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与张一阳

——父子英烈的红色家风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8/6/25 9:19:45  已浏览:2976

栾 川

张太雷和他的儿子张一阳,相隔14年先后壮烈牺牲,父子二人同为革命烈士,为中国革命史书写了一段英烈父子的典范事迹。今天透过史实重看父亲和儿子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事迹,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动人的红色家风。

红色家庭   聚少离多

1898年6月17日,张太雷生于江苏常州,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崇尚进步、投身革命的情怀。1906年,张太雷入读家乡常州的公立西郊小学堂。在校期间他喜欢打抱不平,有朴素的正义感。老师为他取学名张复,有“复兴中华”的意思,也在他心底埋下了为国效力的种子。

1911年夏季小学毕业后,13岁的张太雷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省立第五中学),他和同学瞿秋白一起积极响应当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率先剪掉了辫子,并且上街宣传革命。中学期间,张太雷和瞿秋白一起纵论国事,也一起参加了反对学校当局打压学生的学潮。在中学时,张太雷曾经给自己取字为“长铗”,这是化用战国时期冯谖“弹铗而歌”的典故,表现出了不安于现状,求用于世,成就一番事业的心愿。

1915年暑假,省立五中贴出布告指责张太雷和瞿秋白“素行不谨”,称“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太雷又在1915年夏季到上海参加北京大学预科考试被录取,不久又转考入天津的北洋大学特别班,半年后经过考试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本科。

1918年夏季,利用读大学时的暑假假期,张太雷回家乡和陆静华结为夫妻。当时他和妻子为了结婚而租了常州郊区一处两进六间、带有小院子的房屋,这就是今天位于常州市清凉寺子和里3号的“张太雷故居”。这处房屋当时地处郊野、十分偏僻,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自此组建起来了。

也正是在建立起个人小家庭的1918年前后,张太雷开始渐渐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张太雷一边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一边通过各个渠道积极了解革命思想。学习法律的他对好友说:“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

1919年,张太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五四运动。他以北洋大学学生的身份站到斗争第一线,成为天津各界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最主要骨干之一。他还深入郊区工农群众之中进行爱国演讲。1920年,张太雷受到李大钊先生的深刻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随后他又加入了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到这个时候,张太雷已经立下了终身为革命而奋斗的理想。当年6月15日,北洋大学向他颁发写有“在本校法科法律学门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及格,准予毕业”的毕业证书,但他没有到校领取这份证书,而是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于各地。

以大学生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张太雷会在假期回到家乡常州和妻子团聚。据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回忆“每逢假期便回常州探亲。每次回来,他都没有一点儿大学生的样子。一到家就换上短衣短裤,赤着脚,与家人共同操劳家务,抢着干重活”。而且,张太雷发现妻子是“一个十分贤淑而且聪慧的女子”,他教妻子“认字,读古典小说,给她讲很多道理”。在这个温馨的小家里,张太雷的大女儿张西屏(小名为细苹)于1920年出生。

1921年初,张太雷经李大钊介绍,秘密乔装过境到苏俄伊尔库茨克,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当年6月又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也因此被誉为“共产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第一位中国共产主义者”。

1921年8月,张太雷从苏俄回到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回到上海后,张太雷又曾利用余暇返回距离不远的常州探亲。因为当时按照党组织的部署,张太雷是长期在上海工作,他也利用革命活动的间隙几次从上海回到家乡陪伴妻女。1922年11月,张太雷的次女张西蕾在常州出生。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张太雷的第三个孩子、儿子张一阳1923年底在常州出生时,张太雷未能陪在家人身边。

1923年,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里。在革命斗争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为了正式讨论和决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23年6月于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更好地举办此次大会和促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机关在开会前从上海迁到广州。

为此张太雷也告别怀孕的妻子,随中央迁到广州从事革命工作。他作为中共三大的代表,见证了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等重要文件,以及关于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党员入政界等问题的决议案。

中共三大以后不久,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孙中山派出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张太雷作为代表团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于1923年8月16日随代表团成员蒋介石、沈玄庐、王登云等人从上海乘“神田丸”号轮船启程出发。船到大连以后,又从陆路经过长春抵达哈尔滨。8月24日,从哈尔滨乘火车前往莫斯科。9月2日,张太雷一行人抵达莫斯科后,即投入了考察和商讨苏方对华援助问题的工作里。

