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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大革命洪流中
陈立旭
来源 : 《世纪风采》2015年第2期 2015-04-08 15:17:17 已浏览 : 1354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到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而进入低潮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工作最为艰苦,每个共产党员面临的危险也最多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陈云毅然决然投身共产党的事业,在生死考验面前不退缩、不动摇,对党忠心耿耿,在面对极其危险局面时沉着冷静,果断应对,表现出杰出人物的领导和组织才干。

能力极强的工运领导人

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真正属于工人出身者很少。在这很少的人中,陈云算一个。他早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当过学徒、工人,是真正的工人出身。与众不同的是,陈云是有文化的工人。他早年读过书,平时也喜爱读书,在当学徒时就已经有一定文化功底。他在商务印书馆虹口书店当店员,接触书籍很多,平时即刻苦读书,他接触的大多数人也有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陈云阅读了进步书刊。那个时候,大革命的风暴正席卷全中国,陈云也投身这场革命当中。他积极参加当年的工人罢工斗争,并于1925年夏季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闸北区第十五分部的首创人之一。后来陈云回忆那个时期自己的思想情况说:“我那时还是一个随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此时已经有商务之国民党员介绍我看三民主义,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看了三民主义觉得有道理。”但陈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在参加工人罢工运动中,先是经同事介绍到上海通讯图书馆看书时,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着他作为党外积极分子参加中共党员在商务印书馆召开的秘密会议。在此期间,陈云对局势分析得透彻,组织能力强,开始得到同事信任。到8月底,他已经成为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的组织人,主持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并且在工人罢工运动中准备周密、领导有方,代表工人向资方提出要求有利有节,使罢工运动屡获胜利,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的重视。陈云本人也在寻求真理过程中不断进步,认定共产党才代表真理,是领导中国民族解放的真正力量。1925年八九月间,已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且经受了考验的陈云,经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起,陈云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后来,陈云自己说过,罢工运动和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因素。罢工运动使他看到了阶级斗争;在斗争中他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这些书,认为共产主义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后来,陈云说:我参加“罢工斗争和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险,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

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领导工人罢工同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上半年,他先后进过20多次党内流动训练班(是当时一种秘密的、党员用业余时间学习的党校———笔者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突飞猛进,而在斗争实践中,他的领导才干也得到锻炼,成为能力极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陈云极强的能力,表现在他具有多方面的才干上。他能写文章。1925年,陈云和同志一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地下刊物《职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题为《总工会是什么》的文章,在文章中通俗地向工人解释了总工会的性质、任务、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工人运动的前途。这篇文章对于把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吸引到工会中来,组织他们与资本家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陈云在这份刊物上还发表了一篇题为《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文章用世界工人运动的视角对比中国工人运动,指出,欧美工人已经取得相当地位,而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力,深受几重压迫,满腔苦痛无处诉,最近几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有了进步,成为领导群众的先锋队。接着,陈云在文章中指出了中国工人的两大责任:一、民族革命,二、解放自己。要完成这两大责任,“空口谈兵,是办不了的,”只有集中一个团体共同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陈云这两篇文章,都是用笔名发表的,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当年,年轻的陈云已经具有了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视野非常宽广,文笔也非常老到,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文章在当时对于工人有启蒙作用。

