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是1942年至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次学习运动。同时，延安整风也是一次整顿党的作风，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举措。回顾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奋斗的艰辛、争取胜利的不易很有帮助，对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很有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但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是否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内有不同看法。这样思想认识上的深层次的分歧，势必影响到党的工作，并成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和机会，共产党的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1937年的几万名党员达到延安整风前的70余万，其中大多数都是新党员。他们有着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紧张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党组织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由于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他们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

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要求王明不要和毛泽东争领导权的重要指示，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会后，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运动。在此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推进理论工作，研究中国国情，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这时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

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写于1930年、作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政治纲领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王明在再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他还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表明王明并不承认自己过去犯过的“左”倾错误，还在为自己作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保证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势在必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延安整风的酝酿和开始

整风运动是分两个层次进行的：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有一个共同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整风运动是从1941年高级干部整风开始的。

高级干部整风的开始，是以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标志的。此前的3月17日，毛泽东为出版自己的旧作《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他说明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他指出：主观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随后，中共中央于7月1日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这是党的建设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员党性为主要内容的重要决定。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这是对党内状况的严厉批评。“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

作风和党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共产党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为此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这个决定发出后，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调查研究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身体力行，率领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调查研究，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之后，张闻天也率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中央局、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很有帮助。

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也是一次整风的重要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参会的绝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报告。他们在发言中表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大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地、尖锐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参加会议的王明对此却很不以为然，他不仅不反思自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所犯的“左”倾，还声称全国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此后，王明便一直称病，不再参加中央会议。

尽管王明的态度对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有所干扰，但是大多数参会者仍然感到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思想上受到触动。会议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以克服错误思想，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的中央学习研究组，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这是开展整风的一个重要措施。

整风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党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件。这样，就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重要的准备。各地的党组织如中共中央西北局、北方局、南方局、华中局等，也按照中央的决定，积极筹备和成立高级学习组。

延安整风的普遍展开

1942年春，普遍整风在全党开始。毛泽东于2月上旬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有亲历者回忆：

1942年2月1日下午，延安大砭沟礼堂一派节日气氛，“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学典礼”的大红横幅高挂在主席台上端，学员们的拉歌声此起彼伏，突然，热烈的掌声代替了歌声。毛泽东主席、任弼时总政委、邓发副校长、彭真教育长及学校的其他领导人都来到了主席台上。

宣布开会后，毛泽东主席兼校长走到台前，代表党中央致词。他修长的身材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军装，长长的黑发下是一张轮廓明显、俊秀的面孔，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今天党校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致词就是著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这篇文章在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

当时，会场上非常肃静，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毛泽东主席有声有色的讲话，听到精彩处引来大家阵阵的笑声与掌声。散会时方感到有点腰酸背痛，周围的同学也在不停地活动腰腿。原来大家惟恐漏记了报告内容，竟一个姿势坐了两个小时。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根据现实的状况和历史的教训，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指出，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同时，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结果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

张闻天曾将党内的主观主义区分为两种主要的表现形态，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赞成并吸纳了这个意见。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但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了解实际，或很不了解实际，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虽然有很宝贵的经验，但如果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那也是很危险的，他们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难以把革命事业做好，而且很容易为教条主义所俘虏。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宗派主义严重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它是主观主义在党内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于向党闹独立性。闹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常常表现出来。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必然的表现形式。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党八股这种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

鉴于党的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清算、批判王明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延安整风的方针“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这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为了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延安整风的方法和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当时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农村调查〉序言》《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倾向》，等等。

一位延安整风的亲历者回忆说：

整风开始后，认真阅读了中央规定的文件，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对照检查。这是参加革命14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历史、思想、工作进行全面的反省。

在学习文件、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在当年的冬天，开展了民主整风，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团、营、连分别召开民主大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深入检查、揭发在官兵关系、党群关系、内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及军阀习气、违法乱纪等不良倾向。

