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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为民宋任穷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11期
来源 :  2015-11-20 10:26:17 已浏览 : 1710


梦  菲


开国上将宋任穷一生南征北战,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役,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那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风范,像一座永恒的丰碑铭刻在人民群众心中。

 

两改横幅为统战

 

时时事事不忘统一战线,尊重党外朋友,以自己的言行去感化和团结党外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一大优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开创者,而且是积极的实践者。数十年戎马生涯的老革命家宋任穷就是继承这种传统发挥这种优势的老同志。他两改横幅谈统战,即是一个范例。

20世纪50年代初期,宋任穷兼任云南军区政委。云南起义的部队先称暂编十二军、十三军。通过民主运动,他们要求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军区决定将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十二军、十三军合编,即4个军合编为两个军。开会那天,全体官兵在志丹体育场集合。场中悬挂着巨幅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十二、十三军改编大会”。首先登上主席台的宋任穷一看觉得不妥,立即要布置会场的同志把“改编”改成“合编”。这天晚上开晚会,他看到“部队合编欢迎晚会”的大横幅又说不妥,马上又叫工作人员将“欢迎”二字改成“联欢”。

事后,有人问宋任穷:“改编”跟“合编”、“欢迎”跟“联欢”意思都差不多吗?您为什么非把它改写不可呢?宋任穷很严肃地告诫部属说:“共产党人说话、做事、写文章,都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共是执政党,居领导地位,尤其要注重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你们想想吧,‘改编’和‘欢迎’,这都表明我们是主动者,起义部队是被动者。事实上,云南起义部队主动起义,在昆明保卫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顺历史潮流之举,这能分出个主客吗?把‘改编’和‘欢迎’改成‘合编’跟‘联欢’就彼此一样,没有主客之分了,这样合乎事实,才使起义部队心欢、眼悦,有利于团结战斗。”

宋任穷的两改横幅,留下了一则令人深思、获益无穷的统战佳话。

 

毛遂自荐当部长

 

1956年4月,宋任穷在一次会后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对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你考虑考虑。”

宋任穷考虑了两天。随后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

周恩来说:“你能出来吗?”当时宋任穷还在总干部部任副部长。

宋任穷说:“总干部部有人。”

周恩来点点头说:“那好,我请示主席。”

没过几天,周恩来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周恩来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这个意见经毛泽东同意,11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搞原子弹,部长是宋任穷。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初创时,主要抓队伍组建、地质找矿、科研基地建设。

搞原子弹不比打仗,要依靠科学,尤其是要得到中国最高科学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为此,就要和中科院“走亲戚”、“攀亲家”。宋任穷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打电话,说要到他家里拜访他。

宋任穷这次拜访张劲夫,就是谈科学院要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宋任穷紧紧握住张劲夫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但主要靠科学院呐!”

张劲夫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有了人才,还得有矿。宋任穷担任三机部部长后,花费很大精力搞地质找矿,几乎所有发现铀矿的地方他都去过。在科研工作方面,宋任穷则紧抓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1958年9月,“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

当时,受“大跃进”的影响,核战线上也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等口号。还有的人坚持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宋任穷等人不同意,认为这要慎重。但是要求改造的同志坚持己见,宋任穷无奈,只好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天后,宋任穷接到电话,通知他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宋任穷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了呢?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

宋任穷回来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才统一了思想,避免了可能对主工艺设计和设备乱改的错误。

1960年初,周恩来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几位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宋任穷就谈起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要靠自力更生,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得推迟到1964年。

康生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在1962年爆炸,并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毛泽东听着,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才不吭声了。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原子弹是切合实际的。

当年中苏关系破裂,有些苏联专家在撤走时,把该给中方的资料也带走了,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的状态,估计20年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然而仅4年后,1964年10月,从中国西部沙漠中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了他们预言的破产。