陈云的干练,还表现在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上。他入党后,有两年多时间主要是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工作。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的陈云,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他每天在工人中间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得到工人们的信服。在提高工人觉悟基础上,陈云即着手建立基层工会组织。他建立基层工会组织,都是以工人劳动单位来组建,这样,工会活动方便,也不易被资方发现。而基层工会组织的召集人,一般都由共产党员或者工人活动积极分子担任。他们在工人中有威望,有利于吸引工人参加工会活动。陈云组织罢工,都是通过工会组织进行。工会先将罢工要求、方案、时间布置下去,通过基层工会联系、发动工人。这样做的效果是:在资方毫无察觉情况下,工人突然提出罢工条件,逼迫资本家让步,资本家不让步,立即罢工。这种组织方式,往往打得资本家措手不及。陈云很强的组织能力,对于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胜利,树立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威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的干练又表现在他代表工人与资本家谈判时的沉着、稳健上。1925年,陈云被推举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他为了争取工人利益,组织工人罢工,代表职工会与资本家方面进行多次谈判。在谈判中,陈云总是事先把工人方面的意见、要求了解得非常细致,谈判时该提什么条件,哪些必须坚持到底,逼迫资本家让步,哪些方面我们可以让步,都考虑得非常周到。由于事先思考细密,每次谈判,都有理有力,提出的复工条件合情合理。例如,在1925年12月陈云代表罢工委员会向资方提出来的八项复工条件中,就包括实行大小便及说话自由,反对夜班工作增加工作时间,并加点心费两角,女工、勤杂工、短工与职工待遇平等这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陈云在事先征求工人意见基础上提出来的,细致到如此具体程度,资本家也不好否定;同时,提出这些条件,能够得到大多数工人的拥护。因此,在陈云领导的罢工往往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罢工后,陈云组织200多名工人纠察队,在印刷总厂前和俱乐部门前维持秩序。资本家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事先与驻扎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孙传芳一个连联系好,叫他们派兵来镇压,但孙传芳的部队来了一看,工人们秩序井然,没有任何借口抓捕工人,只好撤走。资本家在报纸上发表通告,为他们解雇工人辩解,陈云针锋相对,也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发表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宣言,还把中华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等众多工会支持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的信函公开发表,在舆论上占了上风。资方强令工人复工,陈云则派工人纠察队将印刷总厂大门锁上;资方调来军警镇压,陈云则组织3000多工人集会抗议,双方发生搏斗。事情闹大了,资方下不了台,陈云则趁机代表工人和资本家谈判,坚持复工条件。资本家不得不让步,保证不让军警把被捕工人带走,还答应了工会的全部条件。由于陈云在与资本家方面谈判之前,考虑周到,安排细致,罢工的每一步都组织得非常严密,使罢工取得成功,争取了工人权益,因此,他在工人中间的威望也很高。在斗争中显现出很高觉悟和很强能力的陈云也受到组织信任,于1925年底担任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罢工胜利后,陈云在《职工》上发表文章《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我们为什么要罢工?》,总结罢工经验,深刻分析罢工的根源,体现了陈云的务实风格。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中央号召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工人起义配合北伐。陈云立即投入到组织工人起义中去。值得提到的是,陈云此时表现出了政治上的远见。他在《职工》上发表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分析了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运动等运动失败的原因后指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的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如何组织和训练农民,使之和全国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同在反帝旗帜下去做民族运动的工作,是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自治与民众》一文中,他提出,革命不仅需要民众的力量,还需要联合接近民众的武力。这些都是年轻的陈云以全国的视野观察中国革命问题所得出的真知灼见,与当年毛泽东的见解已经非常接近。

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陈云参加了罢工和起义组织领导工作。他来往于上海、余姚之间,搞武器,筹经费,组织工人罢工,许多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只要陈云到场去解决,很快就会处理得很漂亮,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组织能力、领导才干。陈云在参加上海第二次工人起义准备的会议时,被英国巡捕发现,陈云和64名党员与工会积极分子被捕。但由于陈云的机智,没有暴露身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联合各方面营救,陈云等人在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即被释放。出来后,陈云立即投入组织第二次工人起义工作。起义失败后,他马上投入第三次工人起义组织工作。

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把总指挥部设在陈云担任主要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周恩来的考虑有三条,一是商务印书馆此时是上海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较多的地方,共产党商务印书馆总支部是上海三个人数最多的党支部之一;二是在陈云领导下,这里组织严密,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这里活动比较方便;三是商务印书馆在闸北,闸北火车站附近驻有军阀直鲁联军的大队人马,这里是共产党组织起义战斗的重点地方。周恩来这三条考虑中,陈云很强的能力无疑占有很重分量。陈云在组织商务印书馆工人起义中,也确实十分得力,起到了起义中坚力量的作用。

