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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湖到大海:吴冠中
李树平
来源 : 《世纪风采》2015年第5期 2015-06-15 15:50:24 已浏览 : 1888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2分,一代艺术大师吴冠中因病逝世,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之路。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悼会,吴冠中先生穿着平常爱穿的红色夹克衫、头枕自传《我负丹青》,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吴冠中留下遗愿:他的骨灰由亲属撒向大海。一个从太湖乡间走来的孩童,一辈子在无边无际的艺术海洋中艰难遨游。酸甜苦辣,无怨无悔,从少年到白头。当自己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他选择把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魂归大海给人以深深的启示:生命可以消失停止,躯体可以化作一缕青烟,对艺术追求的精神却永永远远。

 

茅草窝里要出笋

 

1919年,吴冠中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一个河道纵横,水田、桑园、竹林包围着的村子,“地地道道的农村,典型的鱼米之乡。”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员、校长,“其实识字也不多,兼种地,但与只能干农活的乡下人比,他显得优越而能干,乡里人都称他为先生。”而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虽是文盲,却是富家女下嫁穷书生,大家闺秀,心气很高。当时是比较开明的吴冠中的外公做主选定了他父亲这个女婿。他们家有十余亩水田,“家里平常吃白米饭,穿布衣裳,生活过得去。”父亲平时在外教书,只寒暑假回家种田;母亲独自在家操持家务,相安度日,“是一对诚信的苦夫妻。”“他们志同道合为一群儿女作牛马。”

吴冠中是长子,是他母亲许多孩子中唯一喂奶至4岁多的,所以得到了她的特别偏爱。而他自己,也特别为父母争气,7岁那年,开始在父亲的私立吴氏小学读书。小小年纪,就是一个在学习上很要强,生活中非常懂得照顾父母、体恤家庭,也很了解家乡世故人情的贫家少年。童年时的他特别懂事,从不要父母花钱给他买吃的玩的。在他的人生记忆里,最让他珍爱的玩具就是父亲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糊的一个万花筒,万花筒“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最让他为之骄傲的,就是“每次过年,父亲从大橱(衣柜)里拿出一幅中堂画和一副对联挂在堂屋里,一直挂到正月十五,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卷起来,藏进大橱里。……我们家是小户人家,房子也不大,但村里有中堂画的人家很少……”最早接触到美术是因为给他家画中堂、写对联的缪祖尧老师。那时他在吴氏小学教书,是父亲的好朋友。“小学就设在祠堂里,缪祖尧也住在祠堂里。我从此经常到缪祖尧老师的房里去,看他画画,开始触及绘画之美。”缪老师“什么都会画,画山水,画红艳艳的月季和牡丹……有一回父亲用马粪纸做了个笔筒,糊上白纸。缪老师在上面画个渔翁,一只大鸟和大蛤蜊,画成后给我讲解这画的是鹬蚌相争的故事……”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有次为母亲配药去和桥,“我爬上大石桥,看桥下大船和小船互相拥挤,南来北往的船只排成长队等候通过,桅杆睡倒了,帆落成一堆,缆索纠缠不清,船员们吵闹、呼喊,乱成一片,这仿佛是《清明上河图》的蓝本……从高桥上俯瞰大河里往返的帆船,景象很动人,有白帆、黑帆、棕色的帆,也有的小船用一块芦席作帆。帆影近大远小,一眼看到遥远处,船和帆便成了一个小点,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透视现象了。”最难忘的一次委屈是在鹅山小学。他一直是好学生,常受老师表扬。可母亲常年咳嗽,家里怀疑是痨病。听说白果可以治,于是就串通几个同学摸黑到院里偷白果,被老师发现,打了十板手心,却怎么也不肯说出母亲的病。最擅长的就是考试。在初小,吴冠中的成绩非常拔尖,后来经过竞争考试,考取了和桥镇的鹅山小学。这是当年全县最有名的县立完全小学,要寄宿。看到父母“粜稻,卖猪”凑钱交学费,吴冠中“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了!不过,一学期后,他就给父母带来了喜讯:总分名列全班第一。“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爌北(父亲的名),茅草窝里要出笋了!’”小学毕业,吴冠中在数百人的考试中考取了当地最有名声的无锡师范初中。初中毕业,又考进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就是后来参加全国公费留学考试,绘画专业留法方向,仅有两个名额,吴冠中也自信地表示:“只要有一个名额,就是我的!”考试结果,他以绘画专业第一名被录取(时任阅卷老师的陈之佛抄录了他的试卷。60年后,陈之佛的抄件被发现,吴冠中的“状元试卷”得以重现。吴冠中赴法考试的试卷是《试言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最让吴冠中永记的画面是当年姑爹和父亲轮流摇船送他去无锡上学,“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