宋任穷任职三机部(后改为二机部)部长,负责当时颇为紧迫的核科研基地和核工业体系建设4年,对原子弹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子女曾回忆说:“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父亲的办公室里挂着元素周期表,以便方便他背诵,而且为了和苏联专家交流,他还自学俄语。”

 

别让群众称“官衔”

 

1964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这次蹲点有八九个月之久。宋任穷就住在公社的供销社,在公共食堂吃饭,同职工一样排队买饭。他除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会听情况外,还经常参加劳动。第二年的端阳节,金县“四清”即将结束,工作队也即将撤点。

工作队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两个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围绕着怎样巩固和发展“四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就是在这次座谈中,宋任穷向基层干部提出不称“官衔”的要求。他鼓励新领导班子成员,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并提出几项要求:今后要坚持“三同”;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要让群众称“官衔”。

其实,不称“官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就一贯主张和倡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

 

把过去没做的工作都补上

 

宋任穷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把一切都无私献给了党和人民。“文化大革命”以后,宋任穷出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有一年夏天,宋任穷去四川基地检查工作,妻子考虑到他年纪这么大,身体也不好,肠胃差,提出要陪他去。宋任穷说你要去可以,但得自己掏钱买飞机票,不能用国家的钱。妻子只好自己花钱买了机票。

到了四川后,当地对宋任穷的到来十分欢迎,吃饭时特意给宋任穷做了韭菜馅的饺子。可他肠胃不好,不能吃韭菜馅的饺子,加之那次饺子又没怎么煮熟,妻子本来想说一下换掉,可是宋任穷怕麻烦别人,不让换,就这样吃了。结果,他吃下去后拉肚子,引起了肠胃炎,又发烧,打点滴又过敏。这对年岁已高的宋任穷来说真是受罪极了。

回到北京后宋任穷就住进了医院。长女宋勤连忙跑去医院看望父亲,她又担心又心疼地责备父亲。女儿跟他说,不要以为还是几十年前的自己,可以一身劲到处找铀矿。

宋任穷听了后跟女儿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太多时间,我要把过去没做的工作都给补上。”

 

严拒子女借公办私

 

宋任穷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可是家里的孩子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与便利。不仅如此,他还对孩子们采取极其严格的家教,提更高的要求。他经常教导子女们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养大的。不要因为我是上将,你们就有什么走后门或者得到什么好处呀的特殊想法。”

长女宋勤出生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刚出生两个月后,就被宋任穷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直到4岁时才被父亲派人接到保育院生活,之后随着部队四处转移。到了北京后,宋勤又开始在学校寄宿过集体生活,和父亲宋任穷真正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无论是出生环境还是成长环境,她一路都伴随着艰辛与坎坷。然而,当父亲的宋任穷对这个长女并未给予丝毫的偏爱。在宋任穷的思想里,孩子就得自己磨练锻炼,什么都得靠自己。而作为长女,他觉得对她要求更应该严。但这并不影响女儿对父亲的崇拜。父亲的爱是严厉的,这让她更加懂得了坚强!

据宋勤回忆:“解放后,我们全家都到北京生活了,当时我上的学校有规定,凡是在北京有家的,一定要回家。父亲觉得自己家的生活条件比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要好,为了不让孩子们脱离工农子弟,便让我除了节假日外,每天都要在学校的食堂就餐。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起床是没有闹钟的,完全是靠生物钟。有一天早上我猛一醒来,看到天亮了就急忙往学校赶,到了学校才看到有个钟,那时才早上5点钟,原来我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校了,知道吗,我这都是为了赶学校早饭去的。对于父亲的这些严格要求,一方面我从小已经习惯了,另一方面也并不知道父亲当时任什么职务,是多大的官,那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虽然国家给父亲配了车,但父亲从未让我们用过,哪怕是我们生病了。我年轻时有次因下雨受凉,结果得了膀胱炎。那真是痛苦啊!我住在很远的地方,去医院得换好几趟车,怎么着都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我不敢让父亲派车,只好忍着疼,自己坐公交车,连座位都没有,就坐在车前面的引擎盖上。病还没有完全好,单位要开会,当时病已经好转了,但这病需要养,可那会人年轻,再说我也是受爸爸影响,觉得工作比身体更重要,既然单位要我去我就去。由于没完全治好,落下了后遗症,我现在还有这方面的慢性病唉。在父亲的影响下,家里的小孩们也懂得了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这个道理。他也没有教导我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跟他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影响。作为长女,我这一生,也不要比官职,比前程,就比是否按照党的要求为人民做了什么,我们做的很少很少,但我们会尽力。”

