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界长期以来对这一重要作用已有较多研究，但从遵义会议中周恩来的特殊贡献角度再进一步认识其精神风范，则对于如何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在重大时代变局中如何获取应对风险的历史启迪等问题具有时代意义。

遵义会议前：坚持以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实际问题

　　以历史发展的动态视角解析遵义会议前的三场政治局会议，可以发现周恩来坚持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恢复党内集体领导的工作思路十分清晰，尤其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情况下，一步步以任务分解的方式夯实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条件，成为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预演”。

　　一是主持通道会议，恢复民主议事。“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唉声叹气，几次摸枪想要自杀。正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周恩来作为革命生死攸关时刻执掌军权的最高领导人，面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意见，周恩来并不是马上采纳，而是通过组织召开民主会议来讨论这一意见。他顶住博古、李德的压力，破例邀请毛泽东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并在会议上坚持以集体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李德的回忆录中明确印证了周恩来的“转变”：“这次他（毛泽东）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由此可见，周恩来同“三人团”的“左”倾军事教条主义决裂，是通过组织召开民主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来恢复党内的集体领导方式与决策权这一事实。

　　二是主持黎平会议，以集体决议确定战略转向。以连续性视角看，黎平会议本质是对通道会议所形成“转兵”主张的贯彻与落实。因为通道会议仅仅仓促间于口头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周恩来再一次主持黎平会议显然是希望“趁热打铁”，将毛泽东的正确“转兵”主张以政治局决议的方式进行巩固并落实。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会议的组织周恩来依然按照党内的民主章程，没有利用手里的权力独断专行，“洛甫同志是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三人有权提议召开会议”。黎平会议中后期，斗争依然非常激烈，就战略方针激烈争论了一天一夜，周恩来坚持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形成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决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坚持以集体决议的方式否决了李德一意孤行的错误指挥。

　　三是主持猴场会议，以组织原则“限李”。1934年12月31日的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猴场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是对黎平会议决议的重申和贯彻：周恩来在会上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坚持渡江北上建立新苏区，并强调加强政治局对作战方针的领导，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达成“限李”的关键，正是在于“军委在政治局做报告，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一政治局议事原则的形成。周恩来作为此时军事上最高负责人，是这一原则的设计者，实际上是通过组织原则的强化，恢复了军委接受政治局集体领导的方式。“限李”不是通过解除武装软禁或者是其他人事打击手段，而是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来剥夺李德自长征以来“不合法”的指挥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排除共产国际干扰或因个人独断专权产生的领导风险，初步具备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实际问题的核心领导能力。

遵义会议中：做“副报告”为团结统一排障清险

　　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讲：“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之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在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这始于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常委这一人事组织决定。对于遵义会议这一重要成果，周恩来在会上的“副报告”发挥了特殊作用，而这个特殊作用不仅仅限于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周恩来的“副报告”释放政治信号，消除了毛泽东不能顺利增补常委进入决策层的风险。据参会者回忆，周恩来在会上的“副报告”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尖锐批评博古、李德，并要求“把博古他们轰下台”，会议进入临时议程即讨论组织人事问题。而林彪、彭德怀等军团指挥员并未形成直接由毛泽东替代博古、李德出任军事领导的统一意见，他们更趋向维持“现状”，即由宽厚谦虚的周恩来作为最高领导人，而毛泽东作为其帮助者出谋划策。周恩来以特殊的政治领悟力意识到此中隐藏着毛泽东并不能顺利增选为常委的危机。因此周恩来通过主动承认领导错误，实际上释放自己作为一个犯错误的领导人之“信号”，明示自己并不适合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的事实，并顺理成章提出“要改变错误的领导”这一提议，从而保证毛泽东顺利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以后“名正言顺”地出任军事负责人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是周恩来的“副报告”内容明确，争取了最大限度的团结，确保会议的正确方向。周恩来的“副报告”只提了“军事领导错误”，并没有提政治路线错误。事实上，从周恩来在1972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不提政治路线错误的目的，就是为集中全力纠正军事问题，确保会议基调方向。周恩来回忆，“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能接受。”这里的“很多人”，是指正积极批评博古、李德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一大批留苏背景的“布尔什维克”，“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周恩来的“副报告”发言在前，内容鲜明，团结了当时准备积极发言的大部分同志，避免了贸然提没有取得普遍认识的政治路线而带来更多的争端分歧，为会议顺利取得预期效果作出了稳定局势、团结集体的特殊贡献。

遵义会议后：促成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形成

　　关于周恩来对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所作的重要贡献，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对历史细节的再还原，则有助于深化周恩来对促成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特殊贡献的认识。