 

寂寞风雨丹青路

 

吴冠中的艺术成就享誉世界,但他晚年写的自传书名却是《我负丹青》。一个“负”字意味深长,道出了大师在艺术上的永不满足和追求。吴冠中有一张照片,那是他在风雨中的山间写生,老伴在一旁给他打着伞。两鬓已斑白的吴冠中,眼睛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前方。可以说,这个场景正是吴冠中一生寂寞风雨丹青路的真实写照和缩影。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每当在人生的关键路口,吴冠中他总能毫不犹豫地作出自己的选择。纵观他一生的丹青之路,让人难以忘却的是那三次关键的选择。

第一次重要的选择是在考进浙大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那年暑假军训,吴冠中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预科的朱德群被编在同一个班,两人成了好友。一天,朱德群带吴冠中参观艺专。吴冠中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受到强烈的冲击。他被眼前的美术作品惊呆了,就像婴儿启目第一次看世界,只觉五彩缤纷,眼花缭乱。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艺术,我非投身它不可。这年,他17岁,是青春期,也是叛逆期。父亲坚决阻拦,告诉他,投身艺术就等于投身贫穷。他不听,前面纵然是万丈悬崖,也要不顾一切地往下跳。母亲无奈,只好随他自主。于是,17岁的吴冠中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教授。校图书馆里画册及期刊以法国的最多,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吴冠中爱上了这些完全不为中国人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因为吴冠中的这次选择,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此少了一位会同样杰出而有成就的工程师,却有了一位对中国和世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艺术大师!

第二次重要的选择是在1950年。1946年,吴冠中通过选拔考试,赴法国学习人体油画。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油画系共四位教授。吴冠中先选杜拜,后来,因不喜欢杜拜的作品,投至苏弗尔皮教授门下。在巴黎,他勤奋刻苦地学艺,“西方艺术中的人本精神,伟大作者们的激情、纯情,对造型科学的剖析,是远远超过我在国内时所知的。”“构成、空间划分、如何处理平面、错觉与直觉,这一系列的知识对我是全新的。”由此,他感悟到“艺术的欣赏是没有国界的,艺术作品既无国界,飘洋过海来取经,负有打通东、西精神,彼此扩展审美的重任……”他像春蚕吃桑叶一般,废寝忘食地勤奋学习和吸收着国外的艺术。三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吴冠中又面临了一个重要的抉择:留在巴黎,还是回国。1949年末,吴冠中和同在巴黎留学的赵无极、熊秉明三位为了回不回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争论的焦点在于两个方面,一、不回国的理由:在国外学艺,技术尚未精湛,还没有熟练掌握和应用,再者,技术学到手了,回国却没有用武之地。另外,法国画廊兴旺、艺术信息资源丰富,利于画家生存,建功立业;二、回国的理由:艺术诞生在亲切的感情里,祖国的父老乡亲是亲人,是艺术的土壤和源泉。更要结合实践,探索和创造表现艺术新境的技法。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选择经过多次反复,吴冠中最终下定决心,于1950年暑假离开巴黎,投向新中国。比较起其他人,吴冠中的抉择有着坚实的基础。就在前一年,他曾给杭州艺专的吴大羽老师写过一封信,表白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我的心非常激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将生下来。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吴冠中还特别用梵·高书信中的话激励自己:“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可见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铭心刻骨。就是在出版的回忆录中吴冠中还在反问自己:“三十年前的情景又显现了,又记起回国不回国的内心尖锐矛盾,恍如昨日,不,还是今日。回国后三十年的酸甜苦辣,我亲自实践了;如留在巴黎呢?不知道!秉明不已做出了估计吗,‘大概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无极和秉明去年都曾回国,都到过我那破烂阴暗的两间住室里。为了找厕所,还着实使我为之难过。我今天看到他们优裕的工作条件,自卑吗?不,我虽长期没有画室,画并没有少画。倒是他们应该羡慕我: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拥抱着母亲,时刻感受到她的体温与脉搏!我不自觉地微微摇头回答秉明的提问时,仿佛感到了三十年的长梦初醒。不,是六十年!”

