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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的磨砺:从革命少年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
———胡耀邦在江西苏区的峥嵘岁月
来源 : 《世纪风采》2015年第11期 2015-11-17 09:05:04 已浏览 : 1762


陈  安


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兢兢业业,奋进不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60年的革命生涯从江西苏区起航。在江西苏区工作期间,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共青团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正是历经了苏区血与火的磨砺,胡耀邦从革命少年逐渐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

 

离开家乡到湘赣苏区,开启革命生涯的多彩篇章

 

青少年时期的胡耀邦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愤读书,成绩优异。进入浏阳县里仁高小读书后,胡耀邦被里仁小学校长———中共文家市党支部书记陈世乔看中,让他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他积极参加减租减息等农民运动的宣传工作,时常提着糨糊桶刷标语,举着小红旗宣传革命道理。他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焰熏陶和农运斗争的浪潮里迅速成长,在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

在秋收起义的影响下,胡耀邦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1929年冬,他回家度寒假,经中和乡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书记杨贵英介绍,秘密加入了共青团。青年团员的光荣称号,激励着胡耀邦更加奋发地工作。他写标语、编儿歌,向周围群众介绍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活动情况。得知表兄杨世俊(后改名杨勇)参加红军消息后,胡耀邦既羡慕又神往。

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要求红军不断攻打大城市。从浏阳转到长沙读书的胡耀邦,因学校停课不得不回到家乡,结束了正规的学校生活,踏上了职业革命工作的道路。

回乡以后,胡耀邦因为能“识文断字”得到重用,不久就当上了乡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以后又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团区委委员。乡苏维埃召开大会的时候,乡干部文化水平低,有些事情讲不清,很多时候只好让胡耀邦出来说说。随着见识的增长,胡耀邦也愈加喜欢演说。他演说时事,总是详细具体,鼓动性强,农民群众都很喜欢听。在红一军团攻打文家市时,胡耀邦率领少先队员们成为支援红军的一支活跃力量。他们为红军送饭送水、查路条、送信、写标语,表现得英勇机智,很受红军喜爱。后来,胡耀邦按照青年团的布置,着力做宣传工作。他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找一些会演会唱的孩子,到八区苏维埃所辖乡村去演出宣传。胡耀邦还自己动手,为宣传队编了一个剧本,名叫《打倒柴山虎》。剧情是:一个贫苦农民进山捡柴,回家路上遇见大恶霸柴山虎的走狗,抢夺这个农民的柴担和柴刀,并将他打伤。这时候,恰巧来了一群砍柴人,拔刀相助,将这伙走狗杀伤了。柴山虎得知大怒,纠集反动团总,寻衅报复,烧杀抢劫,逼得许多农民无路可走,于是纷纷参加了赤卫队。这个剧本反映了反压迫的主题,而且情节动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胡耀邦自己也常常登台演出,并能即兴发挥,经常得到群众的喝彩。

在局势稳定之后,胡耀邦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要让农村贫苦孩子们都能够上学。当时浏阳县苏维埃政府规定,在全县办各种红色学校,免费入学。苏区范围内的学校也都改为红色学校或列宁小学。胡耀邦根据这个精神,想创办一所“少共列宁学校”。当时少先队组织里有两名工作人员,都是胡耀邦的小学同学。胡耀邦同他们商量这个想法,三个人一拍即合。乡苏维埃十分支持他们这个创举,为他们腾房子,找板凳,学校很快开办起来。课程有政治、经济、文化、军训等,教材是县苏维埃政府统一编写的。胡耀邦担任政治和文化课教员,他讲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很爱听。学校由于办得有特色,因此受到浏阳少共儿童局的表扬。

胡耀邦有一个十分疼爱他的姐姐,名叫胡石英(人们都称呼她石姑)。她婚后备受虐待,屡遭毒打,几乎被打疯,后来又被一纸休书撵回胡家。不久,姐姐改嫁,在一次分娩后死去。胡耀邦深深地爱着姐姐,姐姐的不幸遭遇给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痛,同时也使他更深切地感到这个富人压迫穷人、男人压迫女人的世道太不公平,不打倒封建的制度和习俗,大多数人就永远不能翻身。他越发明确地知道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真正改变旧社会。

