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至今已50周年了。谨以此文，共同缅怀这位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伟人。

1945年初，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与壮大反攻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契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建设工作。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距离最近的地方，是新四军第5师活动的中原地区。在短短四五个月内，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到达当时新四军5师活动区域的人数就有500人之多。这些人除了地下党员之外，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所发展吸收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他们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豫湘桂战役后，借助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周恩来号召大后方进步青年到农村去

1944年4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发动了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总计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1944年8月7日，衡阳失守，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同时，中国驻印军和援缅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员，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9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专论《大时代的百万雄师》，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军。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失望、不满，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共组织的引导下，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周恩来亲自参与后方进步青年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许多青年在与周恩来接触交往中受到鼓舞，得到力量。巴金回忆说：“他让我在困难中看到光明，他把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力量。”曹禺称：“周恩来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侯外庐感慨道：“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同志，往往不是讲大道理，而是用他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来感染你……立刻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去做。”古耕虞也回忆说：“每次与周恩来见面，听他谈话，都倍感亲切。”胡厥文则称赞：“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于人师，他思维极为敏捷，但毫无锋芒毕露。”“他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

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各级党组织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细致的工作，影响和引导各阶层青年，成为他们的知音、良友，把他们团结起来汇聚于党的周围。

针对国民党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44年12月9日，他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9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指出，今天的情况，比之“一二·九”时代更加严重，“到处布满特务和军警，使青年们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他说：国民党搞“青年从军运动”，是要欺骗青年参加他组织的党卫军，但已被青年学生识破，使之遭到很大的失败。周恩来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

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南方局立即发动国统区广大知识青年抵制蒋介石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敌后解放区、到农村去。在周恩来部署下，《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要求“已经沦陷或可能受到敌人进攻地区的青年们……应该承续‘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不再作逃难打算，而要自己想办法打敌人，为民族抗战的前锋，作民主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并指出，“只要我们能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回乡抗战，就地抗战，是能够阻止敌人进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新华日报》认为青年参军是有原则的，要对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持清醒头脑。针对国民党当局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补充抗战力量的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有其合理和必要性，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其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必须受到批判。因此，《新华日报》要求青年认真思考，不盲目投军，要参加抗战的军队，不参加投降的军队、独裁的军队。12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社论，公开指出：“挽救目前危局，最根本、最重要的办法，是政治上要有一个全面的彻底的革新。我们不能把知识青年从军看作是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办法。”社论认为，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青年应该积极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

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出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只有这样，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才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详细布置，要求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和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在这之后，南方局为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提高农村工作干部水平，在红岩嘴办事处等地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一些省、市党组织也相继举办这样的训练班。

新四军第5师实施“绾毂中原”战略任务，鄂豫解放区亟需干部，周恩来动员后方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

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和陈毅从延安电示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5师：“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撤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决定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1944年7月25日，中共中央作了进军河南敌后的全面部署。从1944年7月到1945年初，新四军5师部队半年时间进军河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东起汝南，西至竹沟、牛蹄，南起信阳，北达舞阳，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百公里。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干部短缺的问题也迫在眉睫。1944年10月15日，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关于解决发展河南有关问题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请早日派大批干部来5师，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是很难完成大的任务的。12月16日，李先念、任质斌请求中共中央从华北调干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边区各种工作都做了些，但一切工作都做得很差，基本原因是干部少，实在应付不来……只从地方工作说，我们缺的干部已够惊人。

作为当时全国七大战略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踞险地而扼要冲，最靠近大后方。鉴于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南方局指示青年组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

1945年元旦，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印刷部召开了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亲自对进步青年进行宣讲。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进步青年济济一堂，显得格外热闹。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后成为新四军第5师13旅文工队战士丹敏回忆：他们先参观了延安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图片和实物展览。特别是展出有关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鲁艺的图片，更是引人入胜。有一幅图片描绘的是一位女战士，她那飒爽英姿令丹敏十分钦慕。这让年轻的丹敏感受到“延安真正汇集了战无不胜的革命力量，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希望”。周恩来在讲话中分析了各个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号召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大后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到抗日根据地去，和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人们从他的讲话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所以当他们听到可以“到中原去”的消息时，真是欢喜若狂，认为是投身革命，实现理想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这些进步青年，多是流亡学生，饱尝了民族危亡之难，历尽了国土沦丧之难。这使他们深深体会到祖国和个人是那么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们非常关心民族的命运，时刻注视抗战的前途。抗战中，蒋介石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制造分裂，取消人民在抗战初期所争得的民主权利，炮制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造白色恐怖，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将许多革命青年投入集中营和监狱。这种种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清楚地看到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他们认识到，真正坚持抗战的是共产党，忍辱负重坚持团结的是共产党，坚持进步争取民主的也是共产党。他们组织小型的读书会，博览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文艺作品。他们在人类思想的群山中，比较出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的思想之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他们把这种理想当作信仰，当作人生的最高理想去追求，把当时的解放区看成是光明的地方。