陈云的领导风格是务实,他知道,工人们没有武器,没有受到过军事训练,许多工人过去连枪都没有摸过。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使准备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手中持有武器并接受最起码的军事训练,武装起义就是一句空话。怎样在最短时间内做到这两点?务实的陈云提出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借资本家组织保卫辅助团之机,让准备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骨干加入进去,以这种方式获得资本家方面提供的枪支。这些加入资本家保卫辅助团的工人不仅轻易就得到了武器,还有合法身份,可以公开参加军事训练。他们受到军事训练回来后,陈云分别让他们担任大队长、中队长或者小队长,成为工人武装的基层领导人,又可教授工人使用武器,训练工人作战。为了进一步增强工人军事素质,陈云还派一些工人纠察队员在厂内接受共产党派来的教官组织的军事训练。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商务印书馆即建立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掌握了基本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工人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赵世炎等经常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了解起义准备情况。他们每次去,都由陈云陪同。周恩来的机智、儒雅、谦虚、善于团结同志的品格,使陈云发自内心地敬佩,而陈云的干练、机警、能力强、好学上进,也使周恩来从内心里对他十分赞赏。从此,周恩来就在脑子里记下了陈云的名字。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务实的陈云考虑到,此时国民革命军白崇禧部已经到达上海龙华,如能得到他们的军事支援,起义会十分顺利,起义工人会少牺牲一些。因此,他代表上海总工会赴白部驻地商谈,狡猾的白崇禧却拒不进兵,等待工人与军阀两败俱伤时再进兵上海。陈云识破了白的阴谋,没有多费口舌,立即返回市内。陈云通过对当时全国形势和上海地区军事态势分析认定,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即使没有白部支援,也能取得胜利。他回到商务印书馆立即投身领导武装起义的战斗中。起义进展迅速,预先确定的7个暴动区有6个很快就取得全胜。陈云在参与指挥解决最后一个暴动区的战斗中,机智灵活,指挥工人集中力量分批攻击敌据点,到晚上8点多,终于占领了上海北火车站,第三次工人起义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政变,驱逐并屠杀共产党人。在此重要关头,陈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进行了坚决反抗。由于陈云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反动派将他列入通缉名单;陈云在组织工人运动期间经常发表演讲,出入多种场合,很多人都认识他,因此他处境危险。党组织为了保护陈云,让他转入地下。陈云与商务印书馆的工友们告别时讲了今后自己的“三不”:不为做官,不为要钱,不妥协,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求工人彻底解放。在此期间,陈云经常住在工友家,睡在地板上,有时一两天吃不上饭。陈云自己已经做好了被捕坐牢杀头的准备,他写下四句话:“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他把为革命而牺牲看作等同于告老还乡,可见年轻陈云之壮怀激烈。陈云考虑的更多是为党做工作,保护别人,他千方百计,把共产党的组织转入地下,保护了干部,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力量。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对陈云在革命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对党忠诚和在斗争中的精明强干印象更深了。就在这一年的8月,陈云出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委员。

八七会议后,共产党开始组织军事反抗国民党。1927年10月,陈云接受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回到家乡青浦县西乡的小蒸、练塘地区组织农民运动。陈云一到青浦,就了解当地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和此前农民运动的历史。务实的陈云认为,一开始就在这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还不成熟,一是农民觉悟还没有那么高,二是共产党的主张还没有和农民利益结合起来,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根据实际情况,他决定把开展工作的入手点放在整顿和恢复农会上。该地原来都建立过农会,但有的垮掉了,有的虽然仍然存在,但不是被不良之人把握就是十分涣散。为了整顿和恢复农会,陈云首先做的工作是培养农民骨干。他到各个老农民协会骨干的家里做他们的工作,经常吃住在他们家里,和他们谈心一直到深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很快就在身边团结了一批有一定觉悟、敢于斗争的农民骨干。陈云在此基础上发展已经提高了觉悟的农民骨干加入共产党。对于被不良分子把持的农会,陈云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发动农会中的其他骨干分子将不良分子驱除,二是宣传解散不良分子控制太严密的农会,由陈云组织其他正派农民运动骨干建立新的农会。经过艰苦努力,陈云在小蒸、练塘等10多个村子建立了农会组织。他将在农会骨干中发展的12名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成为日后领导当地农民起义的核心力量。

