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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白求恩在华北
来源 : 《世纪风采》2018年第5期 09:49:14

邵雍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医术精湛,拥有三个博士头衔,享有盛名。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委托,率领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抗日根据地,帮助八路军抗战。

白求恩深知这是段危险的旅程,临行前,他给从前的爱人弗朗西丝写了一封告别信:“我面前的路陌生而又危险。你不能跟我走。在我的生活——和我的余生——当中,我不想再尝试任何认真的恋情。这类事对我来说已经完结。现在你尽可以亲切甜蜜地想念我。就这样吧,我爱过你,我对你的情义仍然深重绵长。记着我,就像我会记着你——带着平和与珍视。”就是伴随着这样坚定的决心,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和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港启程奔向了中国。

 

你们要把我当做一挺机关枪

 

1938年3月,越过纷飞的战火,白求恩终于到达了延安,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下:“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他顾不上休息,就立即提出要到华北抗日前线工作。他说:“我是来参加抗日战争的,我的工作岗位在前线,你们要把我当做一挺机关枪用。”他多次给军委和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并抓紧时间到军委卫生部药材科准备战地医救器材。在延安仅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白求恩就带着医疗队出发了。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从11时开始会见白求恩,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2点。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70%可以救治,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支持他的提议。

白求恩医疗队由军委卫生部长姜齐贤和军委干部疗养院院长刘朋来陪同,从清涧出发,经绥德、米脂、葭县过黄河,到达八路军一二○师神木县贺家川重伤员收容所,行程300多公里,历时12天。行前,白求恩用借来的木工工具,自己制作了驮运医疗器械的木箱子。到达贺家川后没有休息就先查看了每个伤病员。吃过晚饭又立即提着手电筒进行第二次查房,对每一个伤病员的伤势及生活情况都做了详细记录,还将自己带来的30多件毛毯、床单、鞋、袜等物品一一送给急需的伤员。次日一早,白求恩在检查手术室时发现房顶没有天花板,手术时灰尘会落到伤口上,便立即组织医务人员缝制一个手术帐篷,接着做了一整天手术,及时挽救了一些重伤员的生命。

在贺家川工作了一个多月后,白求恩听说三五九旅在五台山、灵丘一带和日军英勇作战,伤员较多,于是坚持继续深入根据地,去晋察冀边区。从贺家川到晋察冀边区,中间需要翻越大青山,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要经常夜行军。白求恩走一路送一路,把自己带来的美式生活日用品鹅绒被、军鞋、军毯全送给了伤病员。

6月17日,白求恩在连续走了20多天后,终于到达了晋察冀边区五台山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聘请白求恩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顾问,还特别安排他住在离自己的卧室很近的一间屋子里,交代副官长刘显宜每顿饭都让伙房给白求恩吃大米、白面,有条件还要煎个鸡蛋或炖碗肉。但当白求恩发现聂荣臻一直在吃小米饭配咸菜后,就谢绝了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他自动降低了生活标准,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平时他的主食经常是小米面加几个红枣蒸成发糕,蔬菜多半是土豆,有时加一点羊肉,坚持不喝牛奶。1940年2月28日,聂荣臻在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干部会议上作《晋察冀边区工作的经验》的报告时专门提到了白求恩:“他爱护伤员,真是无微不至。在生活上他和我们一样,他放弃了每月600元美金的薪水,我们发给他的钱也都用在伤病员身上了。我们给他找一会烤面包的厨师,他还和我吵了一次架。他说自己是一个八路军战士,要与八路军过同样的生活。”

白求恩在三五九旅驻地做的第一个手术就是七一一团参谋长左齐右臂切除手术,临走还给他留下了一千片磺胺。白求恩说:“越是危重病人越是要及时抢救,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去治疗,不做只能死,做了还可能活,死人要当活人救,不要顾虑自己的名誉。”每逢遇到危重病人,他总是带头做手术。在他的带动下,不管多么严重的伤病,只要有一线希望,医疗队就要坚持抢救到底。

 

创办医院和卫生训练班

 

