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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多维多彩的情感世界
孟 素
来源 : 《世纪风采》2013年第6期 2013-08-13 10:46:44 已浏览 : 1751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汪道涵因提纲极具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而载入史册。他的一生,爱国爱家,心系故土家园,情牵海峡两岸……

 

澎湃热切报国心

 

汪道涵,19153月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现明光市)明光镇,原名汪导淮。其父汪雨相是清末秀才,留学日本,曾参加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思想进步、开明、为人正直,曾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

汪道涵是家中长子,自幼聪慧好学,在父亲创办的明光小学和初中读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昂,汪道涵和同学秦其谷、李正恩等十几名青年学生上街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193110月,上海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东北抗日。消息传到明光,汪道涵、秦其谷带领十几名青年学生扒火车到南京参加了这次请愿示威。同年底,汪道涵以优异的成绩被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录取。1932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1933年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捕入狱,他大义凛然,与国民党军警斗智斗勇。19341月,经营救出狱。汪道涵回到明光镇后,通过父亲的关系被聘为明光初级中学教师,教授英语和数学。期间,他团结家乡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组织青年读书会,成立街头演出队,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春,汪道涵得到汪氏族人的资助,再次赴上海求学,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读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正值学校放暑假返乡的汪道涵与数名有志青年商议,很快成立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李星北任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同时还决定创办《抗日快报》,报道抗日消息和日军的暴行,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街头和乡村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抗日快报》一出版就很受欢迎,迅速成为当地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刊物。为壮大革命力量,汪道涵决定成立明光镇临时党支部,自己担任书记,并先后发展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汪乃枢等5位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为与上级组织联系,曾派人到南京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后因全国抗日形势日益紧张,未能接上头。中共明光临时支部还将抗日前线战况以及前方将士挨饿受冻情况编成消息在《抗日快报》上发表,号召家乡人民为前线捐款,得到明光镇及其周边乡村广大群众的纷纷响应。汪道涵、秦其谷等用募捐来的钱款购来棉布和棉花,请明光镇上的热心民众缝制成棉背心。仅一周时间,他们就制成了2000余件棉背心送往南京。

193710月,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随时都有攻陷南京的可能。明光与南京近在咫尺,汪道涵全家紧急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汪道涵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在汪道涵的宣传影响下汪老先生夫妇目睹日本侵略者蹂躏国土义愤填膺,积极支持儿子的想法和革命行动,决定携带全家大小一起奔赴延安。汪道涵还建议父亲多带一些人走,至少把自己的几个好同学同时也是新发展的党员带着,汪父欣然同意。1010晚,汪氏父子带领全家、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28人北上奔赴延安,完全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到延安后,汪道涵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春,原战斗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遵照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3月初誓师东进抗日。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前往四支队工作。汪道涵也于此时从延安来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他先在鄂豫皖区党委的青训班学习,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又担任了团领导职务。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时,程启文接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战地服务团协同各团政治处、民运部门,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同年冬,战地服务团根据支队指示,进入霍山两河口山区发展抗日武装。服务团的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非常成功,群众参军热情很高,很快就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队伍,命名为第四支队抗日游击先遣队。程启文任司令,汪道涵任副司令,郑时若任参谋长。先遣队建制不久,改为正规游击团,程、汪等都返回战地服务团工作。此外,汪道涵还在舒城深入晓天、三元观一带,发动群众、打造刀矛,组织群众放哨、防奸、游行示威,帮助建立三元观联保抗敌协会、巡逻队和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同年12月,战地服务团奉命从舒城向皖东进发,经六安张家店、肥西山南馆、寿县下塘集等地,穿越淮南铁路,经过近两个月的行军,于1939218到达肥东重镇梁园。222到达全椒县大马厂一带。

在东进过程中,汪道涵善于演讲、擅长书法和能歌善舞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东进的主要工作是一边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刷写标语和唱抗战歌曲是他们一路四处活动的重要宣传工具。他们一有机会就在街头演出,召开群众大会。每次演出,汪道涵都亲自参加,每次群众大会他都上台演讲。