胡耀邦在工作中日益显露了宣传、组织才干,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第十八区区委做宣传工作。不久,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前来物色年轻干部,经过考察,选中胡耀邦。奔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正是胡耀邦的愿望。他对同学说:“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闯天下。”虽然他对亲人十分留恋,但是对革命工作的美好向往,使他决计走上新的征途。

1930年11月,刚刚年满15岁的胡耀邦告别了父母兄嫂,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发前往江西。三天后,胡耀邦一行越过罗霄山脉北段之后,进入江西境内,准备从芦溪渡过袁水南去。到了河边,却发现国民党部队已经封锁了渡口,难以通过。他们只好退回来,又选择另外的途径,才辗转到达莲花县花塘村。从此,胡耀邦掀开了他生命的多彩篇章。

 

担任儿童局书记,成为儿童团工作的“领头羊”

 

到达湘赣苏区后,胡耀邦为自己已成为一个革命者而欣喜万分。从领导的谈话里,从各种会议上,从接触到的书报上,他已经明确认识到自己的终身任务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剥削压迫,解放工农大众。苏区的所见所闻,使胡耀邦对共产党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知道了这个党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

胡耀邦开始在湘东特委儿童局工作,后来担任了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1931年7月,湘东南特委并入湘赣临时省委,10月湘赣省委正式成立。年仅16岁的胡耀邦被任命为湘赣省儿童局书记,负责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工作。

胡耀邦性格活泼爽朗,朝气蓬勃,工作既有魄力,又有吃苦精神。他上任伊始,就深入到区、乡调研儿童团组织建设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他主持制定了湘赣苏区发展儿童团组织的工作计划,强调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儿童团组织,扩大儿童团队伍。有家长对子女加入儿童团并不是很支持,认为小孩子参加儿童团是图好玩,参加儿童团要耽误做家务,因而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胡耀邦了解到这种情况,要求儿童团干部要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动员,挨家挨户去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到1932年初,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湘赣省、县、区、乡、村五级儿童团组织基本建立起来。省、县、区三级成立了儿童局,乡、村成立了儿童团委员会。全省儿童团员总数也一举突破了7万名,几乎做到了应入尽入。

团的组织建立后,胡耀邦就把培训工作列为一项重要工作。1931年10月,他主持召开湘赣儿童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要加强儿童团的阶级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并规定各地儿童团要定期下操;操练的方式不但要有正步、跑步,而且要多操练散兵、集合、掩护、前进、退却以及各种游戏体操。与此同时,他要求省儿童局要不定期地举办儿童团干部训练班,亲自制定培训计划,编写有关教材,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怎样做儿童工作。他讲课时,声音洪亮,动作有力,又不时列举一些生动事例,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受教益。通过培训,儿童团干部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针对“经济贫困、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儿童都上不了学”的实际情况,胡耀邦要求各级儿童团组织把动员和鼓励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全省儿童局书记会议上,强调“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动员和督促广大儿童入学”。他还在共青团湘赣省委主办的刊物《列宁青年》上撰写文章,阐述对儿童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这篇文章对苏区儿童入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胡耀邦经常深入苏区各县调研,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一次,他在永新厚田、三房乡一带检查工作时,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哭。经询问得知小孩因没钱买课本而哭泣的缘由后,他随即把身上当月分伙食尾子得来的20个铜板给了这个孩子。回到省里后,他立即向省苏维埃政府反映了这种情况,并建议村、乡政府从公田收入中拿出一些钱来解决贫苦农民孩子无钱买书的困难。在胡耀邦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儿童团组织的重视和关心下,苏区儿童基本上进入了列宁小学和识字班读书学习。