白求恩一到晋察冀边区,就开始实地研究筹建模范医院的计划,并在抓好医疗工作的同时,设法创办卫生训练班,为根据地培训医疗卫生骨干。他设立在阜平县杨庄的训练班,每期三四十个人,时间不固定,参加学习的多数是部队的一些卫生部门的领导和医护人员。在教学过程中,他把医疗工作区别为几大类,在一个训练周中,每个人都要从护理员到助手、主刀全部轮换一遍。白天他把学员带到病房,要学员自己独立进行检查诊断,做出医疗手术方案,计算手术需要多少时间。碰到大手术或典型病例,他亲自主刀做示范。他坚持白天做手术,夜晚讲授基础知识、技能或白天手术中的难点。为了备好课,他夜间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自己编写的教材,由翻译连夜翻出来,供学员使用。这些教材如《初步疗伤》等,切合实际、通俗实用,稍稍有点外科知识就能读懂。

9月15日,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在松岩口村举行落成典礼,聂荣臻出席会议致祝词,并宣布白求恩任该院院长。演出节目中有抗敌剧社为庆祝模范医院落成编写的快板。演出结束后,白求恩由聂荣臻陪同走上台来,同每个演员握手,还特地送给每人一枝从山上釆来的野花。白求恩不赞成快板中赞颂他的话,他说:“我是普通的战士,和同志们一样。我是用手术刀医治人们的创伤,你们是给人们注射新鲜的精神血液。”在与演员告别时,白求恩说:“同志们,假如你们不走,有病的同志,明天可以到我那里去看病。”1939年春,白求恩路遇前往河北省曲阳一带为部队和群众演出的抗敌剧社。他拉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演员的手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围着母亲转来转去呢,而你,已经是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战士了,幸福啊!”接着又问他们唱了什么新歌、演了哪些新戏,是不是还用锅底黑、红颜色和土凡士林做化妆品?还说那样擦久了,会伤害皮肤,不小心抹到眼睛里,还会得眼病,要注意等等。

在晋察冀期间,白求恩在聂荣臻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五台山台怀镇,受到了五台山佛教救国同盟会爱国僧侣们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会见白求恩时曾谈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里写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白求恩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白求恩在给友人写的信中说:“我被作为一个‘国王式’的同志优待,充满了一切可能的热情和礼貌。我真幸运,能生活和工作在对共产主义理想言行一致的人们中间。”

 

将医疗队摆上前线

 

白求恩强调要把医疗救护所尽可能往战地前摆。他说,伤员的手术越早做越好,早做可以减轻伤员的痛苦,减少伤员的死亡。在通常情况下,白求恩医疗队距前线最多不超过十五里,有时候甚至与战斗部队紧紧交织在一起。这样大大增加了医护人员自身的危险,但白求恩说:“前线部队不怕流血牺牲,我们怕什么?”在1938年11月29日的灵丘黑寺战斗中,医疗队就设在离伏击区五里地的黑寺村。八路军伏击敌人得手后,大部队很快撤下来了,日军迅猛反击之时,还有三四百名伤员急需治疗处理,白求恩不同意撤退,王震旅长亲率一个营负责警戒。白求恩和医疗队其他同志一起,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了七天七夜。

又有一次战斗,医疗队设在离前线不远的一个古庙里,战斗十分激烈,侦察员几次让手术队撤退,但白求恩一看还有八个手术没做,便命赶紧增加手术床,坚持做完手术。等到手术结束,医疗队刚出村子,敌人就从另一头进村了。

1939年1月1日,聂荣臻设便宴招待白求恩。席间,白求恩提到了模范医院被日军焚毁的深刻教训,说“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目前要在敌后建设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现在我要搞流动医疗队,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聂荣臻表示完全赞成。接着白求恩一再要求带医疗队上冀中前线。

2月11日,白求恩大夫的东征医疗队在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带领下,穿过封锁线,从平汉铁路西到达东湾里。根据贺龙师长的提议,东征医疗队18个人分成两个小队,一队跟随一二○师行动,一队去冀中军区,白求恩可以两边走走。

