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条旧毛毯，表面有些泛黄，3个大补丁上还有几个小窟窿，滚边也有些破损，时常引得参观者驻足端详。这条旧毛毯，是在黄桥战役中牺牲级别最高的新四军指挥员、唯一的团级干部——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九团团长徐绪奎的遗物。

徐绪奎使用过的毛毯

徐绪奎，191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县徐家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和红二十五军团长等职，到达陕北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从延安调到新四军一支队工作。1940年6月，徐绪奎按照陈毅、粟裕指令，率部渡江北上，增援郭村战斗。

徐绪奎

7月，徐绪奎与王必成一起随新四军东进黄桥。他们俩是湖北老乡，一起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到了延安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在相互鼓励中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充实的时光，成为一生的挚友。在进驻黄桥过程中，部队进行整编，王必成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队司令员，徐绪奎任二纵队九团团长。他们又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情谊愈发深厚。

徐绪奎平易近人，从不摆领导架子。行军时，他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还常常帮年小体弱的战士背背包、扛枪。晚上宿营时，大家都休息了，他还要查哨、查铺，帮助战士们盖好被子。战士们都把徐绪奎当做家人一样，有事都愿和他商量。即使对那些犯有错误的同志，他也是十分热情地给予启发诱导，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8月10日，徐绪奎奉命突袭靖江县境内的孤山、西来镇日、伪据点。他率部以轻装实施长途奔袭，顺利完成了任务，拔除了日、伪据点。正是在这场战斗中，徐绪奎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一条毛毯。战后，这条毛毯作为战利品就留给他使用。

新四军进入黄桥后，引起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疑忌和仇视，韩德勤决定采取“先南后北”作战方针，先集中力量解决薄弱的新四军部队。

8月31日，韩德勤下达作战命令，将李明扬部、陈泰运部及保安第三旅编成右路军，集结于姜堰；将第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一旅编为左路军，集结于曲塘、胡集、海安一线。韩德勤要求“各部向分界、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命令左、右两路军分别进攻驻扎在泰兴黄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因为新四军之前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右路军停滞不前。左路军则不计后果地冒进。

9月5日，保安第一旅进占战略要地营溪。当夜，新四军奋力反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制定了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的战术。第九团在营溪之旺陈、四王垛进行作战，与兄弟团消灭了保安第一旅两个营，俘敌1500多人，粉碎了韩德勤军对黄桥新四军的一次正面大进攻，振奋了军心。

在这次战斗中，徐绪奎率领九团担负着正面对顽保安第一旅的任务。当时敌我双方仅一河之隔，顽军指挥部电台上的天线都看得一清二楚。顽保安第一旅刚刚进驻，尚未建成防御工事，九团迅速行军向敌逼近。在敌人以密集的轻、重机枪火力封锁住桥头的情况下，身经百战的徐绪奎率部佯退，诱敌过桥南犯。敌进入伏击圈后，一场激战展开。随着敌军大败，敌指挥部出现了慌乱迹象。这时徐绪奎果断下达进攻命令，他纵身跳出团指挥所，奔向一个草堆旁，指挥部队夺桥冲向敌指挥部。枪声、炮声、军号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犹如惊弓之鸟，很快溃不成军。然而，就在即将胜利的最后时刻，敌人的一颗流弹击中徐绪奎左胸，徐绪奎当场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

团长的牺牲，更激起了九团指战员们的愤怒。“全歼进犯之敌，为徐团长报仇！”的声浪在战场上空回荡。九团和兄弟部队一鼓作气，歼灭了顽保安第一旅两个团，残敌向姜堰、海安一带逃窜。

徐绪奎烈士墓

黄桥决战胜利后，徐绪奎的警卫员金山把徐绪奎使用的毛毯交给了他的挚友——二纵司令员王必成，王必成含泪收下。从此，王必成带着这条毛毯南征北战，即使在解放后仍然放在身边使用，直到病逝，整整49年。这条旧毛毯的滚边已经由王必成爱人陈瑛更换了两次，三个比较大的破洞也都补上了补丁，另外还有几个小窟窿。陈瑛和女儿曾多次让王必成换条新的毛毯使用，都被他一口回绝。在老将军心中，这条旧毛毯有着特殊的温暖，是已逝战友留给他的最好念想。

“我走后，请帮我把这条毛毯捐赠给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它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寄托着我对绪奎他们那些战友的挂念……”王必成将军生前对夫人陈瑛这样嘱托。1989年3月，老将军病逝，遵照其遗愿，这条毛毯收藏在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供后人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