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党史网是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主办的党史研究与宣教网站。本网站正在改版升级调试中,部分内容可能无法正常显示,敬请谅解!
当前所在位置: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三)
邓力群
来源 : 《世纪风采》2015年第6期 2015-06-29 10:38:09 已浏览 : 1962

 

 

投 身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一、当选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

带头参加“一二·一六”游行

 

1935年12月9日,学生上街游行。我们汇文中学有人与左派有联系,知道这件事。在当天,大家在食堂吃晚饭时就在传,说学生上街了,挨了警察的打,还遭水龙头冲。

过了几天,大约是12月12日或13日,参加“一二·九”游行的燕京大学同学到汇文来串联,和汇文的学生取得了联系。我当时正在上物理课,听到钟声不停地响,喊同学们到体育馆开会。上课的老师也稳不住学生了,就说,你们要去就去吧。在会场上,燕京大学的学生讲“一二·九”游行遭军警镇压的情况,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呼吁汇文的同学声援。当场大家一致同意立即长期罢课,和其他学校的同学一致行动,加入抗日爱国运动的行列。

会上商议要成立一个非常学生自治委员会,推选会长、副会长和委员,先让大家提委员。我们这个读书小组里有一个湖南老乡,叫钟慕远。他在会上提名邓力群,获得一致通过。会后,委员们开会一致推选我当会长。我当时是高三甲班学生,功课好,在全校来讲资格最老,有威信。从此以后,我不再只是读书救国,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了。

汇文中学开始罢课,当时有七八百名学生。罢课后,有的家在外地的同学,就回家了;家在北平的同学,有的也不到学校里来了。余下在学校坚持罢课的,大概有300多人。后来,北平市学联通知,在12月16日,全市学生举行第二次游行示威。留在学校的学生听到了这个消息,都一致赞成。

到了那天,同学们在大楼外面站队。队列排好了,谁也没有动。我们几个学生自治会会长、副会长站在第一排。我们在前面走,后面的队伍就跟着走。这时,门口已有警察堵住。我们就绕道,转到慕贞中学的后墙,从墙外过去,从城墙底下的一条路转到崇文门大街。走完这条街又往西走,走到和平门,再往北走,就是北师大和北师大附中。一路都有警察监视。原来想到那里同北师大汇合,结果前面被保安队拦住了,枪托、皮鞭……,大打出手,把游行队伍打散了。

我们一部分人就跑到师大附中去。他们正在上课。我们就喊他们到操场上开会。看到救亡学生被打伤,群情激愤。我登台介绍游行示威受到镇压的情况,讲着讲着,痛哭流涕。师大附中的学生一致表示参加罢课,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是李德伦的姐姐,名叫李菊同。后来她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你那次在操场上流着泪的演讲,慷慨陈词,把我们都鼓动起来了,再也不能安心上课了。从此,她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我在北大介绍她入了党。

 

二、组织南下宣传团,

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过了一两天,“一二·九”游行的总结大会在燕京大学最高一层阁楼上召开。阁楼很矮。人不能站直,只能坐着。前面正中间放一张桌子,主持会议的是北京女一中的郭明秋。她是北平市第一届学联主席。她的身边有一批老党员,其中有大家都叫他大徐的徐化一。背后给他们出主意的是清华的姚依林。姚依林比我小两岁,我二十,他十八,是富家子弟,清华的高材生,比宋平高一班,还没有毕业,非常能干。他后来是陈云的第一个助手。会议开了将近一整夜,要求已经参加运动的学校,用各种办法把那些没有罢课的学校吸引到运动里来。

这时候,北平几个大学,清华、燕京受到国民党军警的压迫。学联继续在燕京活动遇到困难。学联的临时活动点就转移到了汇文中学。从此,我认识了黄敬和姚依林。他们俩几乎每天都来。姚下笔很快,写传单,写宣言,一会儿就写出来了。我们就负责刻蜡纸、油印。那时,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从外形看,他比我大,但实际上他比我小,但上学比我早。在汇文,我们组织了纠察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这样的活动在汇文搞了20天左右,以后就是组织南下宣传团。

