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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团结能成大事———记“国之大医”吴阶平
 
来源 : 《世纪风采》2017第1期 2017-03-15 15:51:01 已浏览 : 1707



  吴阶平,“国之大医”,当之无愧。作为一名医生,他被誉为医学界的旗帜与楷模。经他诊治的病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外至他国政要,无不对他啧啧称赞。作为知识分子,他是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学术成果斐然,被授予国际泌尿外科界公认的最高荣誉———美国泌尿外科学会荣誉会员称号。作为社会活动家,他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政治、社会职务,超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独善其身、自我完善的范畴,将个人事业与国家、社会和科学进步紧密相连。他惜时奋进、开拓创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当我们试图去解读去追忆他时,会发现他善于思考,精于实践,极具人格魅力。而纵观他传奇的一生,让他最为受用的,也许是父亲教导他的“只有团结能成大事”。是团结这一“法则”,让他处理好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安然度过风云变化的时势,让他成就了一生的事业。

 

  一、 团结是家风

 

  1917122,吴阶平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县。父亲为他取名“泰然”,以“阶平”为号,希望他走一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他很幸运,在那个战火频频的年代,降生在一个温暖富足的大家庭中。父亲吴敬仪是民国时期一位精明能干、思想活跃的实业家。在清末就开始接触洋务的他十分开明,喜欢新事物,并且极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常说一个家庭应该慈父严母。如果父亲很严,慈母心疼儿女就会帮着儿女掩盖错误,而母亲和儿女朝夕相处,最能知道儿女的错处。所以孩子们要是有了错误,吴敬仪从来也不责怪,更不要说对孩子们发火了,却会批评孩子的母亲,认为是母亲管教不严。这往往让孩子们更难受,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父亲还善于将自己对人生的体会融入亲戚朋友们的真实故事中,通过闲暇时给孩子“摆事实、讲道理”,对孩子们进行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引导。父亲更时时通过身体力行灌输给孩子们为人处事的方法。

  幼年的吴阶平随父母生活在他们位于常州的大宅院中。大宅院里除了吴阶平一家,还有父亲的另外两位兄弟。兄弟三人手足情深,特别是吴敬仪总将“家和万事兴”挂在嘴边,并以“前有长兄领导,后有季弟拥护,用能措施咸宜”为幸,大家庭中人人和睦相处。吴敬仪也常常拿自己兄弟三人做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弟兄之间要相互团结、扶持。同时还强调,在外面也要与别人团结,只有团结才能做大事。为此,父亲常常会把工作中的事情讲给他听,也常常会带吴阶平去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一边读书,一边看自己处理工作。吴阶平亲眼看到父亲依靠团结理念,使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和睦相处,把工人众多、又有知识分子的很复杂的纱厂治理得很好。

  自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团结逐渐成为吴阶平及其兄弟们的自觉意识。大哥吴瑞萍自小就懂得照顾几个弟弟。在自己中学毕业的时候,看到弟弟吴阶平在私塾里学得差不多了,就带弟弟去考自己念过书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吴家兄弟四人在父亲的影响下,都选择了从医的道路,先后考入当时国内最好的协和医学院,后来都在医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哥吴瑞萍是小儿科专家,二弟吴蔚然是普通外科专家,三弟吴安然是免疫学专家。其中吴蔚然当年与吴阶平一道,是周恩来医疗小组成员,后来又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生。“吴蔚然非常低调,不爱说话,其实他的水平和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吴阶平。”曾任协和医科大学教务长的刘世连如是说。

  吴氏四兄弟个个建树颇丰,与他们相互团结、相互扶持是分不开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和学员宿舍。学生停课,医疗工作停顿,病人出院,全校医护人员各自谋生计。这时,大哥吴瑞萍决定与诸福棠、邓金鍌一起创办北京私立儿童医院(即后来的北京儿童医院)。创建之初,没有房屋,吴瑞萍就和弟弟们商量,把父亲给他们在东堂子胡同买下的一幢小楼让出来,作为儿童医院的院址,弟弟们都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兄弟之间,兄爱弟,弟敬兄,有什么事常常相互商量,定期拜望,在后来事业都很忙的情况下也常常电话联络。一次,大哥吴瑞萍跌了一跤,住院疗养,万事缠身的吴阶平和其他弟弟们每天抽空去探视问安,有时一天跑两趟,再嘱咐家人做好吃的送去。

 