宋任穷很喜欢小女儿宋云扬,她不仅年纪最小,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牵连时吃的苦也最多。但他对她也从不特殊对待,没有半点溺爱。

宋云扬大学毕业后已是30岁的大龄青年。不久便结了婚,由于体弱,怀孕后搬到娘家暂住,图个照应。分娩时正是凌晨两点,阵痛难忍,丈夫忙着送她上医院。司机就住在对面楼上,丈夫想叫醒他帮个忙。

宋云扬连忙制止,说:“我爸爸从不准用公车办私事的。”

丈夫不服气:“这回是特殊情况嘛!”

“他会这么说,人家父亲没有轿车怎么办?还是坐自行车去吧。”

结果,自行车也坐不了,因为孕腹太大,上不去。深更半夜,丈夫搀扶着妻子,一边艰难地挪步,一边不停地呻吟,走了半个多钟头,坚持捱到了附近的海军医院。

丈夫这才松了一口气,对妻子夸道:“你真行,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熟悉宋任穷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家风好。称赞他的儿女不像高干子弟。宋任穷听了,脸上并无高兴之情,而是痛心地说:“难道高干子弟非得要与众人不同吗?就不能与平民百姓的子弟划等号吗?”他的话的确令人深思。

 

获“宋任穷之德”赞誉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冀南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陈再道之勇,宋任穷之德”。“宋任穷之德”是大家对宋任穷的高度评价。

当时在冀南地区曾经搞过“肃反”,也就是在党内抓国民党特务。王任重在参加革命之前,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后来才知道这个学生组织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蓝衣社是CC特务。所以,在这个运动中,王任重就被人揭发了,说他参加过外围组织,说他是CC特务。

那个时候批斗得很厉害,有的说是特务就被抓去枪毙了,包括他的爱人知道了也很激动。有的还拿鞋底抽他的脸,说“我让你当特务!”因为当时都很痛恨国民党特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宋任穷就站了出来说王任重同志是参加革命前当学生的时候参加的这个组织,而且他也不知道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这个不能算数。他既然参加了革命,我们就从参加革命的时候算……最后终于把王任重保了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穷遭殃被抓,王任重也因为这个被打倒,说他是特务。当时找宋任穷调查此情况,宋任穷也如实把这个讲了,并为王任重作证,说他不是特务。他被打倒之前和打倒之后,始终是这样,毫不避讳,不怕自己受牵连。

宋任穷无论走到哪里或者无论什么时候对干部都是非常爱护的。虽然你犯错误了,但是他还给你机会,还教育,更重要的,他以身作则。他不跟风,不能说肃反了,我就一定要纠出一批,包括在二机部的时候反“右倾”,他能保护一批干部就保护一批干部,他就说我二机部是特殊的,我搞科研,搞原子弹研究,我们不搞反“右倾”。

他对老百姓的疾苦也很关心。1942年到1943年,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日本侵略军进行了疯狂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再加上冀南地区逢闹灾荒。当时冀南地区的损失很大,很多干部都牺牲了。当时刘邓首长为了保护干部,多次说“是不是让他们撤到安全的地方,比如铁路以西,靠近太行山的地方”。但是宋任穷为了抗战,为了老百姓看到我们党和八路军始终没有离开,所以他提出来“誓与几千万冀南人民共存亡”,因而他坚持抗战,哪怕是最困难的时期都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而且当时又是旱灾,又是水灾,又是蝗灾,又是瘟疫。在这种情况下,他至死不离开冀南,和老百姓在一起。