大多数学校参加罢课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分散学生力量,瓦解学生斗志,实行提前放假,结果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留在各校坚持斗争的是一批积极分子。

这时,学联决定组织南下宣传团,把救亡运动推向广大农村,并通知各校组织积极分子参加。汇文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大约有5个人,我之外有钟国元、侯晓兰,另外还有两个的名字记不得了。大约12月底,学联通知参加南下宣传团的人到农业大学集中。

在农大集中的南下宣传团,有将近200人。当天晚上出发,经过丰台西边往南走。我的任务是在大会、小会做口头宣传,几乎每次都讲得痛哭流涕。到了固安县,反动派关上城门不让进去,全团住在县城外大车店里。有个小学教员,叫王雨山,带了学生出城来慰问我们。大家深受感动。

过了一两天,天津的宣传团也到了。北平、天津两地的宣传团汇合以后,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宣传的纲领和口号。有人提出,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团部的人批驳了这个口号。大家通过的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在路上,我认识了一个同分队的人,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化工部部长的孙敬文,还有徐化一、王念基。经他们介绍,我和钟国元、侯晓兰参加了中华民族自卫队。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我们一路上做宣传,到了新城大典庄。从北平开来两台大汽车,全是便衣警察。当天黄昏,他们把我们围在住宿的小学校里,进行搜查,不准出门,扬言第二天要把我们全部押回北平。半夜里,团部率领大家从学校后门跑了出来。我们汇文几个人和徐化一、王念基跑散了。头也找不到了,只好往回走,想回到北平找他们。

1936年春天,大徐来找我,说他们到了保定,开了全团大会,一致同意以宣传团团员为基础,筹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要在各校建立分队部,要我负责成立汇文民先分队,让我当分队长。后来,总队部的交通贺凌,她是两吉女中的负责人,转来5个民先分队负责人的关系。加上汇文,共有6个分队:汇文中学、大同中学、精业中学、两吉女中、中法大学,还有一个中学的名字记不得了,也是东北人办的,就在鼓楼西边路北。我们汇文有十几个人,其他分队人数不等,有七八个的,有五六个的,少的只有三四个人。分队的负责人是:汇文中学邓力群,两吉女中贺凌,中法大学陈大东,大同中学彭柏良,东北人办的那个中学是徐树贵,精业中学负责人的名字不记得了。从此,我担任民先东城区的区队长,谁决定的我不知道。区队部的组织、宣传,没有专人负责,都由各分队的负责人兼管。

这时,有人告诉我,国民党的便衣警察,在搜寻我的行踪。同学们警告我,再在学校呆下去,有可能被他们抓住。于是,我离开学校到了西城,和大徐一起住到一个公寓里。大徐介绍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时,我实际上离开了汇文的学生生活。

后来,邓飞黄知道了,从英国来信说,他很难过,很不高兴,没有想到我这样不听他的话,这样不为自己前途着想。

这个时期,我还兼任北平市学联的执行委员,参加学联的活动。学联的头已经不是姚依林,而是黄华了。

国民党的压迫越来越厉害。采取多种办法加强对学生的管制:以整顿校规校纪为名,管制学生;派警察把守校门,监视学生行动;逮捕学生运动头头。求实中学有一个被捕的学生,名叫郭清,在监狱里被折磨死了。消息传开,在学生积极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学联再次开会,筹划举行游行,表示对国民党迫害学生的抗议。

3月31日,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追悼会。到会的有2000多人,大多是民先队员,普通群众来得很少。那是反动派高压时期。一进去,警察就把大门封死了。追悼会后,举行抬棺(空的)游行。北大三院的南墙比较矮。学生们翻墙过去,游行到了东华门,然后向北池子走,前面被警察拦住,后面又被警察追上,一下子把队伍打散了。当场有42人被捕,其中有黄华,有汇文中学的同学罗邦英,还有著名教授张申府。后来,通过统战工作,被捕的人陆续放了出来。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做学联的工作,转过来做民先的工作。

