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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三线”建设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6期
来源 :  2015-06-24 10:12:42 已浏览 : 1508

王 建 柱


 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区进行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工业和交通建设,即“三线”建设。这是新中国处在各种强大外来势力包围下,举全国之力所进行的一场盛大的自强运动。“三线”建设,凝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战略眼光与构思,使新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新中国第一次对西部的开发。

 

做到即使在核战争情况下

也打不烂、炸不垮

 

所谓“三线”,是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地域划分为前线、中间和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该区域离海岸线最近点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约上千公里。“三线”地区四周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的山脉作为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三线”地区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严峻。在对中国的一系列威胁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美苏对中国威胁最大。面对威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战备。”他批评中央主管工业的负责人:“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搬去嘛!”他同时提出“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将搞原子弹也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从中可以看出,“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核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被摧毁。而西部地区则居于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构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的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的企业和项目也打不烂、炸不垮,成为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的后方基地。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确定西南“三线”建设由李先念、周恩来具体实施领导。许多重点项目放在四川,部分项目放在贵州和云南。

“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历时16年,其核心时间段为1964年至1972年,横贯了“三个五年计划”。在“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的13个省、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空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成功爆炸,在“三线”建设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按计划,从1964年起,中央先后把在沿海的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西北部转移。当年和以后几年的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到1965年,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向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转移完毕。

在“三线”建设期间,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知青、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了十几年的艰辛、血汗甚至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他们在西部扎下了根,奉献青春甚至生命是他们留给历史默默无闻的注解。

 

攀枝花建不成,

我睡不好觉

 

攀枝花钢铁厂,是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

1964年5月至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全国第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暨国家安全等问题时,毛泽东在不同范围内多次讲话,提出对全国地区要作一、二、三线设防的战略决策。他说:“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的,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  

早在 1958年春天成都会议时,毛泽东就批准了建设攀枝花的设想。在随后几年间,经过对西昌、德昌、米易、攀枝花几个地区的比较,认为攀枝花地区兰尖铁矿最容易开发,应当先开采。而宝鼎煤矿就在铁矿附近,可以就地供应,加上又有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沙江水可资利用,实在是一个建厂的好地方。而西昌地震烈度系数大,太和矿储量虽丰富,但开采难度比较大,水源也比较紧张,所以决定舍西昌而选攀枝花。

但攀枝花地区没有平坦的地方,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具备5平方公里的厂址,而这里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这就成为一个大难题。但我国的技术人员是具有创造性的,他们在金沙江边上一个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测量右比较,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势设厂,采用台阶式布置,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狭窄的山坡上,这在世界钢铁工业建设史上也是无先例的。攀钢后来被人们称为“象牙微雕钢城”。

1965年冬,攀钢基地建设进入高潮,已投产的电力不能满足需要。为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战争,经国务院批准再建一座水电站。上级要求再建的这座电站要依山、靠水、隐蔽。承建该项目的建设者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历时4年,在大山心脏凿出了一个底面积为22419平方米的洞室,安装了两台5000千瓦的高温高压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建成了国内罕见的地下电厂。前来视察的彭德怀好奇地问:“这是火电厂,冒出烟,目标暴露了怎么行?”技术人员回答说:“电厂没有高大挺立的烟囱,烟尘通过埋设在地下的涵洞将烟气运送到了山外,由多个排烟口释放,不会暴露目标。”彭德怀连连点头说:“‘三线’建设就是为打仗做准备的,平时考虑周全了,战时就会少流血。”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钢铁厂第一座高炉流出了铁水。1974年从矿山到轧材,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产15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基地和煤、电、铁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设施。再后来,历时近20年,攀枝花两期工程全部建成。最终在一片荒凉干热的河谷间,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铁路用钢、钒制品、钛原料和钛白粉生产基地和西部重要的工业城市———渡口市(后改为攀枝花市)。

“北有大庆,南有攀枝花”,它们都是在国家最困难时期(大庆在三年困难时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艰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来的。两个大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困难的最伟大、最宝贵的精神。

 

主席同意,修建成昆路

使用铁道兵修

 

1964年秋天,“三线”建设拉开了帷幕,以四川为中心,众多与国防相关的工程纷纷启动。四川“三线”建设头三年的最重要项目就是“两基一线”建设。“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为战时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它的建设,对于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建立机动灵活的战略大后方,开发西南地区资源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甚至被提升为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毛泽东高度重视成昆铁路建设,提出“成昆路要快修”。周恩来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关于铁道兵工作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修建成昆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于是,中央军委决定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随后,又有大批部队及民工加入,一时间,30万人的筑路队伍迅速集结,施工全面展开。

成昆铁路建设使我国的铁路修建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山区建设高标准的铁路创造了成功的范例。

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大断裂带,设计难度之大和工程之艰巨,均属前所未有。沿线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曾被外国专家断定为“修路禁区”。而成昆铁路的修筑,堪称世界筑路史上的辉煌奇迹。

成昆铁路所经地区,由于受历次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有500公里位于烈度为7度到9度的地震区,其中8度到9度的有200公里。沿线各处仅随时可能爆发的泥石流沟就分布有249道,分布长度约740公里。滑坡分布有183处,危岩孤石、淤泥软土、崩塌、滑坡等隐患全线总共达830余处,平均每1.3公里1处,是中国沿线灾害最多也是最密集的一条铁路。

为跨越地形障碍,成昆铁路全线建有桥梁991座,总长为106.1公里;开凿隧道427座,总长344.7公里,其中3公里以上的长隧道9座。穿越全线最高点小相岭(海拔2244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全长6379米,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1992年5月,国际隧道学术会议在成都举行时,成昆铁路被各国隧道交通专家称为“地下铁道”,堪称“世界一大壮举”。

今天,从历史角度看,虽然成昆铁路是作为国防“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而诞生的,但实际上,它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是备战。一位社会学家评称:成昆铁路和攀钢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凉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三线”建设是一笔宝贵的

历史遗产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不仅为新中国构建成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的战略大屏障,而且对中国国力的提升发挥了巨大作用。客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

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了成昆、湘黔、襄渝、川黔、贵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建成了交通网。同时配合铁路建设,还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

在铁路交通建设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进行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西部今天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以及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形成了坚固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成为“中国的避难所”。

此外,“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工作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二汽工作的王兆国等一大批干部。

距离当初毛泽东决策“三线”建设的历史已经过去了50多年。回顾“三线”建设,从不同的层面、参照系出发,后人亦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认为,“三线”建设把一些工厂建在了山沟沟里,使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散,对生产线的使用和机械化、电气化带来困难。而且战争也没有爆发,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国防经费超支和浪费,延误了发展时机。

然而,“三线”建设毕竟是在急于备战的特殊情况下匆促上马的,并且受到“文革”及“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因此也存在规划投资综合平衡不够,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职工生活配套条件差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当时过于片面地强调了战争需要,“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忽视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而理论与实际脱节,使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停建、缓建,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逐渐淡出了历史。不可回避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几乎所有三线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出了问题。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拉开对大三线调整的序幕。很多千辛万苦建设的工厂又陆续向城市搬迁,寻求新的出路。经过多年的以“军转民”为中心的关、停、并、转,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

“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已经逐渐走入历史,但是其带来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

(责任编辑: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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