  二、团结是力量

 

  1942年,吴阶平以优异的成绩从协和医学院毕业。毕业后,他跟随老师———著名泌尿科专家、归国华侨谢元甫教授开始了最早的泌尿外科工作,无论在诊断、治疗和手术处理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后来,当有人尊称吴阶平是“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时,他总是纠正说:谢元甫教授是我的老师,他才是真正的中国泌尿科的奠基人。在旧中国,泌尿外科只是外科的一部分。1949年,吴阶平在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外科病房附设三张病床,专门收治泌尿外科患者,新中国的泌尿外科事业也由此正式起步。这一年吴阶平年仅32岁。

  尽管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吴阶平已经开始了他的泌尿外科专科的临床、教学及研究工作。在这里,每天门诊工作量大,病人多,还有讲课、带实习医生、培养住院医生等教学任务,每一件都迫在眉睫。为了能兼顾方方面面,吴阶平尽量使门诊工作和教学相结合,让实习医生、进修医生在实践中学习,获得扎实的实际工作能力。除了创新方式方法,吴阶平还回忆说:我努力团结各个方面的力量,这与小时候父亲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只有团结才能做成大事。也正是因为吴阶平团结、激励、带领了一大批年轻医生、学生,新中国的泌尿外科事业才得以长足的发展。

  正当事业蓬勃发展之际,1960年,吴阶平临时受命创办北京第二医学院。学校开始筹建时,吴阶平在万难中选定校址,调配师资,建筑校舍,建章建制,仅用半年时间就在一片芦苇和杂草丛生的菜园里,完成了新建一所医学院的艰巨任务,如期实现了学校当年招生开课,且“在自己的宿舍里,由自己的教师,用自己的教材进行教学”这一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吴阶平回忆道:“当时的北二医筹备小组是一个十分年轻的班子,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无任何优越的地位。白手起家要在半年时间建起一所大学,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又恰逢困难时期,北二医能够建成,并达到要求,靠的是党的威信、北京市委的领导;靠的是群众路线、勇往直前克服困难的勇气、朝气;靠的是深思熟虑、科学的工作方法”。众多工作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半年要建成北京第二医学院,面对千头万绪,他将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成四大类,人事工作、组织工作、教学工作、基建工作,将不同的人安排到各自合适的岗位上,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遇事以理服人,共同完成建校任务。

  在市委明确不专门为北二医建附属医院的情况下,吴阶平用北京市现有的医院开展临床教学、实习工作。把友谊医院、同仁医院、朝阳医院、儿童医院等几个医院的院长、书记都请来,说明要靠大家全力以赴一起办学。在各医院成立北二医的教学办公室,把教员送去参加临床实践,随后再将学生送去参加临床实习。为了把各个医院紧密团结起来,成立了一个类似教学委员会的组织,增加了北二医领导教学工作的实力。

  第一批学生到校后,条件简陋艰苦,吴阶平与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经常到厨房帮厨,和炊事人员和其他工人交上了朋友,他们本人或亲属患病时,只要找到他,他都热心帮助诊治。由于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态比较熟悉,再加上巧妙的沟通技术,很快获得全校师生,尤其是这第一批华侨学生的信任和尊崇。从1960年主持学校筹建工作到1970年调离学校,吴阶平在北二医整整工作了10年。十年间,他团结和带领师生员工,艰苦创业,苦心擘划,为北二医的创建投注了全部的精力,使学校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团结是智慧

 

  在北二医工作期间,吴阶平还受周恩来亲自委派,11次率医疗组出国,为外国首脑治病。这些医疗任务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组成部分,举足轻重。吴阶平能够圆满地完成医疗出使任务与他机智巧妙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有密切关系。

  吴阶平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第一次是在1962年。当时刚刚过去不久的反华浪潮损害了中国与印尼两国的关系,也使得许多华侨在印尼的生活和生命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与伤害。印尼总统苏加诺患左侧肾结石造成肾功能衰竭,虽已在维也纳确诊需要手术,但他不愿躺在手术台上,在他的私人医生劝说下决定用中医治疗。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当机立断,派出以中医专家、针灸专家和西医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病。鉴于国际上有人想孤立中国,此举是外交上的一着“高棋”。医疗经验丰富的吴阶平担任了医疗小组组长。周恩来和陈毅在百忙中召见即将出国的医疗小组全体成员,给他们介绍印尼国情和当时国际形势,详细询问了临行前的各项准备。周恩来在明确医疗小组任务的同时,还专门交代:除了集中力量为总统治病,尽可能为各界人士服务,扩大中国在印尼的影响,以使我们在外交上变被动为主动。