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1945年春开始，南方局派人四处探察，开辟出从重庆到中原去的三条小路。大部分路程全靠自己跋山涉水、走险闯关。行程一二十天，要通过国民党、日寇和伪军的三道封锁线，稍微不慎，暴露真相，就有坐牢杀头之险。另外还要闯过一段国民党、日寇、伪军和新四军四不管的地方，土匪经常出没，谋财害命，非常危险。他们都毫不畏惧，毫不迟疑。因为理想赋予他们无比的勇气，信仰激起他们无穷的力量。大后方的知识青年，要到中原去，必须自己筹措全部路费。有些青年没有路费，便到街上摆地摊，卖掉自己可卖的一切东西，用各种办法筹措路费。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后成为中原局战士的进步青年仓孝和，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他回忆：1945年七八月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支小小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的扮成商人，有的还是学生打扮，三三两两，经过长江峡谷，鄂西群山、湘北平原，渡过波涛汹涌滚滚东流的大江，到达长江北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解放区，行程近2000里。

从1945年初至8月日寇投降为止，南方局陆续向中原输送了500多人。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很快无条件投降，经过这条路线到解放区去的进步青年还会更多。这批到中原去的进步青年名册没有档案记载，时任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的马兆祥，负责接收这批知识青年。他回忆这批青年的特点非常鲜明，“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他们大多来自当时国统区的各个大学，可以说是当时我国青年的精华。还有少部分是职业青年，如大学助教、工程师、新闻记者、演员、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等等。这件事本身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仓孝和特别指出，这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极端严酷的白色恐怖和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在国统区的广大进步青年中坚持工作所结的硕果。

大后方进步青年到中原后，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

日寇投降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的要冲咽喉之地。为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蒋介石调集其5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率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礼山（今大悟）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6000余座碉堡，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为阻滞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步伐，194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命令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随之停止进行。中原局当即决定把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被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附近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中原局的书记郑位三同志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李昌为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文教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中抽调来的。课程内容以“七大”的文献、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辅之以时事报告及班组座谈讨论。学校按照抗大的办法分为三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百人。一队住陈家河，指导员苏星；二队住黄家寨，队长沈彬，指导员丁鸿；三队（即附中部）住张家湾，部主任龚依群，指导员李力。各队都住老百姓家中。

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马兆祥回忆：“抵达中原这批青年，虽然普遍接受过党报党刊的启蒙教育，多数在地下党或各种外围组织中受过革命洗礼和锻炼，不过党员较少。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专职副校长刘子久回忆，“投奔到当时新四军第5师活动的豫鄂边区，并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与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没有出现挑挑拣拣、拈轻怕重的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知识青年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来月，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些原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学员，大都在面临战火考验的形势之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后方进步青年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周恩来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倾注关怀。同济大学学生万孝信在“民大”学习时，被指派去公路局协助部队抢修公路和架设桥梁。在他接受任务离开前，突然接到周恩来从重庆转来查找他下落的电报。万孝信响应党的号召，奔赴鄂豫边区，是瞒着哥嫂，借口去涪陵办暑假补习班而坐船离开重庆的。船到万县，他才给哥哥去了信，说我是到“一个光明的地方去，做有意义的工作，不要挂念我”。万孝信哥哥万孝忠不知道具体地址，特别是听到“去解放区的青年，一旦落入国民党之手，不是装进麻袋丢到江里淹死，就是被活埋”等等骇人的传闻之后，惶恐不安，担心弟弟的安全，而又不知从何处去打听。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万孝忠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请周恩来协助找万孝信。周恩来接信后，一面发电报到中原局查找万孝信的下落，一面复信劝万孝忠：“不要着急，已去电有关方面查询，待有消息，再函奉告。”信封外面写的是“本市周缄”，里面用的“中共中央重庆代表团”信笺，周恩来还亲笔签了名。万孝信接到电报后，当即回电，电文是“我已平安回到湖北，不要惦记，等胜利以后，回家看母亲。”收电人写万孝忠收，并写明由“周恩来转”。万孝忠收到周恩来转去的电报后，确信万孝信已到解放区，十分高兴，对周恩来万分感激，赞不绝口，铭记不忘。

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周恩来通过国际救济总署武汉分署，争得一些救济物资。1946年3月30日，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抵达宣化店，看望中原军区指战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

1946年5月8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湖北会馆”，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也表达了对来中原的进步青年的关心。周恩来激动地讲：“我此次是初次来中原地区，希望下次来时不再是调停冲突，而是欢送各位同志安全转移到整编的地方去。”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下达了7月1日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在此军事紧急的形势之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准备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这是由周恩来根据北平停战协定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的）赴华北老根据地，还有少数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装到国民党统治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宣传员，随军突围。

这些满腔热血而无战斗经验的知识青年，在随军突围及创建根据地的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据现已搜集到的材料证实，他们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的有24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写了几十篇回忆录，编了一本《到中原去》的书。在这本回忆录里，他们深情怀念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精心培养，也深深追忆在党组织的召唤下到中原去、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的峥嵘岁月。

（作者系湖北省大悟县档案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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