　　一是周恩来对于消除遵义会议后党内权力转换期的政治隐患作出了特殊贡献。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会议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博洛交权” ，形成党内权力和平交接，是因为周恩来具有高超的政治斗争策略与斡旋艺术。在鸡鸣三省的村庄中，周恩来与博古促膝长谈，即“周博长谈”。周恩来向博古阐明了“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这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法的思想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斗争是以实践来检验和产生革命领袖的斗争规律，化解了博古对毛泽东的心结。但这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神来一笔”，而是出于对当时党内最高权力交接隐患的考虑。在毛泽东参与指挥的土城战役中，由于情报不准确等原因，红军再度遭遇失利，党内仍然有不同声音，在遵义会议中反对毛泽东的凯丰劝博古“不要交权，待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后再说”。由于遵义会议并未以组织决议的形式结束博古的政治领导权，此时博古仍然具备以总负责人的身份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权力。假使博古真按凯丰所言打报告，那么共产国际极有可能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作出错误指示，将会造成新一轮的党内分裂，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也就化为泡影。以此视角看，“周博长谈”及时消解了这一危机，为争取博古的支持，促成扎西会议上和平交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周恩来在苟坝会议前后对树立、维护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苟坝会议中，周恩来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支持毛泽东“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策略，而且还在于周恩来在“打鼓新场之争”中发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因为其性格原因和军事战略的超前性迟迟没有取得党内大部分同志的认可。苟坝会议后，他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身份支持在党内仍然处于少数派的毛泽东，通过组织程序即形成“中央三人小组”，以党内赋权为毛泽东执掌红军指挥权打开通道。四渡赤水这样的高机动、大转换的作战方式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之作，其得以成功的很重要原因在于中央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电台的密码，因而清晰地掌握了周边所有敌军的动向，而中央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正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四渡赤水忽东忽西的指挥命令，绝不是毛泽东异想天开、神乎其神的“突发奇想”，而是在准确情报引导下的灵活应对。周恩来作为情报战线最高领导人，把所有情报及时与毛泽东分享，供其决策参考。事实上，在“四渡赤水”军事行动前后，正是周恩来高风亮节甘当助手、顶住压力辅助毛泽东、耐心诠释毛泽东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时期。

周恩来特殊贡献体现的精神风范

　　一是作为领导者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政治格局。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前“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前期选择不与博古、李德分裂，其原因绝不是“和稀泥”，而是在军事斗争极其残酷，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尽可能维护中央团结局面的情况下，保障中央工作的日常运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深知其中有路线错误，但时机、条件都不成熟，只能暂时忍辱负重开展争取优化方案的“局部斗争”。遵义会议中，他避谈政治路线，争取团结大部分同志，采取个人深谈、个别酝酿的方式团结争取博古，就是考虑到毛泽东将来在政治局地位逐步提高，必须争取到政治局更多常委的支持。周恩来始终坚持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在长征路上不断地阐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艺术”最大限度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消除了各种政治隐患与危机。这些贡献背后，体现出共产党人相忍为党的杰出政治品格和自觉服务大局的崇高风范。

　　二是作为决策者服从真理、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周恩来是极其务实的领导者，他的正确决策从不来自主观想象臆断，而是来自亲身实地的调查。他科学务实的研判，为佐证毛泽东正确路线提供了最有力的帮助。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中，接受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以实际掌握的军委二局侦查的敌军情况，顶住违背共产国际路线的政治风险，坚定否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行军方向，支持毛泽东独立自主领导红军探索出正确的军事路线。第二，遵义会议中，周恩来通过具体事实反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这种不戴帽子、不敲棍子，只看客观事实，不上纲上线的实事求是态度，对于恢复特殊时期党内民主作风有很强的引领作用。第三，遵义会议后，面对红军中对毛泽东的非议，他不顾个人荣辱和政治压力，根据军委二局侦查的敌情和对地方军阀的实际情况分析，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为红军四渡赤水甩开国民党追兵，找寻正确的北上路线奠定了基础。这些贡献背后体现出共产党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务实风范。

　　三是作为党员干部大公无私、敢于负责的担当品格。周恩来不仅仅是优秀的领导者决策者，更是所有党员干部修身立德的楷模。周恩来的德操之高洁，不仅仅体现在清正廉洁，更体现在革命进程中勇于担当的风范之中。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红军遭遇重大挫折陷入低谷时期，“三人团”又失去指挥能力之际，勇敢且不辞辛劳地担负起繁重的实际指挥工作，不畏困难连续召开三次关键会议，担当起会议组织者和决策者的责任，为红军转危为安和遵义会议召开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二，遵义会议中，周恩来在大是大非面前勇于亮剑，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敢于担责，在两人拒不承认领导错误、不愿承担领导责任的情况下，周恩来以代表决策层的身份带头自我批评，承担本不应完全由他承担的重大责任，平息了人心怨气，化解了党内矛盾，最大限度促成了党内团结。第三，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敢于在没有共产国际授权的情况下，多次承担起“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职责，敢于拍板决断，去支持仍为少数派的毛泽东，为树立、维护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这种磊落襟怀、不为名利，只为党的最高利益的格局，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至纯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启示全党干部：“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周恩来的坚定党性与崇高品格，体现于这些隐藏在历史细节背后的特殊贡献之中，需要我们不断还原历史事实，感悟伟人风范，从中获得应对新征程上风险挑战的历史启示。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江苏省党建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侍晓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