为了发动农民,陈云除了在当地举行的“十月潮”庙会上发表演讲,用通俗道理讲明白地主剥削农民,农民却世代受苦,打倒地主,平分土地,农民才有饭吃的道理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做两件实在的事情上。第一件事是在广泛征求农民意见并将主要意见集中起来后,通过农民协会,顺应北伐军“二五减租”的口号,提出十大具体要求。这些具体要求中,甚至包括取消历年尾欠陈租、农民远道送租要给足工资等实实在在的内容,因为这些要求和农民的实际利益非常切合,受到了农民的坚决拥护,既提高了农会的威望,又起到了发动农民的作用。第二件事是组织和发展农民武装。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经验的陈云深刻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手中没有武器,反动派根本不把农会放在眼里。手中有武装,地主豪绅才会害怕。另外,农民如果没有农会武装力量撑腰,也不敢不交租。1927年11月,已经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的陈云,在青浦地方党组织中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让大家知道共产党为了反抗国民党的镇压,除了武装斗争没有第二个法子的道理。接着,陈云和青浦党组织其他同志一起着手建立农民武装。他第一步是建立一支30人左右的农民革命军。这支武装力量刚刚建立时,只有几条破旧的枪,多数人手持火铳、大刀、梭镖。这样的农民武装,战斗力还很弱。1928年1月,陈云领导这支武装力量于小蒸西北阻击大地主组织的武装催租船,虽然把地主武装头目吓得跳水逃跑了,但地主武装火力很猛,农民武装战斗力明显不足。陈云果断下令撤出战斗。接下来,务实的陈云,转而用这支农民武装镇压地主恶霸。这支农民武装打不过武器装备好军事上占优势的大地主武装,但集中力量打击孤立的恶霸还是绰绰有余。在陈云布置下,农民武装一夜间分头行动,镇压了7个小蒸地区的恶霸。农民称赞说:共产党“一夜打死七只狼”。但陈云更注重的是搞武器,扩大农民武装队伍。为此,陈云就地搞枪和从外部搞枪双管齐下。在小蒸地区,地主建立的自卫武装有枪,但不多,一般一个地主自卫武装也就有三四支枪,多的五六支。农民武装有几十人,和单个地主武装比,枪也多。陈云便集中农民武装力量,去打单个地主武装,先把他们包围起来,然后向他们宣传,对他们发出警告,命令他们交枪。分散的地主武装自知力量不够,打不过农民武装,便都交了枪。这样各个击破,农民武装没费一枪一弹,就从地主武装手里搞到40多条枪。与此同时,陈云秘密去上海,找到党的地下组织和工人地下组织,收集上海工人起义后藏起来的枪支,运回青浦。这样,在很短时间内,陈云就搞到100多条枪,加上原来农民武装的枪支,有150多条枪。他以此为基础,再配上大刀、梭镖,拉起了一支有500多人的农民武装。农民武装维护农民利益,打击地主,受到农民拥护,活动范围扩大到方圆30里、70多个村庄,相当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小根据地。1928年初,陈云在策划小蒸、枫泾暴动时,不料消息走漏,这支农民武装被国民党一千多人正规军包围,作战失利被打散。虽然暴动失利,但这支在上海附近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打击了当地地主,发动了农民,扩大了共产党在该地区的影响。

陈云在坚持革命斗争中发展革命力量,表现十分出色,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1928年,当中共成立淞浦特委时,陈云成为这个特委的5名成员之一。192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江苏省委时,代表中央去宣读改组决定的周恩来,在具体指导改组江苏省委时提议,让陈云到中共江苏省委来工作,担负更重要的领导职务。1929年四五月间任命陈云为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当时的江苏省委,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苏省委领导的范围,是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区,可以说,包括了南方革命力量最强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是中共中央活动的主要区域,因此,当时的共产党员都知道,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是中共中央活动的主要地区,中共江苏省委则是受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的地方领导机关。新的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领导人也是由老革命家罗登贤、李维汉、彭湃等组成。在他们之下的领导骨干,就是巡视员了。陈云担任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等于是江苏省委专门派出的领导上海和南京两地区革命活动的领导人,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职权也很大。当年8月,陈云又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负责农民运动和上海沪中区委的工作。

此后,陈云真正成了一个指导一个很大的区域里党的工作的领导干部。江苏省委下属的各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农民运动归陈云领导,上海沪中区的工人运动、党的工作也归陈云领导。此时的陈云,已经经过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成为一个有很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有高超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革命家,不仅在他分管的领域里做出了很大成绩,而且他能够独立思考,就整个江苏省委的工作乃至对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提出正确的有远见的意见。那时,党内意见上下转达还是很顺畅的,加上江苏省委地位特殊,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的陈云的意见,很快就能够传到中央。

由于陈云工作出色,政治水平高,见解独到,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3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陈云兼任中共中央开展工作的最核心地带———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不久,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同时仍兼任江苏省委常委,主管组织工作。此时的陈云,同以王克全等为代表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同时,他也对王明左倾路线并不认同。这年2月,他在中共江苏省委一次常委会上发言时,就明确阐述了与王明的不同意见:过去认为只要存在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战争,军阀之间的战争就不可能爆发,现在认识到这是一种机械的理解。军阀进攻苏区及红军是最主要的危险,同时也可能爆发军阀战争。王明忽视日常群众斗争,陈云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一定要重视群众的日常斗争,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陈云在这段时间里特别重视党的工会工作,在江苏省委一次讨论工会建设的会议上,提出了要重视党支部在工会中的作用,要建立经常性的工会生活等5条意见。陈云不赞成王明排斥黄色工会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应该加入黄色工会里边去,揭穿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阴谋,争取和团结黄色工会中的其他群众。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取消工会,也反对由国民党政府委派工会领导人,坚持由工人自己选举工会组织。共产党和工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重工业及中心产业方面去,集中力量建立几个重要的基层支部。他还就共产党组织与共青团组织之间关系的协调问题、妇女工作问题、动员失业工人去苏区等,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与王明的夸夸其谈不同,比较切合实际。