第三次重要的选择是在回国后。吴冠中回国已是1950年的夏天,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当时,国内受苏联现实主义画风影响很重。吴冠中介绍的波提切利、夏凡纳、塞尚、梵·高、高更等人,同学们一无所知。有人说吴冠中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他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绘画课程。后来他又离开清华,到北京艺术学院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从未想到,怀着一腔热血回到祖国的吴冠中,会被当作艺术上的异己分子而横遭排斥。他的艺术主张也被看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他画的村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的作品,却被同事认为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改来改去都不行。此时的吴冠中,一定有些后悔不该回来,他的内心一定有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屈辱。在国外,他因为是黄种人而常在人格上受辱,现在回到自己的祖国,却依然被视为“异类”。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却必须去品尝这种“腹背皆敌”的滋味。于是他作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放弃人物画改画风景,并将油画中国化。风景画———这是他在归国后的艰难征途中明智的选择。它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可以避开许多敏感问题。在那个时代,有抱负的画家都在从事主题绘画,画英雄人物。风景题材则不关痛痒,不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可风景画的路虽然很窄,却稳妥,得不到政治的青睐,也没有多少风险。因此吴冠中将绘画的主题转向风景,等于免除了所有来自政治方面的无端批判,为他的艺术生存在这么个特殊的环境里,奠定了基本的前提。而且,吴冠中在风景画创作风格上更明智地选择了写实。他既已被认作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即使作风景画也无法避免被冠以“形式主义”的帽子。他如果继续沿用巴黎时期的风格画风景,即使与政治无关,也难以存活。吴冠中这一时期的作品,手法写实、造型严谨,令现实主义批评家无可挑剔。

正是这个选择,让吴冠中的丹青之路能越走越远。北京,是作为他风景画家起步的第一站。这里有许多古老高大的建筑、有苍松翠柏、有亭台楼阁、有大街小巷,有永远画不完的题材,而且就地取材,方便省时。上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吴冠中画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寺院塔楼,并由这个起点逐渐向外扩展:1954年赴五台山,1956年至绍兴,1957年到山东大鱼岛、江西井冈山和瑞金,1958年去山西洪洞县,1959年往海南岛,1960年回故乡宜兴,1961年远征西藏,1963年登浙江雁荡山……即使在“文革”期间到河北获鹿县李村劳动锻炼,他也背着老乡家的粪筐,那高高的背把正好做画架,筐里盛颜料什物,到地里写生。同学们笑吴冠中是“粪筐画家”。而这位拿粪筐作画架的画家,就在北方乡间的黄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他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寻找新颖的素材,每天在宁静的田间来回走上好几遍,留意到小草在偷偷地发芽,下午比上午又绿得多了;转瞬间,路边不起眼的地方,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任人践踏……冬瓜开花,结了毛茸茸的小冬瓜……这些充满感情的描绘,反映出画家心灵深处与大自然间的对流,而真实的生命体验使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真挚情感与浓郁的乡土情调。

吴冠中就这样在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背着沉重的画具跑遍了国内的山山水水。“野外写生是件很艰苦的事情。有一次在贵州的一个村庄,那个地方人养猪、厕所都在一起,苍蝇满处飞。我坐在那里画,小孩看着画,他不感兴趣,数我背上的苍蝇,数了八十一个。”“到井冈山,要画主峰,很高。画完以后要下来就麻烦了。因为油画必须得两个手捧着,不能拿,黏的,还没有干。就只好把画箱扔下去,让它滚下去,能够滚的东西都让它滚下去。我自己捧着画像小孩滑滑梯,从山上一点一点地滑下去,裤子也磨破了,但是保护了这幅画。”更有一次乘火车,为了保护画稿,在拥挤的车厢里,他把画稿放在座位上,而自己整整站了好几个小时;他住过破庙、工棚、大车店;他在海南,为画画在雨林丛中忍受蚊虫叮咬;在湖南,为省委画巨幅油画《韶山》不要稿酬,只借车一辆,供他在湖南境内自由奔驰半个月,结果发现了张家界,写文宣传,张家界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曾得了严重的肝炎。他自己甚至是老伴都感到他是活不久了,于是索性不再静养,日夜发愤作画,决心以作画自杀。没想到艺术竟然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奇迹般地好了。