好久以后听说,“三·三一”抬棺游行,被刘少奇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那时,少奇同志刚到天津。他是新派到北方局的中央代表。北大的部分人一直不赞成这个评价,认为这次游行是为了反抗当时国民党的镇压,是正义的反抗行动。刘玉柱是当时北大学生负责人之一,在北大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的座谈会上认为“三·三一”游行是必要的,而且是成功的。

 

三、入团、转党

 

不久,我向大徐(化一)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让我写自传。自传交上去以后,他说,先加入共青团吧,他做我的介绍人。1936年1月,记不清是几号了,在北海西北角小西天那个庙宇院子的一个角落,举行了我的入团仪式,由一个名叫王卓的人主持。他是北大体育系的工作人员。那天我很激动。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大徐把我的关系转给一个叫邹文宣的同志,不知道他当时做什么工作。后来知道他是邹韬奋的弟弟。大徐交代,以后我就由他来领导。邹文宣没有跟我谈话。我继续做民先的工作。

又过了一些日子,邹文宣对我说,你以后不归我管了,你的关系转给王大彤。王大彤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在北京东城做党的工作。因为我跟徐化一、邹文宣都提过要求入党的事,与王大彤接上关系后,大概是4月上旬,王大彤就对我说,你要求入党是好事,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同意你入党,不必再履行别的手续了。他也没有说要不要候补期。就这样,我从一名共青团员转成一名共产党员。当时王大彤自己讲,他是党的东城区委书记。

 

四、在民先队中建团

 

入党以后,王大彤交给我一个任务,做区委干事,继续做民先的工作,管六七个分队,从中发现要求进步的好同志,介绍他们入团,并负责建立团支部。我是区委的什么干事,是组织干事还是宣传干事,当时他没说,我也没问。做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他到你这里来,你不能到他那里去。还有个规矩,就是上面可以问下面,上面问什么都如实讲,不能隐瞒,要忠实;下面不准问上面。所以区委有哪些人,区委的所在地在哪里,这些都不能问,我也不知道。

根据王大彤交待的任务,我最先在汇文中学介绍了六七个人入团,成立了共青团的支部,由白树荣接替我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在大同中学、两吉女中、精业中学、中法大学和东北人办的那个中学等学校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我先后介绍贺凌、徐树贵、陈大东、彭柏良等加入共青团。程序比较简单,都是先介绍一个分队的一个人,要他写自传,通过我转给王大彤,然后进行了解,经过上面同意,就成为团员。由这个人再在自己分队里介绍其他人入团,经过同样的程序。经过四、五、六3个月的工作,在民先队中建立了9个团支部。

 

五、党中央决定撤销共青团以后

 

大概是1936年七八月间,王大彤向我传达了党中央的一个通知。他说,党中央作出决定,撤销共青团的组织,以前入团的团员统统转为党员,不要候补期,团龄就是党龄。我按照他的意见,口头通知了我领导的9个团支部,全部团员转为党员,团支部转成为党支部,仍由我领导。我的任务就是在民先的基础上建团,然后再转党。第一批入团的大体上是民先队的分队长。中法大学的陈大东、一些中学的团支部书记直接与我联系。当时成立的团支部起码3个人以上。每个支部3人,7个支部就是21人。汇文中学多一些,大概有七八个人,第一批入团的不超过30人。从建团到转党也就是三四个月,时间很短。

王大彤的弟弟和表弟是艺文中学的学生。他们也入了团,这时也转党了。他的弟弟王大化,后来到了延安,是一个有名的演员,在《兄妹开荒》中,他演男主角,以后又到东北,在演出期间出了车祸,牺牲了。这个人多才多艺,会演戏,会唱歌,还会木刻。

