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反冒进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8/6/25 9:09:49  已浏览:1944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曾经产生了反冒进的意见。陈云是提出这个意见的主要中央领导人,他个人的政治命运也与此密切相关。

陈云关于反冒进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赞成

1956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当时党和人民迫切希望迅速改变新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盲目冒进的现象,也引起了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的高度警觉。作为中央财经委的负责人,陈云对国家的经济情况有着更深的认识。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并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各项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关系初步理顺,现在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踏踏实实地往前走的时候。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要防止冒进的意见,这一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赞成。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由陆定一、胡乔木及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共同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稿。这篇社论稿交给周恩来看过后,交给陈云审阅、定夺。陈云仔细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后,认为写得很好,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如《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5年、7年和12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时,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实际,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我们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实际上体现了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许多话都是陈云早就论述过的。

陈云认为搞建设宁愿慢一点

这篇社论的发表,对抑制冒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党的八大后,在许多领导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又有所抬头。对此,陈云十分重视。

1956年10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提出了经济冒进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说: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按计划进行,今年的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他还说:我们搞建设,“宁愿慢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陈云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赞成。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讨论,制止过热成为周恩来、陈云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们的共识。1956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审查和控制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压缩了一些投资项目。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在作报告时,引用了不久前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所说的: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一点好的观点。毛泽东插话问:说的是什么右?刘少奇说:是快慢的右。毛泽东说:这种右可以。但毛泽东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很勉强的。接着,在周恩来、陈云分别就经济、财政、粮食问题作报告后,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观点。他主张:在经济建设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说:“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表明他不赞成反冒进,他主张要促进。毛泽东关于打破平衡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要保持平衡的观点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对陈云提出反冒进意见时讲的要压缩1957年的预算和计划指标,有很大保留。

陈云提出了“紧张平衡”的概念

但是,陈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八届二中全会闭会不久的11月19日,陈云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他提出了一个“紧张平衡”的概念,他强调:紧张平衡“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总之,还是要平衡,不平衡是不行的。此后,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反冒进。

由于当时关于反冒进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在党内突出出来,毛泽东也没有把反冒进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

12月27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当然,我们共产党最好是按辩证法办事,但这样不行,不来个绝对主义办不了事。”会上有人问:“投资削减以后,有些项目不能搞了,工人怎么安排?”他说:“我看不搞就不能搞,计划完不成就完不成,工人能做别的就做别的,不能就照发工资。这样对不对呢?我看不会不对,如果到明年8月我们看不对,8月以后再搞也来得及。我们是个大国,明年不稳当心里不安。”他强调指出:“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其缺点是慢,但如果错了,那就是失败。慢和失败比较起来,慢比失败要好。”

毛泽东多次批反冒进

1957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十分高涨,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大跃进。既然要搞大跃进,以前陈云等提出的反冒进就被当作一个严重问题提了出来。在1957年9至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此后不久的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准备访问苏联之前有一点空闲时间,便与陈伯达等人一起讨论,要起草一个关于批反冒进的文章。陈伯达很快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出了文章的草稿。毛泽东访苏时,带上了这份草稿,一有空,他就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讨论、修改这份草稿。访苏回来后,毛泽东又让中央政治局成员看了这份草稿,然后又经过一番修改,最后定稿。毛泽东决定将这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这篇社论中点明:“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当时,党内高层都知道,这篇社论是批周恩来、陈云的。特别是其中所批判的“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的观点,主要是针对陈云的。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开会,开始批判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判反冒进的观点。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还警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他说:反冒进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他认为:提出反冒进的人,就是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他还说:反冒进的人已经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可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口吻是十分严厉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他给反冒进的同志上的“纲”是很高的,戴的帽子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一连发表三次讲话,矛头指向国务院、特别是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集中批反冒进,同时强调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观点。

陈云没有出席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因此,他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南宁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样,毛泽东也就没有再进一步追究反冒进的责任,但他对于坚决主张反冒进的陈云,明显表现出了不信任。

陈云不得不违心地检讨

由于毛泽东多次批判反冒进,并且陈云后来也在与柯庆施、周恩来的交谈中得知了毛泽东批反冒进主要是指向他的,于是他不得不作检查。在1958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检讨了自己反冒进中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的财贸工作的错误,自己负主要责任。陈云在他的检讨性发言中说:自己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有“倾盆大雨”“本本主义”现象。毛泽东在陈云的检讨性发言中插话,不点名但实际上是针对陈云批评说:“反冒进的同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毛泽东还说反冒进的同志不让政治局和他本人参与设计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总是让他“强迫签字”,“事实上是一种封锁”。不能不说,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些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在会上,毛泽东还说,这次批反冒进,“是中央内部的整风”。