几十年为艺术辛勤的耕耘和积累,几十年对艺术那持续的少有的拼命精神,几十年的寂寞风雨丹青路程,在吴冠中临近花甲之年,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1978年,吴冠中举办了归国后的首个个展。如果从1943年首次个展算起,中间已隔了35年。展览虽然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内举办,但却在整个美术界造成了回响。吴冠中的画展,给中国画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看惯了“文革”时期那些高、大、全作品的观众,面对吴冠中这些沁人心脾、生动活泼的小品,都感到耳目一新。随后,画展的成功很快传扬。吴冠中首先接到贵州的邀请前往展出,接着第二年又由北京中国美术馆主办“吴冠中绘画作品展”,随之又被邀请到四川、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山西、辽宁等省巡回展出。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吴冠中非常为观画者着想,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画展,居然每幅画都附有画作缘起和欣赏提示。他的楷书恭正端庄。

吴冠中的名字顿时遍传大江南北。这以后,吴冠中的个展接二连三,每隔一年都有新作展出。他的艺术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走向美国、英国、法国,直至走进大英博物馆。1991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给他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1992年,大英博物馆打破常规,为这位当代中国画家举办个展;1993年,巴黎市长为他签发了巴黎市金勋章。2002年,法兰西学院艺术院投票通过吸收吴冠中为通讯院士。西方人眼里的吴冠中的艺术,已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的标志,认为“这位中国大师的作品是近数十年来现代画上,最令人欣喜且不寻常的发现”,是本世纪中国“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这个在巴黎求学时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不知受过多少“高等白人”冷眼甚至侮辱的“黄皮肤小个子”,终于以他通古今、融中西的卓越的艺术成就,赢得了西方人的认同与尊敬,更为中国赢得了至高的荣誉。

 

一种正大光明的气概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有着崇高的艺术品德。宋代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认为,艺术家应该“薄富贵而厚于书,轻生死而重于画”。清代王昱在《东庄论画》中提到,“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吴冠中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一种正大光明气概的真正艺术大师。他一辈子舍弃一切哪怕生命而投身绘画艺术,原就准备像文物一般寂寞地深埋地下而无人赏识,却出乎所料在他有生之年就被发掘了出来。上世纪80年代起,他的绘画艺术开始蜚声海内外,被世人瞩目、崇拜,他的画作在国内外美术市场屡创天价。自1993年以来,吴冠中作品在海内外拍卖会上的总成交金额已超过20亿元。虽然吴冠中的作品价格是有专门机构幕后操作,但后来也一直能为市场所承认。这是因为吴冠中拥有独到的艺术思想,他的艺术成就担得起这样的价格。但对此,吴冠中却始终保持冷静。他说:“这么高的价格,其实都是收藏者和拍卖机构为了盈利、套现,买卖者和中介一起瞎炒起来的。” “我一辈子穷,对金钱没有感觉。人生短短几十年,人生主要是要创造,能够给人类历史留下创造性的东西,但这么做的人太少了。真正的财富是指那种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留得下什么来的,有创造性的人与相关事物。……他们说你的画值多少钱了,其实我也没有拿到钱,真的拿到那么多钱了我也不稀罕。我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艺术创作上了,对这些东西我不感兴趣。”

