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8/5/24 9:58:55  已浏览:709

叶慕安

 

王若飞,1896年10月11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在青年时代,他就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运动,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22年6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抗战胜利前后,王若飞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带着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

 

1944年春,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对豫、湘、桂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闻风溃逃。人民普遍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迫切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腐败局面。我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等去重庆同国民党举行谈判。

4月29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离开延安,5月2日抵达西安,同早期到达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进行了5次会谈,最后双方同意议成四项十七条内容。5月11日毛泽东指示以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发给粮饷弹药,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包围我根据地之50万国民党军队,恢复西安、重庆办事处等项作为同国民党谈判基本条件。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飞抵重庆。20日,中共中央电告林伯渠等,提出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等20条谈判内容。22日,林伯渠、王若飞将谈判方案交付张治中、王世杰。

林伯渠、王若飞到达重庆后,发现国民党并无和谈诚意,国共谈判条件尚不成熟。王若飞根据形势和中央指示,分工负责抓南方局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6月1日,王若飞在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危害,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改造的必要性,说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需要经过长期痛苦的磨炼过程,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应该自觉地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要求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实际斗争中增强党性,提高政策策略观念,转变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会后,南方局各部门对王若飞的报告开展了认真的讨论。结合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8月31日,王若飞又在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阶段学习的总结报告。他肯定了两个多月的学习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同林伯渠回延安,留王若飞在渝主持工作,由王若飞、刘少文(张明)等7人组成南方局工作委员会。此后,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七大,周恩来、董必武参加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工作,南方局的全面工作,主要由王若飞负责。

11月,王若飞会见刘文辉派来的代表杨家桢。杨家桢向王若飞反映,蒋介石威逼刘文辉,密派特务监视刘文辉的行动,双方矛盾很尖锐,请求指点。王若飞告诉杨家桢,蒋介石集团是外强中干的,应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办法同他们作斗争,并鼓励刘文辉不要松劲。杨家桢走后不久,南方局根据王若飞的提议,派张友渔到成都,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方针。

张友渔到成都后和刘文辉一起研究了在日本侵略者继续进攻下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保卫大西南,以及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为了抵制国民党的青年军运动并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王若飞还指示成渝地区党组织,动员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到湖南、贵州、川东北地区去工作。一时响应号召的青年达数百人。

2月20日,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前往“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检查违章用电,遭到国民党特务枪杀。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张黎群等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件事情,王若飞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动一场反国民党特务的斗争。南方局成立指挥机构,王若飞担任总指挥。

他提出将事件的经过宣扬出去,组织力量,深入工厂、学校、市民中去,广泛进行宣传。他还指示电力公司工人印发传单。散发到全市工厂和学校,动员学生到工厂区、市民集中的地点演讲,组织市民学生、工人到胡世合灵前吊祭、献花圈、送挽联,捐款、写信给死难者家属。在10余天里,胡世合惨案成了重庆街头巷尾、茶馆饭店谈论的中心,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民主自由、争取保障人权成了重庆各界民众共同的奋斗目标。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王若飞指示重庆电力公司工人坚决要求严惩国民党特务,否则就采取强硬措施:停电。这一消息传出后,使得国民党政府非常恐慌,因为它将使整个重庆变成黑暗的世界,大多数工厂(包括兵工厂)将要停工。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大骂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无能,命令他们赶快把事情结束。

在强大的群众运动压力下,重庆警备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审判杀人凶手田凯,并被迫宣布判处田凯死刑,于26日晨执行。田凯被枪毙后,王若飞为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主动说服群众将斗争停了下来,适可而止,使这场斗争胜利结束。

在利用胡世合事件广泛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残暴统治的同时,南方局还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实业界的接触。1945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社举行成立7周年纪念会,邀请柳亚子、沈钧儒、马寅初、陶行知及文化、戏剧界人士数十人参加,潘梓年作了长篇发言。

 

要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力量

 

2月底和3月初,中共中央两次致电王若飞,指出“国民党不能代表民意”,要“坚决坚持召开党派会议,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说服民盟在渝、蓉、昆与我们配合行动”。为了贯彻中央电示精神,王若飞在沈钧儒住所邀请了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王若飞在会上谈了我党坚持民主、反对一党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召开各党派协商会议,坚决反对蒋记“国大”,指出蒋介石在3月1日演说的实质是要实现其一党独裁专制,蒋提出在11月召开的“国大”,是他的御用会议。我们不要相信蒋介石的假民主,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与我党联合一致,大力发展大后方民主运动。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发表讲话,表示赞同王若飞代表我党提出的主张,愿与我党采取联合一致行动。

6月17日,中央致电王若飞,指出:“美政府现行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但结果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日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只有美扶助中国的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我们反对内战,同时却又表示我们不怕内战,以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对我之信心。”

王若飞随即召开了南方局领导成员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6月17日电报精神,认定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派出武装工作队,分散在川、贵地区,还要对友军以交朋友为目的,进行统战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这项工作要与办事处和报馆公开工作不发生任何联系,指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进行领导,绝对保守秘密。会议还确定加强同民主党派的联系,支持他们开展各种文化科学技术活动,扩大民主运动的宣传,联合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6月30日,王若飞在七星岗星庐同黄炎培等举行谈话会,商量去延安同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恢复国共两党商谈的办法。7月1日,王若飞陪同国民党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5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成行),由重庆抵延安。由于王若飞从中斡旋奔走,双方很快一致同意:(一)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结束一党专政;(三)政治会议前释放政治犯等。这个协议,成为以后中共中央和民盟在政协会议上采取联合一致行动的基础,对团结各民主党派力量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若飞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3日,王若飞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他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从去年下半年日军发动的对中国领土的新进攻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溃败,激起了蒋管区的群众和上层人士对蒋介石的愤怒与不满。蒋介石统治异常危急。我党为实现党派会议联合政府而斗争的口号得到了国内外各阶层人民热烈拥护,威信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

