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的知识分子“朋友圈”

 

栏目:菁华采撷  加入时间:2018/6/25 9:31:34  已浏览:3453


梅兴无

 

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王震,幼年家贫,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自谦为“粗人”,但他深谙知识的重要性。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一直喜欢读书,终生敬重知识分子,喜欢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形成了一个交情深厚的知识分子“朋友圈”。本文介绍的是王震与他的几位知识分子朋友交往的故事。

王震与周素园

王震与周素园相识纯属偶然。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抵达黔西北。2月9日,王震率红六军团攻占黔西北重镇毕节。进城之初,一名连指导员看到一座古旧宅院,料想是地主,便带人进去“打土豪”。让指导员惊异的是,在书架上翻出很多马克思、列宁的书,书中密圈细点,说明被书的主人仔细读过,而且还有读书笔记。指导员把这些书和笔记本带了回去,向上级作了汇报。王震得知后甚为诧异:“碰到一个读马列的地主?”他马上派人把这家主人请来相见,此人就是周素园。

通过交谈,王震了解到周素园热心读马列书籍的缘由。周素园是前清贡生,他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第一张日报《黔报》,成立了贵州第一个政党——自治学社,从事宣传和组织反对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1911年11月3日,自治学社以新军为主体举行起义,成立贵州军政府,周素园被推举为行政总理。但不久,贵州军政府被唐继尧的滇军所颠覆。周素园被迫流亡,奔走于京、汉、沪、渝等地,试图借助外部力量恢复贵州的革命政权。但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正遇到重重困难,无力给予切实的支持;求助于南北各派大小军阀,则无异于与虎谋皮。经过十几年的奔波,周素园失望地回到家乡,在彷徨和困惑中闭门读书,无意间接触到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深深地吸引着他。他潜心研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原著,在研究中还初步认识了用马列主义指导的共产党和红军。

了解周素园的这些情况后,王震笑问:“周老先生,你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又是地主,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呀?”周素园坦然应答:“我是当过大官,但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是地主,但没发过不义之财。何须跑?”王震点点头,又问:“你为什么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啊?”周素园笑了:“中国总得找一条光明之路嘛!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说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听了他的话,王震兴趣更浓,试探着问:“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周素园不假思索地说:“赞成,完全赞成。”

王震后又几次与周素园交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拉近了彼此之间感情。王震跟周素园开玩笑:“周老先生,您老可不能老是关在家里闹革命(即闭门学马列)啊!”周素园确信有一条光明之途就在眼前:“你们来了,我要走出家门闹革命!”

周素园是开明绅士,为人正直,在社会各阶层都享有较高威望。他参加革命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红军在毕节地区得到近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并扩充红军5000人。

1936年3月1日,已经57岁的周素园不顾年高体弱,执意率贵州抗日救国军随红二、六军团继续长征。周素园随红六军团政治部一起行动,王震“和他经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不但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也增进了彼此间的革命情谊。”

1951年10月。周素园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来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王震和周素园再度相见。在交谈中,王震得知久别后周素园的情况。令他格外欣慰的是,周素园以和自己年迈衰弱之躯极不相称的旺盛精力,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党和政府联系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不想,

这次重逢竟成永诀。1958年2月,周素园病逝于贵阳。

20世纪90年代,贵州省出版《周素园文集》,王震欣然作序。他写道:

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周素园一生的曲折经历,揭示了一条真理:在现代中国,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隔阻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渝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斗争中,他最终必定认同并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王震与余铭钰

王震率解放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之前,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单独召见他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到胜利后的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上来。”

当时新疆没有一寸铁路,不能生产一斤铁、一斤钢。农牧民造铁制农具,要花两块大洋才能从苏联换回一斤铁。王震率大军进驻新疆后,决定自力更生建钢铁厂,结束新疆缺铁少钢的历史。他跑到北京国家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求援,得知该局有一兼职顾问余铭钰,是喝过美国“洋墨水”的冶金专家,而且还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创办了益华钢铁厂。他大喜过望,马不停蹄地赶赴上海找陈毅市长做工作,请余铭钰到新疆考察建钢铁厂事宜。

1951年初,余铭钰乘飞机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王震亲到机场迎接,安排余铭钰在他办公的新大楼下榻,又为其设宴接风洗尘。王震尊重知识分子,余铭钰已有耳闻,但亲身感受这样高的礼遇和盛情,倒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余铭钰对这次考察新疆是心存疑虑的,主要担心建厂资金是否充足和领导人是否真重视。在与王震交谈时,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资金问题。王震胸有成竹地回答:“资金你不用担心。目前新疆近20万军队的军费国家仍然照拨,这些军费的绝大部分可用来搞建设。以20万军队的军费和全体指战员的生产成果做你的后盾,难道还不能建设一个钢铁厂吗?总之,你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有一条,你必须给我炼出钢铁。”

余铭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出钢的事请你放心。你准备搞多大规模?先搞个3吨的炉子如何?”王震笑着摇头:“3吨?那不成了小脚女人!10吨也不行!日产不应少于150吨,如果日产250吨更好!”余铭钰闻言吓了一跳,这个数字别说一个省,就是在全国也是够大的,他不禁问道:“你们搞这么多钢铁何用?”王震讲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强调要尽快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现代工业,造就少数民族现代工人阶级队伍,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全面发展。

王震建设新疆的博大胸怀和气魄,深深地打动了余铭钰,不但消除了他的种种疑虑,而且唤起了他青年时代“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抱负。他爽快地表示:“好了,什么也不必说了,我决定将我的厂子搬到新疆来,而且举家西迁。我儿子余宁扬也是冶金工程师,我们父子决心为新疆的钢铁工业竭尽绵力。”