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发动大跃进了。这次会议后不久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动员大会。会上,确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陈云在心里对这些高指标是不赞成的,但在反冒进中,他无法说话了。毛泽东心里也明白,陈云对大跃进是有看法的,更知道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观点与自己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的设想是:要通过批判反冒进,来开大跃进之路。而且当时全国的局面是:全面开动宣传机器,反右倾、鼓干劲,毛泽东也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大跃进高潮的到来。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判反冒进,而且这次批判的话说得更重了。他把反冒进和不反冒进,提到了反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再次做了检讨。

毛泽东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反冒进,是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下,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毛泽东为反冒进做了这样的定性,使陈云等主张反冒进的人没有受到政治上的追究,陈云仍然在中央主抓经济和财政工作,但毛泽东明显表现出了对陈云的冷落。此后,凡做出重大经济决策,毛泽东不太听陈云的意见了,甚至毛泽东见陈云也很少了。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不得不又一次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毛泽东在陈云事先送给他看的检讨稿中加了这样的话:财经工作的方针、路线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做出决定;在执行决定时,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的办法。毛泽东加写这段话,明显是对过去陈云工作的一种批评,也表明,毛泽东今后在财经工作方面,要收权了。

这一时期,陈云虽然仍然参加中央的重大活动,但他的话毛泽东再也听不进去了。当时党内一些思想上“左”的人甚至背地里称陈云为“老右”。

毛泽东重新重视陈云并给予他很高评价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由于大跃进造成了经济比例失调,加上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中国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严重的教训使毛泽东猛醒,他开始认识到: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是正确的。同时他也认识到:批判反冒进是一个失误,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主张是有道理的。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他对大跃进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且认定:三年困难的“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1961年初,他在指导经济建设中,实际上已经按照陈云过去采取的办法,把各方面指标都调低了,并且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同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建设方针。此时,毛泽东重新倡导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为了系统地总结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办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特别提到了陈云,他说: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国难思良将,毛泽东开始重视陈云的意见,并在经济建设中起用陈云。

对于陈云在指导经济建设上的正确意见,此时中央领导层已经有了共识,大家都认为,还是陈云历来主张的保持平衡、稳妥可靠地发展经济,是正确的方针。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了这个共识,此后的经济工作基本上都遵照陈云的意见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也敢讲话了,他在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讲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办法,还在大会上讲了解决困难的措施。

刘少奇提议由陈云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1962年2月21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会上,刘少奇专门请陈云讲了话。陈云在讲话中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接着,中央决定,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主要请陈云讲话。在2月26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上,陈云发表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李富春也就财政和工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发表讲话。三个讲话,以陈云的讲话为主,实际上,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国今后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问题。刘少奇对这三个讲话十分赞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应当恢复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一致意见,是让陈云当组长,但陈云一再推辞,说自己身体不好。因此一开始议定由李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等为成员。但实际上,陈云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核心。这个小组所确定的关于中央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都是按陈云的意见制定出来的。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提出了调整经济的基本方针,突出强调了综合平衡问题。这个讲话,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赞成。刘少奇将陈云讲话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不久,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还是由陈云来当组长,刘少奇的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当时在外地的陈云听说后表示:“不变为好。”刘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陈云只好听从安排。就这样,他担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1962年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并把陈云、李先念、李富春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三篇讲话稿,表示完全同意。他尤其对陈云的讲话稿十分赞赏,决定把这三篇讲话稿都批转给省军级干部参阅,同时表示同意陈云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3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4月19日,中央下发了关于陈云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通知,4月26日,中央又决定扩大传达陈云等同志讲话的范围。这样,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全党要贯彻的指导方针。

刘少奇对陈云的主张尤其重视,他提议并指示他的秘书邓力群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整理出一个摘要。当刘少奇就此事征求陈云意见时,陈云不同意。但刘少奇说:可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同志。邓力群下了很大工夫,整理出了陈云经济工作意见摘要,刘少奇认为这个材料非常好,他把这份材料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也十分重视。

那一时期,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意见,受到了党内高层的重视,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拥护,实际上成了党指导经济工作的思想。

此后,毛泽东再没有批判反冒进。反冒进至此画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李曼容)


  •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6期
图片信息
推荐信息
信息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