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少言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晋察冀根据地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著名版画家。他1918年出生于山东临沂，曾先后就读于济南中学和北平弘达学院。求学期间，李少言深受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的影响，逐渐对木刻、美学产生浓厚兴趣。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日渐高涨，李少言亦从心底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抗日主张。他积极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随抗敌剧社到武汉演出。1938年，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李少言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参加学校内设的美术组，向陈九、米谷（朱吾石）等著名画家学习木刻。入校不久，他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配到陕公剧团做舞美和化装工作。期间，他曾为剧团改编自高尔基小说《母亲》的戏剧剧本创作了插图，这也是他首批公开的木刻作品。1939年夏天，陕公剧团被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李少言担任文工团政治协理员、党支部书记和美术组长。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师在师长贺龙率领下自陕西富平县庄里镇驻地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截至1939年底的两年时间里，一二○师转战晋、察、冀，坚持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发展抗日根据地，先后击毙日军第八混成旅旅团长水原、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一二○师既要坚持对日作战，又要团结抗日民主力量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封锁摩擦。根据地各方面的困难与日俱增，亟需学有专长的知识青年帮助开展各项工作。

　　1939年10月，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受命率领1500多名师生冲破日军封锁线，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到达晋绥抗日根据地，师生分散到各处继续坚持办学。求才若渴的贺龙专程拜访成仿吾，向他提出调派一些师生到一二○师帮助工作。成仿吾被贺龙的诚意打动，决定派遣李少言等3名青年骨干前往一二○师支援前线工作。在党组织和他们逐一谈话之后，李少言等3人便背上背包兴高采烈、心潮澎湃地出发了，经过艰苦跋涉，很快安全抵达滹沱河畔平山地区一二○师司令部。

　　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热情地接见了他们。成仿吾和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在场，贺龙问成仿吾:“这几个年轻人，政治上怎么样？有什么特长？”成仿吾逐一作了介绍。得知李少言“在联大文工团当党支部书记，会画，会照相，会木刻……”，贺龙由衷地为革命队伍人才汇聚而高兴，决定让李少言留在师司令部秘书室工作，李堪到副官处工作，另一位同志到参谋处当作战参谋（不久后在侦察敌情中牺牲）。

　　正式开始工作前，贺龙语重心长地对李少言说:“当秘书，是个过渡，但要安心工作，这也是对你的考验。以后，有机会发挥你的特长。”贺龙师长的爽朗坦率，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干脆利落，给李少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李少言开始了当秘书的生活。

　　贺龙爱惜人才，只要他看中的人才，总是千方百计地调来。一二○师司令部秘书室因此人才济济，各有所长。当时冀中地区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刘卓甫，1936年曾经作为中国篮球队队员参加过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贺龙了解情况后，深感人才难得，多次和冀中公署协商，调派刘卓甫到一二○师从事体育工作。在贺龙的亲自领导下，李少言、刘卓甫等人都得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他们由衷地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二

　　1939年12月7日，阎锡山悍然发动“晋西事变”，袭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一二○师主力火速回师晋西北。1940年1月7日，贺龙、关向应率部自河北平山县会口地区星夜赶回山西，师部驻扎在临县窑头村。一二○师由此承担起反顽斗争和建设晋绥区、屏障陕甘宁的艰巨任务。

　　每当战斗间隙，李少言总是挤出时间绘画、雕刻，以木刻画的形式记录下那些艰苦战斗的场景，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他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他曾用梨木刻成一副麻将牌，供战友们在工作之余开展文娱活动用。贺龙非常欣赏李少言的艺术才华，打算送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深造。在征求本人意见时，李少言却表示，学习的机会以后还会有，但在战火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却十分难得，希望能留在前线继续经受抗日烽火的洗礼，体验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

　　贺龙欣赏有志气、有抱负的年轻人，多次鼓励李少言努力发挥美术专长，曾特意嘱咐陈梦等秘书人员多承担一些秘书室的工作，好让李少言有较多的时间搞版画创作。李少言每有新作品出炉，贺龙都会拿去看，甚至挂到住室里观摩。有一次，李少言新创作了一幅笔稿，画的是大青山骑兵旅。贺龙仔细看后，提意见说:“你这马画得不对，四个马脚的关系没有画好。马跑起来是这样的……”贺龙一边说一边用四个指头代表马的四条腿，显示跑起来的先后位置，又说:“骑马的人骑的也不是地方。常言说:‘马骑前背牛骑腰，驴骑屁股左右摇。’你应当仔细观察，不能只凭想象创作……你画不来，就到司令部马兵班多看看，认真观察。”