余铭钰的益华钢铁厂搬迁,因大型设备受桥梁涵洞的承载能力限制,无法用载重汽车运到迪化。王震做通铁道部工作,先把大型设备发运至东北的满洲里口岸,办理出国出境手续,然后经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经中亚运到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再用载重汽车运到迪化。

益华钢铁厂整体搬到新疆后,更名八一钢铁厂,余铭钰被委任为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同时,王震还任命他为新疆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正师级),为他申报了国家一级专家待遇,并把当时新疆进口的第一批苏联胜利牌轿车分配给他一辆。有人私下发牢骚说,军级干部还没配轿车呢。王震把这些人喊来批评道:“我批给余专家一辆,是因为他能把矿石炼成钢铁。如果你们哪一位也能点石成金,我王震也送轿车一辆!”

正在余铭钰全力投入钢厂建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举报余铭钰有“杀人罪行”。一个深夜,王震只身来到余铭钰家里,直截了当地问:“老余,你要给我讲实话,你杀过人没有?”余铭钰明确表示:“绝无此事。”王震同他推心置腹:“老余,我们是朋友。没有此事你就不要紧张;如果确有其事,还是坦白为好。”王震离开余家后,半途又突然返回,恳切地说:“老余,你可要想开点,千万不要自杀啊,那样可真的说不清了。”面对王震的嘱咐,余铭钰禁不住热泪纵横,他永远铭记这个夜晚。

后来问题调查清楚了,纯属诬告。王震还专门请余铭钰到家里吃了一顿饭,余铭钰得以轻装上阵。他成天泡在建设工地上,同解放军指战员经过7个多月的摸爬滚打,完成了建厂的初期任务。1952年4月30日,八一钢铁厂一号高炉出铁,王震亲自到场和工人们一起迎接在新疆出炉的第一桶铁水。铁水映红了王震兴奋的脸,振奋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八一钢铁厂的建成投产,奠定了新疆现代钢铁工业的基础。

王震与华罗庚

王震与华罗庚相识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王震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华罗庚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数学家,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彻夜交谈,由此开始了30多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高兴地说:“知识分子不怕王胡子,那就好啊!”

王震始终把华罗庚引为他的良师。在铁道部任职期间,王震亲率10万大军,移山填海,筑路架桥,以最快的速度,兴建黎湛、鹰厦两条铁路。在施工中,工程技术人员经常遇到桥梁、水坝等工程承载力的数学计算问题,王震亲自带领或委派工程师向华罗庚求教。华罗庚每次都放下手中工作,耐心给予讲解,帮助他们较快掌握了取得正确数据的方法。他们都很敬服华罗庚,说他是他们所遇到的最好的导师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春节期间,王震正在家里和几位大学生谈论学习问题,华罗庚造访。王震介绍这几位大学生与华罗庚认识,并要他们向这位数学大师请教。华罗庚热情地向几个年轻学子介绍了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详尽地说明了兴起不久的电子计算机的功用及发展前途。他预言,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普及,必将促进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的变革和飞跃。他还勉励这几位大学生刻苦攻读,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他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形象生动,王震作为一个“旁听生”,也听得津津有味,获益匪浅。

王震一贯力主解决知识分子生活待遇过低的问题,解放初期,受毛泽东委托,王震负责工资改革,他曾向毛泽东谈及专家教授的工资标准,毛泽东说:“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着办。”

1972年,王震从江西返京后,与华罗庚一同住在北太平庄。两人能够更加方便地相互串门。王震每次到他家里,总看到他的房间里到处都铺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研究数学的草稿。华罗庚常常倾吐忧国忧民的心迹和把数学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的宏图大志。王震从他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拳拳之心,由衷地称赞他是“新中国数学科学的拓荒者、奠基人,也是把数学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拓荒者、奠基人”。

20多年来,华罗庚一直致力于“优选法”“统筹法”的推广普及。当这项工作受到干扰时,他对王震说:“我牢牢记住这句话,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我不能在干扰中躺倒不干!”王震对他正气凛然的态度给予无保留的支持,表示要做他的坚强后盾,使得华罗庚有勇气顶着干扰,四处奔走,推广普及“双法”。

华罗庚呕心沥血所推广普及的“双法”在生产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华罗庚对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却感到惴惴不安。1983年,他到美国访问和讲学期间,致函给王震:“党破格使我成为活人上电视剧的开始,衷心感激之切,非言之所能表达也。今后只有为党为人民更努力,献出仅有的余力,生命不止,奋勉不已。”当时,华罗庚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但他在信中说:“有人建议我利用这次出国机会,治治心脏病,但我刚到这儿,最好先把工作搞好,之后再进行体格检查为妥。”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和对人类科学进步的一片忘我之情。

1985年6月3日,华罗庚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在赴日之前,他还捎口信给王震,表达“老骥耻伏枥”的心情,王震祝他一路平安。1985年6月12日下午4时,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向日本数学界做主题为《理论数学及其应用》演讲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长逝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

对华罗庚的不幸离世,王震一连几日寝食不安、郁郁寡欢,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大数学家和挚友而悲痛万分。他写下《悼念良师挚友华罗庚》一文,发表在1985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6月13日上午,我正在伏案看报,突然传来了华罗庚同志在日本讲学、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的噩耗。我为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数学大师与和平运动的活动家,为自己失去一位极尊敬的良师挚友而悲痛。

华罗庚教授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辉煌业绩,即令千秋百代,也足为人钦仰:他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奋勉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伟大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安息吧,我的良师挚友华罗庚教授!

(责任编辑:贾茹)


  •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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