  出国前,他心中已在盘算如何与各方面处理好关系,如何确定诊治原则等问题。然而在治疗实施的具体过程中,中国医疗组还是碰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问题:他们的卫生部长是个准将,极力反对总统邀请中国医生,而苏加诺对中医也不是很信任,还得想办法让他信任。另一方面苏加诺的医疗班子都是西医,需要和他们合作,不能撇开他们单独做事情,他们的西医和中国的中医加在一起事情就非常复杂。如何平衡关系,如何向不信任中医的印尼总统、医生解释中医的治疗以顺利开展工作,吴阶平可谓责任重大。除此之外,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煎制中药、如何说服苏加诺让他接受针灸,都是需要吴阶平出面沟通解决的。“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医疗、政治、外交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但吴阶平都处理得非常好,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能力。”与吴阶平共同工作40余年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董炳琨说。

  吴阶平归纳的治疗方案以中医为主,主要有三点:一是使对方了解中国的西医水平,用西医烘托中医,从而为中医打开局面。二是中西医各有所长,西医的检查和诊断比中医具体明确,而中医在治疗上有独特方法,西医要为中医“保驾”。三是尽量团结印尼医疗组,取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后来证明这个方案很正确。

  在与苏加诺总统见面时,中国医疗专家提出的诊断和治疗意见令总统十分信服。吴阶平还很大度地称赞了总统身边的印尼医疗组的工作。治疗过程中有进展,吴阶平和中国专家总是把成绩记在印尼医生头上。苏加诺总统大为高兴。中国医疗小组到印尼两个月,印尼卫生部长的军衔就由准将晋升为少将,其他人也都升官或受奖。这样,印尼医生对中国专家的善意很感动,治疗配合更加主动积极了。走出总统府,中国医生还抽空为印尼高级官员治病,医疗效果非常明显。“中国医生高明”的评价不胫而走,从而化解了许多印尼人对中国的敌意。治疗4个月,苏加诺总统的病情得到控制。为感谢中国医生,苏加诺授予吴阶平二级“伟大公民”勋章。周恩来总理对中国医疗小组在印尼的工作非常满意。

 

  四、 团结不是“和稀泥”

 

  然而,越是到了晚年,吴阶平越是察觉出自己对团结的重视有些“过头”,有的时候看似是团结,其实是保持一团和气,不得罪人。团结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一团和气可就不一样了。如果必须明辨是非的时候却一团和气,正确的得不到鼓励,错误的得不到批评,不仅不利于工作,还可能阻碍工作的开展。长此以往也许就会变成没有主见、唯唯诺诺的“墙头草”。

  随着社会声望日升,很多学术领域分不清孰是孰非或人民心中已知是非却不愿意明说的问题就要请吴阶平来“公断”。这个时候的吴阶平一不会闭目养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二不会“和稀泥”两不得罪,只要自己能作出决断的,从来就是丁是丁、卯是卯,立场坚定。不在乎社会压力,不屈从“长官意志”,学术问题到他这里只有一个标准:是否科学。只要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就支持,不畏艰难,更不怕以势压人,即使是丢掉乌纱帽也在所不惜。

  在吴阶平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期间,出现了和某些上级领导认识和处理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发生在对某些干部的学位授予、职称提升和评定几件事情上,吴阶平未能完全按照这位领导的授意,而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格遵照委员会评定等规定程序,做出了合理的决定,招致这位领导大发雷霆,说了些有失原则和身份的话。尽管他们是相交已久的老友,吴阶平仍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向中央写了报告。后来中央派了一个领导召集吴阶平和这位老友当面交谈调解。老友想“和稀泥”,便说:“老吴,我对你没意见。要有,就是你结婚没请我吃饭。”但吴阶平不买账,他说:“我结婚从不请人吃饭。”这位老友还想和解,又说:“没关系,你不请我我请你,星期天请你和夫人一起到我家里吃饭。”没想到吴阶平仍然不给面子:“我和夫人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吃饭。”

  后来,这倔强的回答同这场争论一样在医学界广为流传。这样坦率的为了原则不做“和稀泥”的团结也使吴阶平在令人钦佩、尊敬的同时又显得那样可爱。


 


作者:张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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