战地服务团到大马厂后,稍作休整,就兵分两路:一路由团长程启文率领,去周家岗和滁县珠龙桥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一路由副团长汪道涵率领,赴全椒县城开展统战工作。227日,汪道涵一行8人到达全椒县城。汪道涵首先利用其父亲在皖东地区的影响,做国民党全椒县党政军上层方面的工作。当时的国民党全椒县县长汪心森比较开明,汪道涵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汪心森主动安排服务团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县政府第二科科长家。对于战地服务团组织群众集会,汪心森也到场并讲话。这样,战地服务团在全椒县城很好地立了足。之后,服务团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汪道涵在县城组织了三次群众集会,宣传抗战形势,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演讲会现场,群情激昂,爱国青年积极向新四军靠拢,拥护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政策。汪道涵因势利导,立即组织建立县城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还积极组织群众为前线部队筹粮筹款。因为得到该县上层人士的支持,服务团筹粮筹款工作较为顺利,解决了新四军四支队在全椒活动的部分供给。426日,汪道涵率战地服务团撤离全椒县城,回到中心区周家岗归建。汪道涵在全椒县开展的上层统战工作,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教育了群众,播下了抗日、民主的火种,为全椒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1939519,汪道涵率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20余人随中共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临时前委书记方毅率领的第八团挺进纵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路东的嘉山县自来桥。在阔别家乡一年半后,汪道涵又回到这里,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故乡,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故事。在此,汪道涵积极开展战略侦察、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还于6月成立了嘉山县第一个正式的中共支部———自来桥党支部。

自来桥位于嘉山、盱眙、来安三县交界处,汪道涵先后与这三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见面会谈,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嘉山县县长周少藩、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表面抗日,暗中反共,汪道涵在上级党组织和新四军第五支队支持下,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1940年初,新四军的抗日政策已深入人心,国民党嘉山县政府在人民心中已失去了威信。县长周少藩对共产党、新四军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公开作对,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软抵抗。他还频繁地与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接触,准备率部逃跑,投奔秦庆霖。得知这一消息后,汪道涵立即向五支队司令罗炳辉及津浦路东省委作了汇报。当时,新四军五支队情报部门也得到了周少藩准备带部队投靠秦庆霖的情报,于是,罗炳辉专门派汪道涵到自来桥东南十几里地的朱山港劝说周少藩留下,共同抗日。

    1940310下午,汪道涵快马加鞭赶到朱山港。此时,周少藩已做好了撤走的一切准备,驻地大院里两百多号人武装整齐,十几匹马的背上驮着行李。

汪道涵当场批评周少藩,指出他拉队伍投靠秦庆霖是错误的。他劝周少藩不要与人民为敌,不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少藩见事已败露,把眼一瞪,露出了本来面目,命令卫兵将汪道涵的枪下了,并将汪反手捆了起来。汪道涵严厉斥责周少藩:“你真的不留后路吗?放了我们,弃暗投明,你的前面还有路可走,否则你必将被消灭。”周少藩的部下有人嚷着要把汪道涵毙了,还有人说把汪带着交秦庆霖处理。周少藩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叫手下把汪道涵关进后院柴房里,然后立即动身,投奔盱眙秦庆霖去了。

翌日晨,房东收拾房屋时发现了被捆的汪道涵,慌忙为他松了绑。汪道涵迅速赶往五支队向罗炳辉汇报周少藩逃走的情况。罗炳辉说,周少藩逃跑了也好,这样我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反而名正言顺了。他要求汪道涵按照中原局的指示,抓紧建立抗日县政府。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和五支队于3月中旬正式批准成立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任命汪道涵为县长。

在上级党组织和中共嘉山县委领导下,汪道涵负责组建了县政府秘书、民政、军事等办事机构,建立了区乡政权和自己的武装,并兼任县总队总队长,领导减租减息斗争,努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还组织建立了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敌协会和儿童团。嘉山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走在了全边区的前列。

19418月,中共津浦路东区党委任命汪道涵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并继续兼任县长。19421月,汪道涵调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协助行署主任方毅工作。

19432月,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汪道涵仍担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并兼任津浦路东专署专员。19438月,汪道涵调华中党校学习。一年后,他回到路东地区继续担任行署副主任、路东专署专员。

由于他在革命活动中的出色表现,1945年后汪道涵历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政委,胶东区行署代主任,安徽省财办主任,为华东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9年后,汪道涵历任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浙江省财办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兼商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1952年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他长期在新中国财政、工业等战线工作,为我国机械工业和对外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后汪道涵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85年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同年1228日上海市台湾研究会诞生,他又被一致举荐为名誉会长。198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授予他公共管理学名誉博士称号,以赞扬他在上海市长任内的政绩。芝加哥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汪道涵1980年到任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上海面临一系列问题。在大量调查研究和科学求证及集思广益之后,他果断睿智而大刀阔斧地主持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等一系列关于上海重大发展战略决策,他先行提出了浦东开发、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和意见等,其作用影响深远,功不可没,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爱国情深统一梦