在危急时刻

1931年,中共中央发生了一件严重事件,这就是顾顺章叛变,他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遭受严重威胁。在此危急时刻,陈云协助周恩来果断处理此事,使中共中央机关免遭灭顶之灾。

1931年4月24日,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负责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去苏区后,在武汉化名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而被捕。顾顺章被捕即叛变。由于顾长期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机密,他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顾叛变的消息被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获知,于25日将此事报告给中央特科的李克农。李克农通过陈云将此消息及时转报中央。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此事。周恩来则把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云调到中央来,协助自己处理。在此危急时刻,精明干练的陈云和周恩来一起认真分析顾顺章叛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协助周恩来,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1.立即转移党的主要领导人,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领导人的秘书也迅速调换成顾顺章不认识的新人,销毁大量中央机要文件。2.凡是顾顺章认识的党的干部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在上海安排不了的立即转移出上海,有的去苏区。3.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将他的家人控制起来。4.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式和方法,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对这些措施,陈云组织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迅速落实,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当国民党大批特务会同英国巡捕实行大搜捕时,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已经转移。虽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国民党抓住了一些来不及转移的领导人,特别是指认出了已经落入敌手但没有暴露身份的领导人,使党遭受很大损失,但由于陈云配合周恩来及时转移中共中央机关,使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破产了。

中共特科领导人

陈云在处理顾顺章叛变问题上表现出了沉稳、冷静、果断、精细、严密的风格,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重视。经他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把陈云从中共江苏省委直接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中共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工作机关,当时对外称“新新公司”———笔者注)担任负责人,化名李介生,党内别称“先生”。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总结了中央特科的工作,规定了特科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调整了特科领导班子,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等任中央特科委员。实际工作的负责人是陈云。

陈云刚担任中央特科领导人,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31年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经常与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碰头开会,知道顾顺章叛变后党内新的接头方式和其他领导人的住处,因此,他叛变的危害,不低于顾顺章叛变。在此关键时刻,陈云立即采取以下紧急措施:1.把中共中央机关进行再次转移,确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2.调整中央特科内部组织,撤销了负责中央与各根据地联络的第四科,将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也精简整编,陈云和与他一同去中央特科工作的康生、潘汉年各兼任一个科的科长,同时,将有可能动摇或者属于向忠发亲信的人调出,使中央特科更隐蔽,更精干。3.安排因向忠发叛变而暴露的特科人员离开上海,有的去中央苏区,有的调到天津,有的去苏联。4.创造各种条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恢复中央特科工作,特别是恢复警报工作,广泛发展新的联系人,打入英国巡捕、法国巡捕、国民党内部。5.惩处叛徒,镇压专门屠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刽子手,派中共特工处决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叛变的原中央特科人员王世德。6.解决因向忠发叛变而遗留的其他一切问题。由于陈云处理这些问题时,考虑周到,方法对头,很快就稳定了局势,不久,中共特科就恢复活动并扩大了活动范围。

主持全总工作

陈云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共中央内有目共睹,深受大家赞赏。由于国民党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很难在上海立足。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赴江西中央根据地,提议成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经中共中央负责人商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坦福、李竹声6人组成,秦邦宪负总责。1932年3月中旬,陈云又担任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总的党团书记,化名金生。年轻的陈云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当时,全国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工会工作特别难做。陈云主抓党的工会工作后,着手巩固赤色工会、争取黄色工会的工作,坚持了务实的工作作风。他根据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提出:工会斗争中提的条件要切合实际,斗争组织的名称应该易于群众接受和了解,例如,“惨案后援会”“工人自救会”这样的名称就比较容易被工人接受和了解,也便于维护工人的实际利益。陈云提出,要建立赤色工会,防止黄色工会的破坏。他亲笔修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中,提的都是合乎当时实际、工会组织能够办到的具体要求。这个文件使党的工会工作转入日常、扎实、切实可行的工作状态,保护了党的工会骨干,发展了一批新的骨干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领导的工会工作又恢复起来。

此后不久,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连中共中央机关也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机关去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那里的中央局合并,周恩来先期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和陈云则于1933年1月去中央苏区。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一级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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