当吴冠中的作品动辄拍卖几千万的时候,他却依然过着非常简朴的平民生活。人们称他是一个富有的穷人。他富有的不是金钱、物质,而是精神;而他贫穷的,却是奢华和欲望。直到去世,他还住在北京方庄的那处两居室的旧房子里。这间房子,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搬进来的,当时方庄是中国艺术家们的聚集地。但是如今,大多数当初来这里的人都已经搬走了。家中的装修也很简单,它的书房不足五平米,除了靠墙两个装满画册和书籍的铁架子,就是临窗一张比课桌略大的书桌和一张椅子。椅子拉开就几乎顶到了书架。室内没有名家墨宝镇宅,没有斋堂匾额述怀,唯有迎门的墙上一幅梵·高油画织成的挂毯。有人说他住在螺蛳壳里。而吴冠中却螺蛳壳里做道场,在这里尽情挥画,并自称这里是“下蛋的窝儿”。他脚穿孙儿穿剩下的旅游鞋,花三元钱在路边理发摊理发,老两口吃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家中的热水器也是使用了多少年,物业帮着修过多少次而“只能对付使用”的。他的住房连同小小的画室从来没有刻意装潢过。最近有工人到他家换水表,一进门就大惊小怪直呼:“哟!现在很难见到水泥地的人家了!”生活上他很容易就满足,总说“这样的生活已经蛮好了”,可在艺术上,他却依然在思考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让西方大师和中国民众都满意,“我画画时,想着背后有两个观众,一个是西方的大师,一个是人民……” “我来日无多,我将仍奋力攀向我将跌死的高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艺术和精神方面,他永不满足。

当吴冠中的作品越来越被人追捧的时候,他坚持做的事是打假、烧画、捐画。为了打假,吴冠中以一己之力与拍卖机构打了几起官司,结果让他这个全国政协常委也无能为力,精神上很受刺激。可他仍然目光炯炯,正气凛然,在书画打假上爱憎分明,毫不手软。被人乐道的,还有他的烧画,这被海外媒体称为“烧豪华房子”的毁画行动。吴冠中一生至少有三次大规模的烧画。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吴冠中创作了一组井冈山风景画,后来他翻看手头原作,感到不满意,便连续烧毁。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初期,他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全部毁坏后烧掉。第三次是1991年9月,吴冠中整理家中藏画时,将不满意的几百幅作品也全部毁掉。他自己的解释是:“我希望我留在世上的作品是被未来的行家们挑不出毛病的作品。”吴冠中说:“古人有毁画三千,我觉得还是少的。”

最让人敬佩和称道的是他的捐画。这真正体现了作为艺术大师的高尚品格和情操。吴冠中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的作品不是遗产,房子、钱可以留给你们,但作品要捐给国家……”对记者说,“我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我把‘女儿’(吴冠中把他的得意作品比作女儿)都嫁掉了,我希望普通人能够在各大美术馆里看到我的画,我不希望我的画藏在收藏家和银行的仓库保险箱里。”吴冠中认为,他的作品越是下一代越理解。所以要把作品尽可能地留下来,留在美术馆,让后人有所参考。 1999年,吴冠中向中国美术馆捐献了10幅作品。2008年,他把得意之作《一九七四·长江》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将66件精品无偿捐赠给上海美术馆。同年9月,吴冠中把自己113幅画作正式捐赠给了新加坡,其中包括63幅水墨画、48幅油画、2幅书法,这批画作的市值高达3亿元。当时曾引发“是否爱国”的争议。对于该事件,吴冠中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画家有国界,艺术无国界。“新加坡是我尊敬的一个国家,它的道德品质介于中西方之间,文化与中国接近。我把画捐给它,希望促进其对美育的重视。”2009年1月15日,上海美术馆举办《我负丹青———吴冠中捐赠作品展》,共展出160件吴冠中捐赠给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和江苏美术馆五家海内外公立美术馆的重要作品。此后不久,吴冠中向中国美术馆捐赠36幅作品。2009年12月,90岁的吴冠中又将56件作品和16件收藏品捐赠给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美术学院,由浙江美术馆永久收藏。其中的两幅画作,是他的两位恩师林风眠和陈之佛赠送的结婚贺礼,老人称之为“结婚证书”。像他这样把自己的重要画作和收藏精品都捐献出去的艺术大师,实在是很少见到的。