　　与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贺龙，从小骑烈马，十三四岁还做过马贩子，后来骑着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说到马，从静态、动态到性格习惯，他都能够说出一大堆来。贺龙的话极大地触动了李少言，他认识到：为什么贺龙对马了解得这么深刻？就在于有亲身的生活体验。

　　李少言对版画艺术的追求热烈执着。为了画好马，他不仅到马圈中仔细观察，还多次跟着马走，一边跑一边观察，有时甚至跟上好几里路。他还曾把马的四条腿编成1、2、3、4四个号码，以此来记下马行进中四条腿的相对位置关系，最终找出了它的规律。在这里，李少言所收获的不仅仅是画技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他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认识。

　　1940年4月初，一二○师师部从山西临县窑头转移到兴县地区。此时正处于日军在晋西北的两次大“扫荡”的间隔期。在新驻地，贺龙住的窑洞与李少言住处相距不远。在工作不忙时，贺龙常在晚饭后到李少言处摆龙门阵。贺龙是一个健谈的人，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从《水浒》《三国演义》《鲁迅全集》《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乃至民间趣闻，无所不谈。李少言深深叹服于贺龙知识的广博，平时听人谈起贺龙，多知他的赫赫战功，接触多了，才知道这位没有进过学堂的将军，还勤于读书学习，见识卓绝。

　　在谈到文艺问题时，贺龙也能讲出一套足以说服人的道理。1940年5月4日，晋西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诗人肖三在笔记中记下了贺龙在会上的即兴讲话:“我的意见：一、文化人要学鲁迅……我近来在读《鲁迅讲话集》……阿Q主义骂那些混账王八蛋骂得好；二、文化不能离开政治和军事……文化对革命起了先锋和推动作用……三、应发展晋西北的文化……笔杆子要和枪杆子联合起来！今天我们的枪杆子上有马列主义，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贺龙还谈了戏剧问题，他说:“戏剧一方面要注意观众的水准，要重视民间形式，但完全的旧形式也不能全盘搬来，要加以改造，要使内容与形式渐渐统一起来……”

　　李少言从平时工作和闲谈中，不断地受到贺龙文艺观的启发。李少言愈加认识到，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肩负着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重任。他因此更加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李少言所住的窑洞，光线较为暗淡，他为此不得不经常到窑洞外去进行画刻创作。有一天下大雨，李少言支着一把伞挡雨，专心致志地工作。他不知道，贺龙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身边。等画完，听到有人连声称赞，哈哈大笑之后，他才发现是贺师长来了。

　　贺龙在多个场合公开称赞说:“李少言这个人呐，只要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就是关在窑洞里不屙屎、不拉尿也要完成。”1940年初夏时节，贺龙、关向应在司令部与李少言及后方写生队的沈逸千合影留念。这是对李少言努力钻研、踏实工作的郑重肯定。

　　此时的贺龙，兼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和一二○师师长，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李少言的成长。李少言也没有辜负贺龙对他的期望和信任，辛勤努力，扎实工作，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

　　一二○师回师晋西北后，师政治部计划创作一套名为《八路军120师在华北》的大型木刻组画，为正在筹备中的中共“七大”献礼。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亲自抓这项工作。具体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主要有蔡国铭（摄影科科长）、杨静轩、张仲纯、李少言等人。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先后离开，整个庞大的木刻组画工作，都落到李少言一个人身上。贺龙非常关心这项工作，多次了解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困难。

　　当时，部队既要对付日军一个接一个的大“扫荡”，又要回击阎锡山“饿死、困死、赶走八路军”的阴谋，财政经济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各种物资十分匮乏。搞大型木刻组画，急需的照相机、梨木、油墨、纸张等各种物资，虽然数量不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少言个人无法解决，即便是师政治部也有较大困难。贺龙亲自交代副官处处长杜世兴，尽力满足李少言工作需要，缺什么就补什么，让李少言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画的创作之中。

　　在创作过程中，李少言用心琢磨，不断改进，终于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这幅巨著。《八路军120师在华北》结构庞大，内容丰富，感情强烈，形式多样，生动再现了部队将士学习、演习、行军、露营等细节。从取材至构思，从黑白处理至刀法，都表现出作者抗日的决心和不懈的艺术追求，富有极大的生命力，是抗战期间木刻组画的杰作。1942年，这套大型木刻组画由一二○师政治部公开出版。

　　李少言的版画，是诞生于战火硝烟之中的一幅幅史诗，它把我们带回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八路军浴血奋战的现实之中。它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记录了中华儿女坚强不屈、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历史景象。