1923年11月底“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结束后,张太雷又按照党组织的部署,继续留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兼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

就在他和家乡远隔几千里时,张太雷的儿子于当年冬至时节出生了。张太雷依据古代“冬至一阳生”之说,不久即为儿子取名“一阳”。

古人认为阴气到冬至时盛极而衰,阳气则从此开始生发。张太雷给儿子取名“一阳”,其实也寓意是期望革命的势力从此如阳气一般萌发壮大。

远隔千里  痛失父亲

张一阳出生后半年多,才终于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赴苏接近一年后的1924年8月,张太雷返回上海主持团中央的工作。随后,军阀混战中的江浙战争开始了,常州也被波及。张太雷曾经一度把常州的妻子儿女都接到上海,一起住到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宿舍。

据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回忆:

1924年秋至1925年春,父亲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这一段正逢国共合作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全家暂时离开子和里3号,在上海住了大约半年,这是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光。

在上海我们住的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宿舍,位于慕尔鸣路的一座两层小楼。楼上正房住着上海区委的领导人蔡和森和向警予,厢房是瞿秋白的卧室,我们一家住的是楼下的后厢房。

白天的时候陆静华照看孩子和洗衣做饭,并且帮助张太雷接待来访客人。晚上她又早早哄着三个孩子睡下,让张太雷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

然而,当时才一岁的张一阳,随父亲一起幸福生活了大半年以后,又突然和父亲分离。

1925年春天,张太雷妻子陆静华带着三个孩子又回到了常州。随后,张太雷被党组织派到广州,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

此前从1918年夏季到1925年春季,张太雷为了革命事业东奔西走时,家庭是他背后一个温馨港湾。但是1925年春分别以后,重任在肩的张太雷工作十分繁忙。直到两年多后牺牲时,张太雷也没有余暇再回到家乡。

常州当时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张一阳随母亲和姐姐离开了他出生的地方子和里3号,一家人隐姓埋名,住进了常州“城中公园”西门外的一个大杂院。

父子分别后从此远隔千山万水。当时张太雷是中央候补委员,到广州后又参与领导了持续一年零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暴露,他的任务又更加繁重。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湖北武汉的张太雷坚决主张组织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久,他又被党组织派到广东工作。

不过,当时的斗争环境里,张太雷虽然不能返回家乡,但他非常惦记妻子和孩子,只要有空就给家里写信,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和安排家中的生活。据张西蕾回忆,信里的“语言中洋溢着浓浓的亲情”。

但是,1928年初的一天,陆静华突然接到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张一阳和姐姐们看到了母亲坐在祖母的床边念着,没等念完就一起失声痛哭。

张一阳和姐姐们年龄都还小,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陆静华只身前往上海,过了几天她满脸疲惫地回来什么也没跟孩子们提起,也不准孩子们问父亲的情况,只是叮嘱孩子们如果有人问起父亲,就回答说早已去世了。从那时起,张一阳和姐姐开始明白他们已经痛失了父亲。

直到张一阳和姐姐们长大懂事后,母亲才告诉他们,1928年初收到的信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写的,信里仅仅说张太雷病重,让她赶紧到上海去。到了上海才知道张太雷已于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中牺牲。

张太雷是党内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意义的领导人之一。早在中山舰事件后,张太雷即提出:“我党应组织十万红军,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后,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组织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主张要坚决勇敢地树起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以与土劣、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建立工农政权。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趁粤、桂军阀混战,广州城内敌人兵力薄弱之际,发动武装起义。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作为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率领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革命官兵约1200多人的主力部队,和广州各工会先进分子约3000多人组成的工人赤卫队组成的起义军,11日当天即攻克了大部分市区,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12月12日下午,在敌人的反扑中,英勇无畏穿梭于市区的张太雷不幸在广州市区战斗里被敌人伏击,中弹壮烈牺牲于武装斗争第一线,年仅29岁。