胡耀邦十分重视儿童团的思想教育工作,认为这项工作必须“从娃娃抓起”。首先,他创办了《共产主义儿童报》。为编好这份报纸,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自己写文章,自己画版面,自己刻蜡版,自己搞发行。报纸办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是苏区儿童的好朋友,对苏区儿童起到了增长知识、陶冶心灵、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作用。其次,他经常组织儿童团员中的文艺骨干,排练节目。他亲自教唱《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这首歌很快就在苏区广泛传开了。只要一听见“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的歌声,红色少年就立刻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它激励了千百万少年走向战场。他参与编写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并率领慰问队慰问伤病员和从前方作战胜利归来的红军指战员。在胡耀邦的领导下,湘赣苏区的少先队和儿童团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2年5月,经过胡耀邦和谭启龙的紧张筹备,湘赣省规模盛大的少先队、儿童团的总检阅活动在永新县沙罗洲举行。那一天,会场上搭起了三个检阅台,王首道等省委领导登台检阅,从瑞金来到这里巡视工作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童工出身的冯文彬也参加了检阅。从湘赣苏区20个县选派来的近一万名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们身背大刀、肩扛梭镖,在嘹亮的军乐、口号声中,列队通过检阅台。他们个个生龙活虎、神气十足。检阅过后,又依次进行了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和文艺歌舞表演。经过评选,给优胜者发了奖。这次令人们情绪振奋的活动组织得活泼热烈,井井有条。

胡耀邦出色的工作,引起了冯文彬的注意。他有意地找胡耀邦多次交谈,并感觉到孩子般的胡耀邦言语不多,观点却很鲜明,思想比较开朗;胡耀邦的发言内容,言之有物,条理清晰;认为胡耀邦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人才。从此,冯文彬对胡耀邦有了深刻印象。1932年6月,在冯文彬的协助下,少共湘赣省委完成改组,胡耀邦和谭启龙都被选为执行委员。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湘赣苏区的儿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多次受到省委和少共中央局的表彰。这期间,胡耀邦勤奋好学,忘我而创造性地工作,不仅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很好的锻炼,而且成为儿童团工作的“领头羊”。1932年11月,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冯文彬来湘赣苏区巡视工作,对湘赣苏区儿童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称湘赣苏区儿童“是革命的小英雄,是全国苏区的模范”。

 

莫名蒙冤“AB团”,一波三折终昭雪

 

正当胡耀邦以一颗赤诚之心,努力从事艰巨的革命事业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悄然落到了他身上。

1932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信严肃批评湘赣省委犯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湘赣苏区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化,一大批干部被当成“AB团”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甚至惨遭杀害。根据逼供信中有人的口供,省政治保卫局把胡耀邦和谭启龙名字列入“AB团”的名单。

名单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意见分歧。有人认为:“根据揭发人的供词,耀邦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已经被处决了。胡耀邦受这个老师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吗?”有人提出了异议说:“胡耀邦只是个17岁的娃娃,而且来苏区后一直表现非常好,这件事要慎重。”

省委书记王首道处境两难,不好下决心。恰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回中央苏区前列席了这次会议。他本来已选定了胡耀邦、谭启龙等人,要带回中央苏区去工作。现在听说他经过多番考察、印象极好的少年竟然是“AB团”分子,他无论如何难以置信。他有心对胡耀邦和谭启龙加以保护,就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和谭启龙又都属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我就把他们带到团中央去审查吧。”大家同意了冯文彬的意见。

1933年元旦过后,冯文彬带着胡耀邦和谭启龙,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来到中央苏区驻地瑞金。

冯文彬向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作了汇报。顾作霖按组织系统,把胡耀邦和谭启龙交给了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对他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湘赣省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

张爱萍本人不久前也曾被怀疑是“AB团”在共青团中央局的负责人,幸亏有顾作霖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任弼时的力保,才免遭厄运。因此,他早已对这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和乱整人的做法极其反感。此刻一看转来的是两个尚有几分稚气的娃娃,张爱萍就先有几分疑惑。他分别找他们详细询问了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就越发不相信他们是“AB团”。 他向顾作霖汇报说:“谭启龙是苦出身,胡耀邦是在大革命风暴秋收起义影响下投身革命的,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呀。”

张爱萍和顾作霖商量后,决定解除对胡耀邦、谭启龙的审查,分配工作。谭启龙担任少先总队巡视员;当时张爱萍兼任反帝拥苏总同盟的青年部部长,就留胡耀邦在青年部当干事。两人后来得知,他们走后,被打成“AB团”分子的一些干部,如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刘德凡等都被错杀了。