 

汪道涵卸任上海市市长之后,年已古稀的他在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逐渐淡出中国政坛。

然而,在海峡彼岸发生的事,却促使汪道涵在垂暮之年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那是在199010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宣告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长,致力于发展两岸关系。辜振甫乃台湾第一红顶商人,先后担任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工业总会理事长,又历任国民党中委、中常委、中评委,集巨商与政治家于一身。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素有“谦谦君子”声誉。

中国内地理所当然作出回应,建立相应的组织,以促进两岸交流。于是,在199112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

这时,中国内地遴选一位能与辜振甫旗鼓相当者来提纲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之重任,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首先想到的便是汪道涵,汪道涵堪称最佳人选,义不容辞。

   于是,晚年的汪道涵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以76岁高龄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受到举世瞩目。他务实、理性、勇敢,先行提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就是平等和协商的关系。主张以宽容看待历史、以前瞻对待未来。他说:要多多出台改善两岸关系的措施,不管台湾是谁执政,我们是对全体台湾人民的,要主动释放善意。

已经76岁的汪道涵和74岁的辜振甫,双双成为两岸和谈第一对手。1993427日至28日,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就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及双方会务诸问题进行了磋商。

备受世人瞩目的“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授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晤谈。随后在199810月,二老又在上海会晤,进一步商谈有关事宜。

两位长者果然不负众望,在会谈和会晤中,巧妙有效地置严肃重大的政治谈判于浓郁深厚的中国文化氛围之中。两老皆鸿儒,倜傥风度和儒雅谈吐,使众多媒体心悦诚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世人皆以两老姓氏称呼这一会谈。两老成为海峡两岸引人注目的“和平鸽”。

汪辜两老微言晓大义。汪道涵曾赠辜振甫以盛筷竹筒,他人不解何意,辜振甫笑云,此乃“快统”(筷筒)之意。辜振甫回赠汪道涵以笔筒,意即“必统”(笔筒)

汪道涵在处理台湾事务之中,思想活跃,善于异中求同。两岸争议的焦点乃“一个中国”。汪道涵为求双方能够对“一个中国”取得共识,曾对“一个中国”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向来,大陆方面以为“一个中国”的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方面则以为“一个中国”的中国指中华民国,而汪道涵则提出,“一个中国”的中国,既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非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属一个中国!

无奈好事多磨。随着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崛起,原定汪道涵访台化为泡影,“汪辜会谈”无法继续。

即便暂时这样,2005年春,体内癌细胞扩散的汪道涵仍强撑病体两次走出医院,分别会见了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用生命践行了一位老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2005年年头岁尾,辜、汪两老相继仙逝,“汪辜会谈”从此成为绝唱。“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汪辜两老精彩绘就了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章。

汪道涵一生从事革命,经历丰富,贡献不凡。但他晚年担任海协会长14年间,致力于两岸事务而创造出了令人信服令人叹为观止的业绩:从“九二前密谈”到“九二共识”,从九三“汪辜会谈”到九八“汪辜会晤”,这应当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也是他留给两岸国人最出彩的华章。他对两岸人民的共同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怀与使命感,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无私无我地奉献投入,毫无个人的利益算计。其人品、气质、胸怀、意志,其学养、历练、视野、风度,不但在同侪中卓然拔萃,在后来者中恐也难以超越。

 

志同道合忘年交

 

汪道涵比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小4岁,自到皖东北工作后,汪道涵常听人说起江上青,对江上青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能力深为钦服。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被派往安徽做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则是“皖东北特派员”,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根据江上青的要求,由上海地下党派的一批城市地下党员,被充实在第六行政区所属的县里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汪道涵,被委任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江上青又说服盛子瑾,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委任状……

听到江上青1939年战死的消息后,汪道涵曾难过地为其修建烈士墓。出于对故去上级江上青的情谊和感怀,从1950年代起,汪道涵即时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遗孀,而与其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与江泽民的交情由浅至深的第一因素。

1949年,江泽民由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泽民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