在全团干部大会上，我按照“首先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揭发缺点和错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分析原因，提出努力方向”的要求，作了检查，主要内容是：回顾参加革命十几年的历史，自己对党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认真的，对上级的命令、指示，一贯坚决执行。可能是由于小时候形成的倔强性格，越是困难的任务越是愿意承担，从来没有被困难、危险吓倒过。

我的缺点主要是：一、有时对工作要求过高、过急；二、在工作中主观性比较强，有时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三、感情容易冲动，态度生硬，批评人不大注意方式方法。以前，我总以为这些缺点只是一般的作风问题、工作方法问题。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些缺点的实质是违背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我以对工作要求过高、过急举例说，客观条件允许，但不努力工作，能办到的事也不办，一事无成，这不是“实事求是”；但是，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允许，而一味主观地向下级分配任务，而且立逼完成，这也不是“实事求是”，不仅做不好工作，反而会造成上下级关系紧张，甚至会逼着下面弄虚作假或者搞形式主义。我表示，今后一定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任务，提出要求，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我检查之后，其他同志也陆续做了检查。由于干部带头检查，虚心接受批评，战士的心平了，气顺了。有的战士进一步检查了不尊重领导和违法乱纪的行为。民主大检查，既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战士。干部加强了爱兵观念和为兵服务的思想；战士更加尊重干部，官兵关系更加融洽。部队中的军阀习气、骄傲自满、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得到了有效的克服。

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习中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对照检查。为了加深印象，在学习文件告一段落后，还进行了考试。考试题目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考试题目有：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在工作中经验主义偏向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已改正否？今后将如何改正？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对这些问题，要做出认真的回答。

在中央党校，学员们在整风中还要根据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干部四条标准来检查自己。通过对照检查，写出下面这些材料：第一，自己对于党、对于工人阶级事业是否抱无限忠心？第二，我与群众是否有密切联系？第三，我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否独立决定方向并不怕负责任解决问题？第四，要守纪律。学员们都认真思考，结合自己的实际加以完成。

1942年10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举行，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300多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书面报告和讲演。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左”倾错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检查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在思想、组织和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会议确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这次会议历时88天，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七大代表208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受到很大的教育。

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央党校等单位还对干部和党员进行了自我鉴定。鉴定是完全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进行的，先由本人在小组中做自我鉴定，大家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再由自己修改整理，交小组会通过，然后上交支部讨论后定案。做出的鉴定完全公开，交本人看，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气氛。鉴定一份存案，一份交给本人。通过鉴定，激发了干部的上进心，组织上对干部有更好的了解，有利于毕业时的分配和使用。

延安整风普遍展开后，不光是党政军部门，文艺界也进行了整风学习。1942年5月，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

整风运动的深入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因为王明一直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所以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会上，除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批判王明的错误。其他同志则开展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在会议前期，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一度有些过火的倾向，但不久即得到了纠正。

在此过程中，还分别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湘赣、鄂豫皖、闽粤等边区，赣东北、闽西、潮梅等地区，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和华北座谈会等。在1945年二三月间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回顾华北敌后斗争和根据地工作的成绩，并对取得成绩的经验作了总结。彭德怀对大家提出的华北工作的缺点，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认真的自我批评。通过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们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五个方面的认识：

1、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

2、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共产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其手续不完备；

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4、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

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这些结论，使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根据这一精神，周恩来于3月初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的评价。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毛泽东还指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党史上几次大的骄傲，是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全党同志都要引为鉴戒。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标志着高级干部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进入最后总结阶段。

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这在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有必要的。但过分估计和夸大敌情，把一些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致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以至在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造成反特务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中共中央在发现“左”的错误后，试图加以纠正。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主动承担责任，向受到冤屈和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经过甄别平反等工作，“抢救运动”的错误得到纠正。

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欢送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学员大会上讲话时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接着，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向受到委屈的同志表示赔礼道歉。学员们激动地热烈鼓掌，大家心情愉快地走上了抗日前线。

总的来看，延安整风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克服抗战期间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它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延安整风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得以实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老同志认为：如果说七大是我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整风运动的开展，就是丰碑之下坚固的基石。延安整风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