民先内部的教育材料,记得有半公开的《国防》、《长城》杂志,团内没有什么内部文件。党内,我看过的内部刊物有《火线》,文件有:民主共和国决议、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好像还有博古解释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的文章。我看过就交回去了。

当时,团支部和民先分队组织6个学校的学生参加全市“六·一三”学生大游行。这次动员的群众比较多,不单是积极分子的行动,而是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的行动,汇文中学参加的就有300多人。王大彤叫我不要参加这次游行,当天我没有上街。

各民先分队、各团支部,一般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或开一次会。谈的内容,一是政治形势,我谈的多是从上级听来的,或文件刊物上看到的;二是当前工作。他们谈情况,也谈些经验,我谈的多是上级指示,也结合情况对他们提些工作意见。总之,虽然我们革命热情高,但具体经验很少,工作办法很少。谈的内容空话多,实际少,眼前事务多,路线政策少。大家的工作都比较浮,不同程度上都有脱离群众的毛病,只同左倾进步人士谈得来,同中间分子谈不来,更不愿接近学生中的落后分子。

放暑假时,王大彤说他母亲病了,要回家一趟。走之前,他找我谈话,说以后秘密工作的人和公开工作的人要分开,问我今后愿意做党的工作还是愿意做民先工作,由我自己选择。我说,愿意专做民先工作。他说,那好,以后你管的那些支部的关系就转出去。他回家之前,我就把我当时管的六七个支部的关系交给他,转给了别人。至于转给谁了,他没有告诉我,我也不能问。王大彤那次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一直到解放战争后才重新恢复了党的关系。因为他得了肺病,抗战期间一直在家养病,解放后当过山东师范学院院长。

 

六、同贺凌由恋爱而结婚

 

我先后担任民先的分队长、区队长。贺凌是民先总队部的交通、两吉女中的负责人。我同她在工作上经常往来。在与贺凌的接触中,逐渐产生了感情。大约从1936年6月起,我俩恋爱了。她是张作霖时代一个旅长的女儿。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强迫贺凌嫁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退伍的反动军官)的儿子,她很不满意,从家里跑了出来。我对她由同情和敬佩,逐步产生了爱情。就在这年的12月2日,我考入北大以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们俩结婚了。

4月上旬,我从西城搬到沙滩中老胡同公寓里住。此后,我同徐化一就没有工作联系和组织关系了,但作为朋友还常有来往。他同小郭(山西一个旅长的女儿,女二中学生)结婚,我去参加了婚礼。大徐当时经济困难,我把贺凌给我作纪念的宝石金戒指给他拿去典当了维持生活。

 

七、考入北京大学,从事救亡运动

 

离开汇文中学以后,我专门从事救亡工作。当时组织上考虑,我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就是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来掩护秘密工作。于是在1936年夏天,搞了一个东北中学的假文凭,报考北京大学。

恰好这时,家里派邓建黄(四哥)从南京来到北平找我。那个时候,大哥已离开南京去了英国,要我无论如何回南京一次。北大的入学考试考完,我就回南京了。这时邓飞黄已经走了,跟他的那些人,在南京待不下去了,有的回桂东,有的干别的事去了。

同四哥见面时,四哥讲,你走这条路,大家都很担心啊。他还说,加入共产党的人,谁都不齿啊。你偏要走这条路,都为你惋惜啊!这些话,说明邓建黄对共产党有偏见。

在南京,接到北平的朋友来信,说北大已经公布了入学考试成绩,我数学考了100分,最差的是英文,78分。我要求进外文系。我就是这样的脾气,英文成绩不好,我就进外文系,硬是要把它学好。结果没有如愿。我被录取在北大经济系。这就给了我离开南京回北平的机会。人的一生中,往往有很多偶然性,使你走上不同的道路。当然,就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即使不回北平,走抗日救亡的道路是毫无疑问的。