2月19日,白求恩一行来到位于河间与肃宁之间的马湾村,受到吕正操司令热情招待,可白求恩没等吃完饭就要求立刻去工作。吕正操说,“先休息一下,工作有的是。”白求恩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接着,他就拿出在冀中行军途中已经拟好的到部队检查医疗情况、施行手术的计划给吕正操看,吕正操见对方工作心切就不再好言劝阻了。白求恩在冀中4个月,共做战地手术315次,行程1504里,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此外,还给医护人员授课传艺,找门路采购药品。

 

救死扶伤是医生最神圣的职责

 

白求恩把救死扶伤看作医生最神圣的职责,常说:“日本人打仗,靠飞机大炮,靠武器。我们靠什么?靠经过战火考验的革命战士,一个人就当上一门炮用。医生的服务对象是伤病员,要爱护伤病员。”他还说:“战场上战士丢失枪炮是耻辱,要处分。医护人员对伤病员不关心,就像战士在战场上丢失枪炮一样,是极大的失职。”在平时他热心照料伤员,医疗队每到一地,他顾不上吃饭、休息,总是先检查病房。每次查房时他总是一手扶着伤病员,一手检查伤口,用刚刚学会的几句中国话与伤病员亲切交谈,轻言细语给予安慰。伤员杨如福回忆:

白求恩每次晚上查病房脚步都很轻,生怕惊醒伤员。助手们多次劝他休息,他却说:“伤员伤情重,病情时常变化,我不能离开。”助手又说:“您又是三个晚上没有睡觉了,眼里都布满了血丝,身体瘦多了,再不注意休息是会累垮的。”白大夫听后似乎有些生气,悄悄地把助手叫到门外,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只见他说完又回到那个伤员的床边,一直忙到天亮。

在浙村三五九旅卫生部休养所,伤病员多棉被少,晚上睡觉不盖被子是难以忍受的。杨永福的伤情却是不能穿棉衣的,冻醒后露在外面的胳膊冰凉冰凉,伤口疼痛难受。白求恩查房发现后,马上回去把自己的被子拿来盖在杨如福身上,接着又把自己的毯子拿来给了另一个伤员,而他自己只留下一件大衣。杨如福通过翻译对白求恩说:“您年纪大了,体质差,可不能把您冻坏了,这棉被还是您盖吧!”白求恩回答说:“小杨同志,你伤情重,天气冷,不盖被子顶不住,我有件大衣,冷了烤烤火就没有问题了。”白求恩一切为伤员着想,考虑到冬天伤病员在手术和养病期间需要适宜的室温,他和大家一起找来一些新砖,洗干净放在大锅里煮,然后趁热捞出来,用纱布包好,放在伤病员周围,提高伤病员周围的温度。他还发明日光疗法,每到一地就动员医生护士搬来一些光滑好坐的石头,搬到太阳光下放好。遇到好天,就把伤员抬到石头上坐,揭开纱布晒上一两个小时,借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来给伤员消毒。

白求恩工作不分分内分外,他带头参加护理工作,经常为伤员擦洗伤口、洗刷血衣、绷带或给他们打针服药、拆线换药、包扎。检查伤口时,他不顾腐肉脓血的恶臭,坚持用鼻子嗅,凑近眼前瞧,凭直观判断伤情轻重。有时做手术消毒不彻底,他就自己动手重新做。他还常把自己的生活补品或领导送给他的一些战利品送给伤病员,有时还亲自给伤病员做可口的饭菜,喂饭和照料起卧,甚至给他们端屎端尿,一点都没有专家、权威的架子。

 

光会看病不是个好医生

 

白求恩常说,光会看病不是个好医生,一个好医生应该是“三匠两工”(铁匠、木匠——制造器械;瓦匠——打石膏;缝纫工——缝合伤口;理发工——备皮)。

他交替运用各种手段为伤病员服务,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自行设计出一种桥型的木架子,搭在马背上,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医疗器械。每到一地卸下架子,随时可以动手术,他把这种自制设备风趣地叫做“卢沟桥”。冀中缺少医疗的装置和裹伤的夹板,有些四肢受伤的伤病员因为没有夹板包扎,伤部经常坏死、变形,不得不做断离手术,造成终身痛苦,也减弱了战斗力。白求恩见此,就教大家使用各种代用品,后来发展到用枪托、刺刀、木板、高粱秆等就地取材,大家叫它“白求恩式夹板”。没有牵引设备,他就自己设计、制作。其中牵引锤是用纱布做成口袋,装上细沙来代替,多少可以任意调节。没有牵引带,就用绳子打上蜡代替。

