映的电影还是由解说员念悼词,……有人主张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都要坚持……”电话挂断后,杨勇陷入久久沉思。随后,他去找罗瑞卿,两人长谈至深夜。几天后,杨勇又通过叶剑英之子叶选平向叶帅反映了他和罗瑞卿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事宜。待这些事办完了之后,杨勇等才开始了真正的休假。2月初,他们重返武汉,和杨得志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商谈。

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杨勇到京后,随即看望了尚在赋闲的邓小平。杨勇十分关心邓小平的身体状况,在老首长面前,他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不久,在出国访问朝鲜之前,他再一次看望了老首长邓小平。

5月,杨勇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赴朝鲜访问。在他率团访问朝鲜归来后,向中央和军委写的报告中,特意提到:“金主席、武振宇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

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推荐杨勇作为

总长接替人选

1977年9月,杨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列席常委,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

到总参上任后,杨勇用很大精力推动总参机关的“揭批查”工作,以解决总参的作风及纪律问题。经过总参党委研究,下发了《关于“三查三整”的通知》。杨勇亲自动员,积极推动工作,搞清问题,平反大量冤假错案,为以张爱萍、李达、彭绍辉等为代表的400多名在“文革”中受审查、受批判人员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经历了“文革”十年的非常日子后,在“揭批查”过程中总要触动一些人不愿被触动的东西。客观上说,杨勇主持了这项工作,想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而总参作为解放军的统帅机关,又是个敏感特殊部门,利益关系复杂,能通天的人物很多。杨勇后来的遭遇,也验证了这一点。

由于总参谋长邓小平身兼多个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总参的日常工作由杨勇负责,因而杨勇成了实际上的总参当家人。然而在对外交往中,由于外军不了解中国军界的这一特殊情况,导致出现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1978年6月,杨勇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然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却没有出面会见,原因是南方认为杨勇是中国军队的副总参谋长,地位不够,故只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对等接待。同年9月,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率团回访中国,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一行,杨勇则负责日常接待。在访问过程中,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了解到了杨勇在中国军队中的实际地位后,饱含歉意地对杨勇说:“我明白了你在中国军队的身份,我接待你的规格不够啊!”

1979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对解放军三总部和各大军区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邓小平由于事务太多,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在酝酿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广泛征求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打仗不错,能团结同志,“文革”期间受过迫害,主持总参谋部时工作认真负责,拟由他接任总参谋长,并准备将总后勤部部长张震调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当时,军委一位领导还找张震谈话,向他说明军委“考虑到杨勇一直当指挥员,对参谋业务不太熟悉,决定调你任第一副总长,协助他工作”的意图。

就在此时,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由于杨勇在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比较坚持原则,得罪了一部分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杨勇接任总参谋长,于是关于杨勇是是非非的议论多了起来。其间,一些匿名信也寄到了军委等有关部门。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军委对总参谋长人选又有了新考虑。

1980年2月,杨得志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勇协助他抓全盘工作。对杨得志的到来,杨勇表示热烈诚挚的欢迎。战争年代,杨勇曾两次给杨得志当副手,他比杨得志小两岁,总是尊称杨得志为“老杨哥”。为了让“老杨哥”熟悉部队情况,杨勇多次抱病陪他到外地视察。虽然有些地方杨勇刚去过不久,但仍然坚持陪同前往,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新任总长现场汇报、介绍情况。

1983年1月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在病逝前4个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勇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这个职务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杨勇一生的充分肯定。有关资料还显示,在党的十二大前后,对杨勇在军队的任职,邓小平还有更深的考虑。但天不假年,杨勇过早地走了,也永远留下了他和邓小平那段珍贵的将帅情。

(责任编辑:李曼容)


  •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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