考上北大,家里当然高兴,尤其是大哥。我21岁考上北大,他41岁到英国伦敦留学。他在英国特意买了英共负责人杜德讲世界政治的书寄给我。他要我好好地对照字典读这本英文书,练习翻译,提高英文的阅读水平。

1936年9月上旬,我到北大报到,进入经济系,住进三院集体宿舍。党的关系也转到北大。先后一起与我同在北大经济系支部过组织生活的有四五个人,记得名字的有:顾大椿、曹盼之,还有一位姓宋的。在北大,我还介绍了同班的女同学李菊同入党。她是回族,父亲要把她许配给一个亲戚。她不满意包办婚姻,逃了出来。经过我介绍,她认识了一个中法大学的党支部书记陈大东。11月,她和陈大东离开北平去了山西。

在北大,我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是搞救亡运动。这时民先队的工作也有变动,我被调到总队部组织部当干事,负责领导西城区队部,区队长是李践为。陈大东接替我当东城区队长。是不是由我领导,记不准了。

我在北大半年,完全是个挂名的学生,经常不上课。即使上课,也往往是看另外的书。期终考试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其中一门就是英文。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的当天,北平市学联就组织了一次全市学生的游行示威。这次组织得很好,采取游击队的办法,化整为零,又化零为整。先是各校学生分别在各处游行,到中午,汇合到沙滩北大广场,开大会,到会的有三四千人。要求向宋哲元请愿,派代表去交涉。宋哲元表示愿意接见学生,要大家到景山公园等他。学生队伍进去以后,警察、保安队守住了大门,架起机关枪,不准任何人出入。一直等到天快黑了,宋哲元才派秦德纯代表他来讲了几句话。学生提出的要求,秦答应转达宋长官。学生们要求列队回校,警察不得阻拦,秦表示同意。我从头至尾参加了这天的活动。

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以后,国民党经过它在学校的党员组织一些落后的学生举行了所谓庆祝游行,并且成立了北平市新学联,反对原来进步的老学联。新学联与老学联的斗争很激烈。他们企图通过斗争争夺各大学学生会的领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的组织、民先队、学联,都加强了各个大学的工作。

12月底或1月初,民先总队部把我下放到北大,担任民先分队长,仍由孙传文领导。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进行争夺学生会领导权的斗争。新学联企图在学生会改选中控制各年级各班学生会代表的选举,我们则在改选中进行反击或进攻。在这场斗争中,北大民先分队有六七十人,开了几次全体会议,讨论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党的意见都通过民先队员提出。那时公开以民先身份出现实际已经是党员的有:孙传文、朱穆之、曹盼之、刘居英、顾大椿、李菊同、王季青、陆平、宋尔纯兄弟、严顾行、杨裕民。斗争的结果,我们这方面的代表占了绝对优势,北大学生会仍然稳稳地掌握在中共领导下的进步学生手中。

我和贺凌结婚后,同住在中老胡同我原先住过的公寓里。同贺凌的妹妹贺澜(即韩冰),还有贺凌的姐姐、姐夫也都认识了。

 

八、批准去延安

 

1937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沙滩街头看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月21日的招生广告,是共产党秘密张贴的。招生广告上说,抗大要招收进步青年,把他们培养成军队的团级干部,毕业后上抗日前线。我们决心投考抗大,到延安去。产生这样强烈的愿望,直接的原因,一是受到国民党的武装镇压,认识到革命要有武装,想到抗大学习后做军事工作;二是觉得老在知识分子中没有意思,想到工农中去;三是贺凌想彻底摆脱家庭束缚,我也想自立,不想再靠大哥来供给。

我们经过孙传文向北平市委提出去延安的请求。当时担任东城区委委员的严顾行,后来是我在党校五班的同学,不赞成我去延安,但上级同意了,他也没有阻拦。

同时批准去延安的除了我和贺凌,还有刘刚。他是孙传文的表弟,也是共产党员。

(特约编辑:陶炳才)

 

 

作者:
上一条 : 开国骁将刘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