战场上重伤员失血过多,必须通过输血来实施抢救,帮助恢复健康。白求恩先从医疗队抓起,用他带来的标本检查了每个人的血型,写在红布条子上挂在胸前。他的血型是0型,也在衣服上做了标识。当时八路军医务人员特别是外科大夫很缺,伤病员又多,手术任务繁重。为保证医务人员的身体健康,上级一再关照他们尽量不输血。尽管如此,白求恩仍然带头为一个重伤员输了200毫升的血液。在他的带动下,医疗队人员很快打消了顾虑,克服了对输血的恐惧感,在遇有失血过多的危重病人时还争相献血。后来输血从医疗队发展到部队、群众,逐渐成为八路军的战地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

白求恩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1939年3月3日是他49周岁生日,这天全是在河间反“扫荡”战斗中度过的,白求恩连续做了19个重伤员的手术,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才上床休息。午后醒来,白求恩记起生日,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

他不能容忍有的医生不上火线,甚至还会为此发脾气。他的手术台总是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远的不到八里,近的只有二三里。4月齐会战斗打响前,白求恩来向贺龙师长要求任务。贺龙说:“你和医疗队就和师部在一起吧?”白求恩说:我们是医疗队,得靠前!“战士们需要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经贺龙同意,白求恩在离齐会村不远的小店附近的一座小庙里开设了战场包扎所。战斗开始后,白求恩为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做了大量手术。身边不时有弹片或流弹飞过,小庙的外墙被炮弹炸塌了,他依然聚精会神地工作,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手术室,为100多个伤员做了手术。贺龙派人去各战斗部队“告诉战士们,白求恩大夫就在你们身旁,和你们在一起战斗!”齐会战斗经3天激战,击毙日军700余人,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范例。

白求恩在冀中工作了4个月后,返回平汉路西。在途经清风店隐蔽休息准备等天黑通过封锁线时,他敏锐发现有个老乡在墙角痛苦呻吟,经检查是胸脓肿,于是决定立刻开刀治疗。这个村子地处敌人封锁线上,铁路上常有铁甲车往来巡逻打炮,但白求恩不顾劝说,坚持做好手术再走。随行人员只好把手术器具卸下来,白求恩就在敌人眼皮底下这个就地布置的简易手术室中,仅用20分钟就成功地做完了手术。

 

在北中国的前线上安息

 

1939年7月,白求恩对聂荣臻提出准备11月份回国去一趟,向欧美各国人民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业绩,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多筹集些资金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1940年夏天再回来。此后,白求恩致力于编写教材和巡视各地医疗卫生单位,传授知识,检查工作。10月下旬日军围攻北岳区,白求恩又立即赶赴涞源县摩天岭前线。

11月初,白求恩在手术中左手中指被划破受到致命感染,未经及时消毒处理,又默默坚持参加了11月3日的雁宿崖歼灭战和11月7日的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直到战斗结束才下战场。当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河北唐县黄石村,时病情已经极度恶化。

白求恩抢在昏迷之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告诉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在黄石村不幸逝世。

12月1日,延安各界召开了追悼白求恩的大会,毛泽东为白求恩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当天,八路军军部颁布命令,将八路军设在延安的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将在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了《学习白求恩》一文,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为悼念白求恩同志创作了挽歌,并在万人悼念大会上与冲锋剧社的全体同志齐声演唱:

我们尊敬你,

像尊敬真理和正义。

伟大的加拿大朋友啊!

你像祖国的战士,

曾快乐地战斗在晋察冀。

如今啊!

在北中国的前线上安息。

红色的白求恩同志啊!

你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死,

誓以我们的胜利,

来做你革命的祭礼。

(责任编辑:杨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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