吴冠中正大光明气概还在于他敢说真话。“我说的是真话。我这个年纪了,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真话。”几十年里,他开口纵笔,从不检束。在崇尚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吴冠中却坚持形式美的观点,因此被视为异类。在召开的美协常委会上,吴冠中的发言中提出了“反对政治观点第一,美术观点第二”的观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永远上不去。”他批评过中国人“美盲比文盲多”,批评过艺术品拍卖的狂热,“现在国内的艺术市场有点畸形,人为因素太多,蹿上蹿下的,就像心电图不正常。”在《笔墨等于零》中批评传统里脱离具体画面而孤立地评论笔墨……吴冠中不断地说真话,毫不讳言。这为他赢得普通人的赞誉,但也招来同行的敌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冠中都被中国绘画界所边缘化。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收敛,并且“变本加厉”。曾有人评价吴冠中“里里外外可以照X光,可以是透明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高兴就是高兴”,就像他“一辈子也没用过护肤油之类的化妆品一样”。陈丹青称吴老:“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

 

乡情爱情永难忘

 

吴冠中是当代中国不可多得的美术大家,更是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在美术创作的间隙里,他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散文和随笔的写作,先后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字作品。在《我负丹青!丹青负我!》一文中,他说:“我彷徨于文学与绘画两家的门前。……绘画之专长是赋予美感,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这是文学所达不到的。任何一个大作家,无法用文字写出梵·高画面的感人之美,语言译不出形象美。而文学的、诗的意境也难于用绘画来转译……” 在《双燕》一文里,他又说:“中学时代,我爱好文学。当代作家中尤其推崇鲁迅,我想从事文学,追踪他的人生道路。但不可能,因为文学家要饿饭,为了来日生计,我只能走‘正道’学工程。爱,有多大的魅力!她甚至操纵生死。爱文学而失恋,后来这恋情悄悄转入了美术。但文学,尤其是鲁迅的作品,影响我的终生。” 他在《沧桑入画》里说:“前几年曾和汪曾祺先生交谈,他说平生一大憾事是没有从事绘画,我说正相反,我遗憾没有从事文学,我们都老了,已无法互换。”

尽管吴冠中一生刻苦勤勉,从不浪费一丁点时间;尽管他两只手都挥舞着笔,用画笔画世间的山水自然,用文笔抒写自己的情思和胸怀。可是,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还是依然写不尽自己心中深深的爱……除了他愿为之献出自己一切哪怕生命的艺术事业外,他最难忘却的就是乡情和爱情。

吴冠中爱家乡。尽管他出过洋,尽管长期从事绘画而远离家乡,可依然显得本乡本土,和家乡的老农相比没多大差别,家乡带给他的乡土气息永远无法抹去和改变。是的,他的心与家乡永远贴得那么近!其实,吴冠中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曾先后六次回家乡。1981年吴冠中主动联系到宜兴写生一个月;1983年吴冠中在南京举办个人画展时,顺道携夫人到宜兴,探望了故居,游览了善卷洞;上世纪80年代吴冠中还两次路经宜兴,做了短暂停留。1992年9月吴冠中随中央电视台拍摄吴冠中专题,拍了家乡的相关外景,还在顾景舟家中,拍摄了他与顾景舟交谈的情景。一张吴冠中和乡下老农们一起其乐融融地交谈喝茶的照片,那脸上显现出来的由衷笑意,让人看了怦然心动。1997年吴冠中与袁运甫等一行七人,从杭州来到宜兴,察看了他的旧居。袁运甫记得,吴冠中旧居是三间砖木结构的平房,中间的客厅分了三部分,中间是桌子,右边是客人的座椅,左边养着猪和可以随便进出的鸡,四处都是鸡的鸣叫和猪粗重的呼吸声。吴冠中并没觉得在“北京来的朋友”前丢了面子,反而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喊着:“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一直到去世前,他都想着再回家乡。吴冠中他是多么想再回故乡啊,闻一闻故乡泥土的气息,吹一吹故乡凉爽的清风……“高放风筝勿断线”,吴冠中犹如一只高高放飞的风筝,而一根长线却始终牵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