在张爱萍的保护下,胡耀邦暂时摆脱了危险,但是危险并未远去。此时,湘赣省委的肃反局势更加恶化,湘赣省委已被中央派去的执行王明路线的人所把持。他们查到了胡耀邦、谭启龙一案,认为谭启龙是孤儿,可以不再审查,胡耀邦是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肯定复杂,况且他又有“AB团”的老师,于是派人前往瑞金,要把胡耀邦带回来重新处理。

顾作霖、张爱萍、冯文彬都不同意这样做,但是心里也没有底,只得暂时停止胡耀邦的工作,把他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

胡耀邦觉得非常委屈,也非常恐惧。他知道“AB团”的罪名如果定下来,那就一切都完了。他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一定要找组织陈述冤屈。他独坐在空荡的小屋里,愁苦地等待着……

一天傍晚,趁来人开门送饭,他不顾一切地冲出去,径直跑到顾作霖的住处。一进门,他就扑在顾作霖的面前,呜咽地哭着说:“顾书记,我不是‘AB团’呀!”顾作霖安慰他说:“是不是‘AB团’,会弄清楚的,你别急,先回到那屋里去好好等着。”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月光皎洁。顾作霖亲自找胡耀邦谈话。他们在村里边走边谈。“说实话,你究竟参加过‘AB团’没有?”顾作霖慈爱地看着他,问道。胡耀邦回答:“什么‘AB团’,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他动情地讲述了出生贫苦之家,读过一年初中,15岁就出来参加革命,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到湘赣省委做少年儿童工作等。顾作霖很专注地听着胡耀邦的倾诉,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们谈了很久,直到深夜。

顾作霖把同胡耀邦的这次长谈说给张爱萍听。张爱萍说:“胡耀邦当青年部干事这一段的表现非常好,聪明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采,遇事喜欢寻根问底,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干起工作又是个拼命三郎。”他说:“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都足以证明胡耀邦不但不是‘AB团’,还是很好的革命同志。”顾作霖也说:“耀邦确实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干部。”但是,对胡耀邦的审查还不能解除。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后不久,顾作霖命令解除了对胡耀邦的隔离,还嘱咐冯文彬多跟胡耀邦谈谈,对他多加关心和照顾。

几十年后,冯文彬回忆这一段往事说:“我鼓励耀邦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谈,不要闷在心里。不久,我被派去福建工作,耀邦眼泪汪汪地来送我,一边走一边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安慰他:组织上会作出正确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他一直送我到村外的桥头,我骑上马走了一阵,回过头来看他还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后来,在顾作霖主持下,终于给胡耀邦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冤案得以昭雪。这一段遭遇,对于胡耀邦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屡屡提到这件事。在谈到党必须爱护干部、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时,他以此为例;在谈到干部要经得住误解、委屈、考验时,也以此为例;特别是,他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追忆当年保护过他、救助过他的那些老领导、老战友。

1988年3月,谭启龙到北京三○五医院看望胡耀邦。他们回忆当年“AB团”的遭遇时,不胜感慨,都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一个是顾作霖、一个是张爱萍。1988年9月,胡耀邦为谭启龙写了一首诗:“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蒙冤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1989年4月,冯文彬到医院去看患病的胡耀邦,胡耀邦深情地说:“当年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冯文彬后来说:“不难看出,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包括历史上的一切重大错案,是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

 

渐露头角展才能,惜别苏区踏征途

 

1933年8月,胡耀邦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以后又兼任宣传部部长。他一面做扩大红军、拥护红军的宣传工作,一面继续做扩展儿童团组织、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1933年9月,胡耀邦在《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的苏区共产儿童团三个月来的活跃情形》写道:“苏区共产儿童团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之下,继续着红五月的工作热情,进行‘八一’与国际青年节运动中两件工作,在工作中收到很大的成绩,这使苏区的共产儿童运动更加开展起来。”他以全局的眼光,对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发展组织等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这年9月,未满十八岁的胡耀邦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胡耀邦同年龄相仿的“红小鬼”陈丕显、赖大超也建立了友谊。这群年轻人当时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只吃两餐,每餐只有三两蒲苞米饭,缺油缺盐,顿顿清水南瓜,但他们充满乐观精神,朝气十足。他们都爱唱山歌,一有机会就唱起来,赖大超唱得最好,胡耀邦也唱得不错。他们打山歌、斗山歌,总是引来阵阵喝彩,众声应和。