张太雷的同学和革命战友瞿秋白,几天后为此写下评述:“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的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张一阳还不满四岁,他的父亲张太雷就这样在白色恐怖里告别了革命事业,也永别了常州的三个儿女。

张太雷牺牲后,陆静华在常州独立承担了抚育三个孩子的重任。她帮人做针线活作为重要经济来源。三个懂事的孩子也经常做些手工活贴补家用。

而随着三个孩子日益长大和成熟,陆静华开始向孩子们讲述起有关父亲的往事。张西蕾回忆,每当夜深人静,邻居们进入梦乡,大杂院里一片寂静时,母亲会和孩子们就围坐在油灯旁,一边手里干着活儿一边给大家讲父亲的故事。孩子们通过母亲一夜又一夜的叙述,逐渐了解到了父亲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学习情况,也了解到了父亲参加革命的经历。

陆静华还把父亲写回来的信拿给孩子们看,使孩子们了解父亲参加革命的原因和决心,了解父亲对家人的关心和对子女的希望。张太雷毅然投身革命的热情,对孩子们的希冀,随着这样的红色家风教育,被融入了张一阳和姐姐们的心田。父亲青少年时代崇尚进步、投身革命的经历,也为张一阳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

儿承父志  前仆后继

1930年时张一阳7岁了,母亲陆静华通过求人说情,把儿子送进附近的一个小学里免费读书。家境贫寒,营养不足和过早从事劳动贴补家用,让张一阳从小就体弱多病,上学缺课较多,但张一阳勤奋学习,仍能保持较好的学习成绩。他们住的大杂院旁边就是公园,但他很少到公园里玩,而更喜欢到公园里的图书馆看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14岁的张一阳刚读完了初中二年级。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让他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1937年11月29日,常州城区沦陷,在这个严寒的冬天,母亲陆静华带领全家逃难到了附近乡下的湟里镇勉强住了半年。等1938年夏全家又回到常州时,公园路的大杂院已被日军烧毁,陆静华又求人说情,在西庙沟一家亲戚处勉强住下来。一家人处于生活无着的境地。

张西蕾回忆,弟弟张一阳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即使不能上学念书,也不愿意留在家里吃闲饭。他看到家里生活困难,母亲养家又非常辛苦,就瞒着家人去当学徒。当学徒劳动条件很差,体力消耗也很大,可是张一阳当时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孩,应该为家里做些事情,只要能为母亲解决一点儿困难也是好的。

张一阳当时是在常州西门外的协丰油坊当学徒。常州豆业自近代以来就很发达,从各地收购大豆进行榨油的油坊在常州有许多家。协丰油坊曾是一家使用机器榨油的大作坊,不过常州沦陷后一度停业。沦陷一年多,新豆入市时,协丰油坊才复工,张一阳也正是这个时候来到复工的油坊。张西蕾回忆,弟弟就此踏入了社会以后,了解到日军侵占中国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知道了敌占区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现状,为此渴望着可以改变这个社会,为创造新的生活做一番事业。

此前,张一阳的二姐张西蕾已经通过上海找到党组织,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张西蕾回忆她临走时,弟弟吵着要跟她一起去继承父亲的革命事业。经张西蕾再三说服,答应在找到党组织后,等他年纪稍大几岁,一定让他去。张一阳才勉强答应了。

1939年初,周恩来同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时碰到了张西蕾,了解家庭情况后,他叮嘱陈毅派人到沦陷区常州寻找张太雷家人,接来皖南转送延安。

新四军第一支队军需主任吴师孟随后赶到常州,找到了陆静华。但是这个时候张太雷的母亲年岁已高,重病缠身,已经不能长途跋涉。陆静华没有同意转移。但是张一阳依然选择了跟随吴师孟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出发之前张一阳还向吴师孟介绍了在豆行认识的小伙伴张建林参加革命。此后,张建林成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常州交通站”的创立人之一。

抗战时期“新编第四军”的番号,是军长叶挺为了纪念和延续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提议设立的。而张一阳的父亲组织广州起义时,第四军的一部分部队正是起义的主力军。16岁的张一阳离开家乡加入新四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投身了父亲十多年以前身体力行的革命武装斗争事业。