人称吴冠中人生如画,爱情如虹。是的,在他的散文中,有这样两篇有关爱情的散文特别打动读者的心灵:一篇是《忆初恋》,另一篇是《他和她》。

《忆初恋》记下了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抗战时期,有一个年轻人在长途跋涉过程中,走烂了脚底,由于感染,他得了脚疮。在医院里,给他换药的护士是一位长得十分端庄和秀丽可人的姑娘。年轻人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她。他想方设法寻找种种借口到医院去,唯一的目的就是去看看那个美丽的姑娘。可是,当他鼓起勇气写好情书准备亲手交给她时,医院由于战乱搬迁了。年轻人怅然若失。在后方,他奇迹般地发现了她工作的那所医院。他欣喜万分,又写了多封情书寄给她。可是他得不到任何回音。后来战事吃紧,他辗转流离许多地方,和这位姑娘失去了任何联系。这位年轻人就是蜚声海外的著名画家吴冠中。《知音》杂志刊登了的那段美好回忆。奇迹发生了,当年那位美丽的护士陈寿麟还在,她的儿子看到了吴冠中的文章。早已从柳州市医院退休在家的陈女士,怎么也想不到过去竟然有如此一位痴情的少年暗暗钟情于她,并在流浪的求学路途中,给她写过那么多的情书。两位老人早已霜染鬓发,儿女成行。她让儿子写信告慰他,当年她真的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谈起这段故事,吴冠中称这“是真的初恋”,“陈寿麟的女儿她们到北京来, 来拜访我。一看到我的夫人,她的女儿说真像我姨,就是说朱老师跟陈寿麟长得特别像。……我现在回忆,可能她的形象是我初恋时没有找到的(对象)在她身上隐隐地有些体现……”吴冠中终于在50多年后传奇性地等到了那封曾使他日盼夜想的回信。

《他和她》则写了吴冠中和老伴朱碧琴的爱情历程,写了他俩在人生坎坷和风雨中感人至深的情思和恩爱。吴冠中说过,“妻子成全我一生的梦想,平凡,善良,美。”他和她萍水相逢于重庆,日本人打进了国土,江南农村的他和湖南山村的她都被赶到了重庆。他于艺术院校毕业后在沙坪坝一所大学任助教。她也到那所大学附小任教。由于他的同学当过她的美术老师,他们相识了。四年的友谊与恋爱,结成了终生伴侣。他事业心极强,刻苦努力,一味向往艺术的成就。但她并不太理解或重视他的这些品质,只感于他的热情与真诚。她的父亲曾提醒过她,学艺术的将来都很穷,她不在乎。她习惯于俭朴,无奢望,她只嫌他脾气太急躁,有时近乎暴躁。后来她亦常有怨言:“除了我,谁也不会同你共同生活。”她成了他妻子后,生养、抚育了三个儿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忍受别离,从无怨言。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她经常陪他在外地山区写生,有时没有带画架,就蹲着甘当画架……有一张照片,是他和她,在黄山上,下着雨,他在一心画画,背后站着她,举着伞站着。他从来爱艺术甚于生命和一切,可有一回他确确实实“只要她,宁肯放弃艺术了”。那一次,她陪他到沿江的一条小道上写生,脚边是峭壁千仞。她缓步走远了,他发现她许久未回,惊呼不应便丢开画具一路追寻哭喊。后来才发现她在一个老农家闲谈,安然无事。实际上,她为他写生迟归而急得暗自饮泣的次数更是多得多。晚年后原本想一起“在宁静中相互搀扶着走过夕阳”,可她病了,患了脑萎缩,一切都不记得,什么都糊涂,成了“婴儿”。可他晚归,她依然会在家等他,“卧室阳台的窗户上,伏着她的背影,她朝楼下马路看,看他的归来”;她依然会在临睡前摸摸旁边的位置,感到他在,就心安睡着;“他洗澡都在夜间临睡前,她已睡下,听到他洗澡,她又起床到卫生间,想帮他擦背”……爱情是永远不会老的,它可以穿越时空,50年甚至百年。《他和她》已经续写了两次,可他总觉得没写完。假如上苍能再给他生命和时间,他还会再续写这爱情的篇章……

吴冠中永远告别了我们。当他在病床上临终前,通过儿子吴可雨先生向未能说再见的朋友和读者说:“你们要看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吴冠中走了,可他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相信我们读他的文章,读他的画作,就能一次次地与他再相见,就能一次次与他畅谈他一辈子为之激情燃烧的艺术,了解他从太湖走向大海的坎坷人生之路……

(责任编辑:聂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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