1934年初春,胡耀邦接替张爱萍的工作,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在担任秘书长后,胡耀邦除了要帮助领导抓全面工作,还要管机关事务。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要参加各项实际工作,并且争取多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当时的许多突击性活动,如“义务星期六”、“突击周”等,胡耀邦都是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

扩大红军是当时各地的中心任务,胡耀邦更是经常去作鼓动演说,直至个别动员。他还常常跨过武夷山,到闽西苏区一些县份去巡视,广泛了解实际问题。有一次,他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家庭甚至学校用打骂的方法“教育”孩子,童养媳现象也十分严重。于是,他向少共中央作了反映,同时协同教育部门进行纠正,并且在《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等报刊发表了报道、评论,推动问题的解决。他还常常同机关团员一起,到驻地附近的群众中去访贫问苦,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同周围群众关系十分融洽。

胡耀邦来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兼任儿童局刊物《时刻准备着》的主编。在《时刻准备着》创刊号上,他写了一首诗歌:“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弟妹,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姐哥,我们都是皮安尼尔(儿童团员),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先努力把这些怪物打掉,再携手向鲜红的苏维埃乐园走!……”像在湘赣省编儿童刊物时的情形一样,他既要组稿、审稿、定稿,又要编排版面,还要校对、发行。版面有空白的时候,他就编一些有趣味的补白。这个刊物由于言之有物,能提出问题,编得丰富多样,所以深得好评。

在少共中央机关,阅读的条件较好些,一向勤奋好学的胡耀邦益发如饥似渴地读书、读报,努力提升革命觉悟和追求新鲜知识。但凡机关里的书报,他都一一拿来读过。对于时常从国统区运进来的书报,他亦是带着很大的兴趣和好奇,恨不得一口气读完,有时几乎是废寝忘食。他和同样酷爱读书的少共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主编魏挺群,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看报,这成了机关一道亮丽风景。

在少共中央机关,胡耀邦接触了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有的尽管读不太懂,他也坚持不懈地读下去,对其中精辟的地方,尽量背熟记住。一次,他同赖大超一起读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看到扉页上所引的德国农民领袖汤玛斯·闵采尔的话:“亲爱的诸君,我主上帝将握着铁杖,敲击这些家伙!当我说这些话时,我是被认为暴徒了,就是这样吧。”觉得精彩极了,便都抄在笔记本上,胡耀邦很快背熟,甚至数十年后还能够完整地引述。他们也一起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一切中外文学名著。胡耀邦即使出差,也要带上一些书刊。他的好学精神,当时就被许多人所看重。

来到中央机关这一年,胡耀邦进步很快,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当时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讲话、写文章空话连篇,“八股气”十足,但胡耀邦在工作中起草的文件、发表的意见多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且多新见解,显得很不一般。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青年团工作的张闻天和主管组织工作的李维汉以及少共中央领导人都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把他作为优秀干部培养和使用。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胡耀邦被编在中央纵队的“中央工作团”里,在总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并担任共青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不久,胡耀邦染上了疟疾。持续的一阵高烧又一阵冷得发抖,折磨得他浑身绵软,已无法走路。领导派了担架来。虽然好强的他不愿为大家增加麻烦,但大家还是不容分说地把他抬了上去。他躺在担架里,忍受着疟疾的折磨,尽管野战医院的医生时常为他治疗,但是因营养太差、身体虚弱,加上体力损耗太大,他的病情总得不到好转。

10月25日,中央纵队在各军团的掩护下,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随后,胡耀帮跟随中央纵队经大余、崇义离开江西苏区进入湖南,踏上了漫长而艰难曲折的长征路。

(责任编辑:聂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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