和弟弟在新四军部队里重逢的张西蕾,后来回忆张一阳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训练结束后,组织上曾有意照顾他,让他到新四军军部的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但张一阳说自己刚参加革命,不能一开始就留在机关工作,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做起。

于是,张一阳先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四队担任文化教育干事,并且入了党。他的战友陈安羽回忆,张一阳当时有三项工作:一是为十多位文化低的学员上语文、算术课,有时也讲些自然科学常识;二是自己参加政治、军事学习,三是帮助搞好政治教育工作。

张一阳从军以后,二姐曾送给张一阳一支钢笔,嘱咐他“用这支笔好好学习,好好战斗,不要玷污父亲的英名”。而新四军军部纪念广州起义时,副军长项英同志报告广州起义革命过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特地介绍了张一阳的父亲张太雷烈士是广州苏维埃主席,以此对张一阳表示鼓励。

受到激励的张一阳,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刻苦训练军事技能。而且工作里事事争先,处处不甘落后。当时,干事们借到参考书,要抄写好贴在大厅的墙报栏让每一位学员都看到。张一阳不辞辛苦常常熬夜抄书,任凭旁人劝说也不休息。

战友陈安羽曾经跟他说:“你这根独苗,先烈后裔,为什么也跑到这里来了?既来了,又何必过教导队这一关?”张一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是从生活到革命,教导队的学习,使我懂得了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虽然从一岁多起和父亲没有见过面,但张一阳心底仍对父亲充满了深情。他曾多次对战友说起从母亲这里了解到的家世和过往。有一次交谈中,战友提起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张一阳立即涌起了怒气:“我父亲在广州暴动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所以一提到特务,我就恨!”

而这一份对敌人的痛恨,也转化成了为革命而奋斗的决心。不久以后,张一阳又坚决要到前线部队任职,几经要求后,他被分到了新四军第三支队教导队任政治教育干事。

1940年年底,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皖南地区的虎视眈眈,新四军军部供给部系统、非战斗部队和机关的女同志被安排先行撤离皖南。二姐张西蕾想到弟弟年小体弱,就向组织请示让弟弟一起先走。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派人通知了张一阳。可接到通知后,张一阳立即赶了几十里的山路,翻过云岭到军部找到二姐,毅然说:“我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不能因为是张太雷的儿子就搞特殊化。”二姐看他意见十分坚决,只好同意他留下。

而这一次分别就成了亲人间的永别。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 突围前,三支队与军部特务团合编为三纵队。战斗中,纵队教导队在队长袁大鹏、政治指导员王传馥指挥下与敌人展开激战,大部不幸牺牲。少许战士在袁大鹏队长率领下突围到了江北,但是包括张一阳在内的部分教导队战士一起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从皖南押送到江西上饶关进了集中营里。在这个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里,张一阳和同志们一起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秘密党支部的同志鼓励他以父亲为榜样,不要向敌人屈服,不要暴露身份时,张一阳回答:“请你们相信我,相信我。”

上饶集中营卫生条件很不好,蔓延了以虱子为主要媒介的急性传染病回归热。张一阳也不幸患病,出现高烧不退的症状。敌人为了诱降,竟一手拿着治疗回归热的特效药,一手拿着“悔过自新书”对他说:“你填表,就给你治病。”面对屈服即可求生的机会,张一阳表现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大无畏精神,完全不予理睬。

丧心病狂的敌人又把张一阳和战友陈茂辉、徐一非关到了附近一个农户家的柴房里,毫无人性地连水都不给喝。农户偷偷给三名新四军病员送水,被敌人发现后砸了水罐。断了两天水以后,坚持不屈服的张一阳壮烈牺牲。年仅18岁的他在生与死关头,以不向敌人低头的实际行动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父亲和儿子,二代人前仆后继,间隔14年倒在了革命的征途里。

新中国成立后,张一阳的战友陈茂辉在无锡见到了丈夫和儿子先后牺牲的陆静华,跟她叙述了张一阳宁死不屈的事迹。悲痛的陆静华坚强地对儿子的战友说:“革命总是要有代价的,没有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责任编辑:贾茹)


  •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6期
图片信息
推荐信息
信息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