他确实做到了从心里爱护老百姓,他急人民所急,所以老百姓才会有这样的评价,才会这样爱戴他。所以“宋任穷之德”这个“德”字,真是实至名归。

 

两袖清风待亲朋

 

自1929年离开老家踏上革命征途后,宋任穷一走就是20年。时间与距离的双重疏远,似乎让湖南浏阳市葛家乡乌石龙村的乡亲们逐渐淡忘了这个充满抱负的年轻人。自从宋任穷步步高升后,他的一些农村的亲戚当然都想到城里工作或者想托当官的宋任穷办件事情,但是一概被宋任穷给拒绝了。对此,家乡有些亲戚也很有意见,抱怨说:“你看我们也没有沾光,他也没有为我们家乡做什么事情。”

果真是这样吗?

1949年农历九月的一天,宋任穷的大哥突然接到弟弟的来信,信中称自己因公事会顺便回家看看。沉寂多年的小村庄突然炸开了锅,大伙奔走相告,都说“宋伢子要衣锦回乡咯”。

这是20年来宋任穷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深夜12点,他从吉普车上走下来,等候已久的亲朋马上就围了过去。他乐呵呵地笑着,太久的分离让他望着这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脸庞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除了家人团聚的温馨外,宋任穷并没有给亲人们带来半点物质上的喜悦。侄媳妇陈树华依旧记得,宋任穷当时只给她买了2双袜子和2条毛巾,而侄女只有1双袜子和1条毛巾,其他人则分毫未得。

不过,为了感谢曾资助过自己两块大洋的同乡田细和与黎本初,宋任穷倒是大方地给两人带了件当时很中用的卫生衣。

在停留的一个星期里,来客络绎不绝,为了招待这些人,家里一日三餐,每餐7桌。要走时,宋任穷悄悄对侄子宋敬堂说,本来还想多呆几天,可自己实在囊中羞涩,为了不连累家人,只好提前离去。

又过了将近10年。1958年春,宋任穷从北京乘火车去广州办事,中途回到老家吃了餐午饭便离开了。相比上一次,这次的宋任穷显得更寒酸,他给大伙的见面礼只有一小包糖粒子。

1988年5月24日,宋任穷来长沙开会。相隔30年后,他更忙碌了,匆忙的他连家门都没进,只在乡政府打了个转就走了。这是宋任穷最后一次回乡,那次他什么都没有带,仅在拥挤的人群中给了乡亲们最后一个难忘的笑脸。

更为令人深思的是,宋任穷在老家亲人眼中是个铁板人物,的确自始至终没有给亲人们半点“照顾”。

1979年,20多岁的侄孙宋运佳,踌躇满志地想干一番事业,于是决定到北京去找时任国家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叔公宋任穷,帮忙找个好单位。但当宋任穷得知侄孙的来意后,随即委托秘书予以拒绝。

1984年,还是宋运佳,当时的他在做花炮生意,需要购买一辆运输车,但这在当时的湖南买不到,他决定再次找叔公帮帮忙。可是,他刚踏进叔公家大门,就挨了一顿训:“中央组织部没有汽车,买车不要找我!”

此后,老家的亲人无论大小事,一概不再向宋任穷求助。

然而,从不徇私的宋任穷,对家乡的建设却非常关心。

1993年,当他得知家乡办学条件很艰苦,便亲自与希望工程取得联系,获赠80万元,在葛家乡修建了马家希望学校。

1995年,浏阳一个乡发生了灾害,暴露了水利问题。宋任穷一听情况,腿一拍,说道:“农业是大事,不能耽误。”当即便将情况汇报给国家水利部,家乡很快得到拨款,解决了灾害问题。

直至卸任后,宋任穷也一直与家乡的乡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05年1月8日,宋任穷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宋任穷的逝世使共和国痛失了一位上将,也使老家湖南浏阳痛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亲人。

(责任编辑:聂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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