他还强调指出:援助大后方斗争,必须发展解放区。解放区越扩大,大后方人民的信心和力量亦越大,要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力量。他说:“我们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能光靠谈判和发动民主运动,而要靠人民力量,要农民起来。”

 

迫使国民党承认我党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和人民军队的地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同月,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山洞林园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欢迎宴会,留宿林园。

8月30日,周恩来、毛泽东、王若飞由山洞林园返回城内,在曾家岩办公。31日至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就一般性的政治、军事问题进行商谈。从9月4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举行了10次正式谈判会议。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要发言人,王若飞配合周恩来作了多次发言。他讲话从容不迫,铿锵有力,击中要害,常常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

9月4日的会议上,继周恩来发言之后,王若飞对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不承认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由于做法不同与所处之环境各异,彼此有许多方面不尽相同。我党在敌后创建了军队,开辟了解放区,拥有120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既成事实,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亦为我党所坚决反对。

9月11日,国共两党代表就国民大会的代表及延期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代表叶楚伧坚持要承认国民党已选出之国民代表为合法代表。对此,王若飞指出:过去所选出之代表,乃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之任期只有6年,至今任期已满,自然不能再代表国民。15日会上,王若飞就地方政府人选问题发言指出:中央依据法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尽可不必否认地方之现存事实。今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中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并未有违政令统一之旨。我们所提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吾人以为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须经过此必要之步骤与过程方能达到。

9月21日的会上,双方代表继续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首先,张治中对我军整编及驻地问题,作了系统发言,坚持国民党的一贯立场。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发言一一予以驳斥。

王若飞在周恩来发言后发言指出: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解放区抗战八年,守住大门,以掩护后方的安定,但反不能取得其应有的承认,其地位反不如汉奸伪军。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取得政权,而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取回政权,要解决“解放区”问题。这是何种道理?王若飞在发言中,对国民党作了尖锐的批评,使得国民党代表十分难堪。

10月8日,国共两党代表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纪要》虽未解决我解放区的地位和政权问题,但迫使国民党承认我党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同意召开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协会议,承认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从而争得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依据。这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11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目前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部署均为消灭我党。”同意在宣传上,应当采取“哀者”态度,以利于“团结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随后,王若飞召开了南方局各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七日电示,讨论研究如何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战争的问题。

1946年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王若飞出席会议。全体代表分成五个小组;王若飞参加政治组和施政纲领组。因施政纲领组有董必武参加,他主要是参加政治组的工作。

当时同王若飞一起参加政治组会议的民盟代表罗隆基回忆说:“王若飞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员杰出的能将。在小组讨论时,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守的时候真是坚强。当他依据原则坚持条文中某句话或某几个字的时候,上午是这样,下午还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寸步不让,寸土不让,每次开会前他总是找我商量当天会议的战略战术,并叮咛我,‘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我坚定地回复他:‘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等我说完那几句话,他就在我肩上拍几下,笑着一块进小组会议室。”

王若飞在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代表谈判协商中,表现出来的坚持我党原则立场,与灵活的妥协、让步,以及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精神,受到了多方的赞扬。沈钧儒说:“若飞先生分析事理之细、记忆头脑之清,对人恳挚、一片真诚,吾无闲然。尤其是在每一会谈或一会议中,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拿、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民主战士的前导。”

1月18日,王若飞应陪都政协协进会之请至沧白堂报告政协商谈情况。20日,王若飞出席重庆各界在沧白堂举行的庆祝国内和平大会,李德全、冯玉祥、王若飞都讲了话。27日,王若飞再次参加沧白堂集会并发表演说,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目睹现场的记者报道说:王若飞怒斥特务暴行,充满着坚定不移的气概。

 

在黑茶山不幸遇难

 

2月10日,王若飞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3日,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由延安飞渝。这时重庆的政治气氛继续恶化。22日,国民党反动派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王若飞与秦邦宪一起,代表中共代表团接见了青年学生,当场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制造行凶事件的阴谋。从而争取了群众,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破坏与捣乱。

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公开叫嚣政协决议无法律效力,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3月22日,周恩来自延安致电董必武、王若飞,告以对国民党谈判应持强硬态度。3月30日,王若飞根据形势和周恩来指示,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乱情形,尚未澄清,中共方面不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人选。

4月1日,王若飞参加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讨论国大和宪章问题。青年党陈启天提出:“省议会制定省自治法,经立法院通过后,中央法令不得变动之。”王若飞当即指出这是糊涂观念!陈启天、曾琦无言以对,恼羞成怒,退出会议。

第三天,政协综合小组继续开会,政协秘书长雷震宣读陈启天、曾琦因上次会议上受到中共代表严厉批评拒不出席会议的抗议信,对中共代表团进行要挟。王若飞当即指出:“民主国家各个政党因不同意见而在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辩与严正批评是正常习见之事,青年党代表如因重大政治原则不同意而不出席会议是可以的,如因受了严正批评而不出席,殊失政党应保持的民主讨论风度。曾、陈二人此种态度,完全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工作进行之一种威胁与破坏行为”“望曾、陈二人自己改正其错误或青年党内部自己起来纠正其代表的错误。”言毕,孙科表示,以他个人名义,托人去劝说曾、陈出席会议。

4月8日,王若飞奉命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政协工作。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迷失方向,于当日下午在山西兴县东南黑茶山遇险机毁,王若飞不幸遇难。

“一切为人民打算”,这是王若飞临别重庆时向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名言却成了他对人民对党的最后遗言,也是他一生革命实践最公正的总结。

(责任编辑:贾茹)


  •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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