19499月的一天,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后来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道涵说:“江泽民充满了活力,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泽民的时候,他才23岁。”“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在我听了简单的汇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汇报结束后,江泽民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汪道涵还回忆说:“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文革”岁月中,这对忘年之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汪道涵被整得家人离散时,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坪在上海冒险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直到1970年代中期,汪道涵才恢复了平常生活,江泽民经常去看谪居的汪道涵,这在当时仍然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江泽民和他的母亲甚至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汪道涵处境一度十分窘迫,这位“文革”前的副部级干部,家里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微薄的物质生活用品全部都是凭票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四两、糖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人每月一斤。当时被派驻罗马尼亚的专家组组长江泽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登门拜访汪道涵,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和糖果。

“文革”结束后,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197910月在京成立,汪道涵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级别为正部级。这一年,汪向兼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举荐江泽民为该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汪道涵与谷牧一道,推荐江泽民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年后升任部长。

19809月,65岁的汪道涵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与夫人孙维聪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上海。翌年4月,由上海市人大选举正式当选市长。其时汪道涵已过耳顺之年,但仍勉力为上海的现代化打下基础,并慧眼独具提拔江泽民、朱镕基等优秀人才。

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即将届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向汪道涵征求人选,汪道涵推荐了江泽民。汪道涵对江泽民说,当上海市长就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泽民回答:“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汪道涵与江泽民一生亦师亦友,特别是在江泽民政治生涯的几个关键时刻,汪道涵或力荐之或力挺之,殊为重要。19896月,江泽民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登门拜访,征求汪道涵的意见。汪道涵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以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江泽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江泽民自此开始了14年的治国生涯。

江泽民和汪道涵的友情并不只是革命情缘,他们有着很多个共同话语,他们同为安徽人,又先后为交通大学学生,汪道涵读的是机械专业,江泽民读的是电机专业,两人又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又都是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再有两人又都好读书……

 

深钻博广读书痴

 

汪道涵不仅是个老革命家、教授、博士,还是我国政界知识渊博的学者型领导,在多次外交活动中被海外称为有真才实学的人,这完全得益于他是一个“超级书迷”。

汪道涵极爱读书。尽管时常工作到深夜,他也要从堆满床头的书堆中拿出一册看。逛书店是他的最大嗜好 ,他每月都要购置一些书,内容从文学评论、历史专著 、名人传略、音乐、美术,到科技专著、经济理论等, 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对经济管理类图书尤为感兴趣,除了自己看,还要推荐给别人看。他在当上海市长时常说,全市每个企业都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每个企业领导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好经理,上海就会搞好了。熟悉的人说,他讲话时 常常“引经据典”。此外,汪道涵还喜欢欣赏外国古典音乐,爱看京剧,爱下围棋。

汪道涵是书店常客。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从小养成爱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习惯。即便是在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时候,他仍常常光顾上海的书店。在他看来,买书之前要在书店边翻边选,而选书无法由他人代劳。在那年月,中国内地的报纸很少涉及领导人的个人生活,然而我却在上海报纸上多次读到关于“书迷市长”的报道。

汪道涵提倡干部读书。他在当上海市长时常说,全市每个企业都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每个企业领导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好经理,上海就会搞好了。

人们形容汪道涵的风度时,常用“儒雅倜傥”、“睿智博闻”之类的词,这“儒”这“雅”,本身就带有浓浓的书香气息,而“睿智”和“博闻”不言而喻来自他读的万卷书。

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住进上海瑞金医院,他的一举一动都为海峡两岸所瞩目。然而,他却像普通读者那样常常踱进瑞金医院附近绍兴路的书店。那里的书店老板,差不多都认识嗜书如命的汪道涵。

就在汪道涵去世前三天,他已经无法下床去逛书店,才不得不列出一张书单,请秘书代劳购买《问学集》、《勃艮第与文艺复兴》、《全球银行学》和《多元化金融集团与金融控股公司》。他还请秘书把最近一期的《读书》杂志给他送来。

汪道涵曾说:“读书就是生活。”由于长期购书日积月累,汪道涵的藏书多达10万册,坐拥书城。汪道涵读书,分为精读和泛读。他精读金融、经济类图书,同时泛读名人传记、文学评论、历史专著、科技著作以至音乐、美术。他的知识面广而博,而且关注方方面面的最近进展。他的谈话常常引经据典。

汪道涵是中共高层中学者型的领导人。他曾兼任许多学术性职务:中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荣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美国塔夫茨大学公共管理名誉博士,交通银行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他集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于一身。

美国著名电学家富兰克林曾引用这样一句谚语告诫人们:“空无一物的袋子是难以站得笔直的。”汪道涵是以丰富的学识“笔直”地站立于中国内地政界。

                    (责任编辑: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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