　　在《渡黄河》一幅中，我们看到在浊浪翻滚的黄河中，贺龙与关向应屹立船头，挥师东渡，指挥若定。李少言抓住了贺龙的生活特征，口含烟斗，一手东指。画面不着一字，便使观众一望而知，表现了贺龙师长的抗日决心和必胜信念；战士们同舟共济，奋力划桨，齐心协力，奔赴抗日前线。刀法流畅，黑白相衬，构思巧妙，造形粗放中见精确，从远近大小的比例中突出中心，极具感染力。

　　《陈庄战斗》一幅，别具匠心。夜色苍茫，月黑风高，近景只有微光下的三位战士和一门迫击炮。但作者于黑底上微微几刀，刻划出飞舞的流弹曳光，爆炸的火光。当年激战6天5夜，我军动用了5个团，全歼日军1个大队、伪军共1500余人的战斗，便通过这典型的构图表现出来，使人如身临其境，看到那黑夜的远方，千军万马的厮杀。

　　李少言版画涉及的题材是多方面的，有大青山的骑兵，有硝烟滚滚的战斗场面，有人民群众箪食壶浆、送子参军、军民鱼水情的特写，有战士们学习、开运动会的丰富多姿的生活，有挺胸昂首、新兴的工人阶级形象。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而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李少言还只是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美术爱好者。

　　1941年初，晋西根据地创办了美术工厂和《晋西大众画报》。晋西北党委书记林枫向贺老总点名要李少言去帮助工作。贺龙虽有不舍，还是专门征求李少言本人的意见:“现在晋西要成立一个美术工厂，林枫同志提出要调你去。你愿意去吗？”李少言听后，觉得这正是发挥自己专长和爱好的好机会，很坦率地回答说:“我愿意去。”贺龙对他说:“你好好考虑一下，不着急做决定，明天再答复我。”李少言明白贺老总的意思，但是出于对艺术创造的追求，他还是决定到晋西美术工厂工作，反正到那里也还是在贺老总的领导下。见李少言意志坚定，贺龙便爽快地说:“那好，去了就好好干！”

四

　　李少言到晋西根据地后，一直做美术工作，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期间，他创作了更多的木刻版画。由于他的努力钻研，版画创作的思想内涵和创作水准都更上一层楼，成为解放区美术界一颗耀眼的新星。李少言担任《抗战日报》（后改名为《晋绥日报》）美术科长并兼做《晋西大众报》以及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美术工作时，因根据地缺少制版设备，报刊上所有的美术作品全部要用木刻代替制版。他为此异常辛苦和忙碌，但在不间断地实践中，李少言也因此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艺术上得到进一步提高。1946年，他的作品《重建》参加了中华木刻协会在上海举办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并入选《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李少言还刻过一些劳动模范、民兵英雄的头像，也创作了一些领导人的黑白木刻像，其中包括《贺龙司令员》。由于创作成绩突出，艺术上的成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1949年他受组织派遣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李少言的版画作品《重建》《挣扎》《地雷战》《黄河渡伤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

　　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冬，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于11月30日解放重庆。李少言同《晋绥日报》的部分同志随二野进入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

　　由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部于12月27日解放成都。1950年2月3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一起由成都前往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2月4日，刘、邓、贺三位首长出现在会师大会上。贺龙头戴“八一”军帽，身披黑皮大衣，黑胡皓齿，意气风发，笑容满面，气度英武潇洒，透露出发自内心的胜利喜悦。受命担任会议摄影师的李少言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拍下了一组珍贵的历史镜头。后来，李少言把洗好的许多照片送给贺龙。贺龙翻阅后说:“照得最好的就是这一张。”此后不久，贺龙由成都移驻重庆。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的李少言，又常常有机会见到贺龙。在北碚，李少言又为贺龙、薛明照了许多照片。可是贺龙看后都说:“照得最好的还是那一张。”1981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纪念贺龙同志》像册，所选用的封面大照片，正是李少言的这一杰作。

　　此后，李少言陆续创作了许多版画，如《四十年的愿望实现了》《工地也是学校》《旗手》等反映现实重大题材的作品。1953年，西南文代会在重庆召开，成立西南美术工作者协会，李少言被选为常务副会长，不久他又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1960年，李少言兼任四川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大力支持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共同创作大型泥塑《收租院》。1965年，《收租院》入京展出，引起极大轰动。后来，李少言成长为一位全国美术界知名的、成熟的美术工作者和版画名家，并连续当选第三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全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美协四川分会主席等职务。晋西北时期的青年美术爱好者李少言，最终成长为久负盛名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这一切与贺龙元帅对他的赏识、奖掖是密不可分的。

（责任编辑：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