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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建奇功的铁军从这里走来
———红军游击队在赣州整训改编为新四军
来源 : 《世纪风采》2017第9期 2017-10-19 10:15:40 已浏览 : 1947

 

        赣州,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和指挥中枢,也是新四军的主要红色源头和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在这里,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凭着坚定理想信念和钢铁般意志,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最终取了胜利,保存了革命火种;在这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成为一支驰骋大江南北的抗日劲旅。

 

                  战略转变新认识准备迎接新革命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为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同国民党谈判,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后,党中央着力部署了党在军事上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此时,在穷山绝岭中打游击的红军游击队,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已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项英、陈毅等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仍积极收集香港、汕头的华侨报纸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当项英从报纸上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立刻与陈毅商量,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议,分析当前形势,确定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联合抗日的方针。他还根据个人和大家对形势的看法,撰写了题为《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的文章。

        19377月底,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的杂志里,得知193753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领会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项英、陈毅等领导十分激动和高兴。正如项英后来所说:“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整党的政策的指示,我们如获至宝一样,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因为有了它,我们再讲国共合作,就有根据了。”

    随即,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

        88,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在思想认识上取得了基本一致,即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同一天,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战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进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825,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粤边人民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且指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已停止游击战争,正在枕戈待命,待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谈判协议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

    与此同时,中共赣粤边特委在游击区内外广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进剿’游击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还用书信形式把这些宣言和口号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师部,以及国民党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寄给当地上层社会人士;还把这些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上,或投入大江小河中,使它流到赣州等地。广泛的政治宣传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不热烈拥护。就连那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开明绅士也赞叹说:“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

    由此,红军游击队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这为后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迎接新的革命到来,扫除了思想障碍,统一了认识。

 

                原则问题不让步下山谈判异艰难

 

    虽然党中央与国民党中央达成国共合作协议,全国民众要求各界联合抗日的呼声一片,但要促成全国各地的国共合作,仍非常艰难。19378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南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这为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指明了方向。

        827,经过反复斗争,思想较开明的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派人到梅山游击区,送信给红军游击队,有意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93,陈毅亲自复函彭育英,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陈毅在信中写道:

    育英县长先生尊鉴:快电奉悉。抗日热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至感且奋。日寇肆虐,非举国一致不能抵抗……何如昨日得里东唐营长及信丰第六区陈区长两信,谆谆以抗日救国相属望,足资感佩外,复谬承其厚爱,以自新纳降投诚相责难,同时并以赏金名利、免死不咎既往为饵,复引何长林、李丙生等无耻叛徒之前例,信誓旦旦,良足私感,但揆诸各党派联合抗日之精义,又不禁令人失望。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乌能表示抗日联合之精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乌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夫无气节卖党求荣之辈如某某等,其自新之日,即脱离共产党之时,界线显然,岂可强同。且此辈既无气节,复又贪生怕死,他日万一日敌深入,摇首变为汉奸自意中事,敝党素知善与人同之义,亦愿此辈革面洗心,努力抗日;但为抗日阵线巩固计,对此辈亦应有所戒惧也。……

    彭育英接信后,被陈毅大无畏的浩然正气深深震撼。他不但热情接待信使,还约陈毅商谈国共合作谈判的具体事项。

        96,陈毅冒险下山和彭育英会面。经反复商谈,议定了正式谈判的地点、时间等具体事项。

        98,在国民党大余县池江区署,陈毅代表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正式举行谈判。双方经过协商,初步达成7项合作条件:由大余县政府电告江西省第三、四、八行政区各县停止武力进攻游击区;释放共产党员和政治犯;不得歧视共产党;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军,听候中央建制调遣抗日;红军原有政训及指导人员不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由项英、陈毅负责召集;其他未决事宜由大余县政府派员陪同陈毅前往赣州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这七条协议,为接下来的谈判和改编奠定了基础。

        911,彭育英备车陪同陈毅,前往赣州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副司令马葆珩、第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七八个县的县长举行谈判。当陈毅到达赣州时,全城到处张贴油印的宣传口号———“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目前该党代表陈毅莅临,赣南民众热烈欢迎”。

    然而,在一片欢腾的场面下,和谈并不和平,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陈毅在谈判中提出了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军政当局解除对游击区的戒严,接受赣粤边特委提出的抗日救国条件;游击队停止暴力活动集中点编,经费由政府负担,待遇与国军一律平等;政府无条件释放羁押的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保证抗日自由等。

    但是,国民党当局企图否定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平等地位。国民党第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狡诈地说:“陈先生多年不出山,还不知外面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西北大局是全部归顺中央的。”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他慌乱地说:“对不起,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中央党部的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陈毅愤怒地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

    陈毅在谈判中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报纸的恶意宣传,驳斥了第四十六师代表的种种谬论,向赣南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府当局提交了《国共两党合作意见书(草案)》,提出停止对游击队的进攻,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释放政治犯等条件。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停止打土豪、等待改编等谈判条件。经过反复协商,双方就停止进剿、集中点编、经费给养、干部委用、部队整训等问题,达成了9项协议。

    赣州谈判后,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点编的时间、地点,点编后的部队番号、待遇,停止进攻游击区以及游击队通行等问题,制定了实施办法。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就此发出“快邮代电”(指民国初的电报系统在发送篇幅较长,紧急程度介于电报和一般公文之间的文书时采用的发送方法),并提出贯彻注意事项。从此,赣粤边游击队由武装反抗国民党转入集中整训、抗日救亡的新阶段。

        922,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23,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的总趋势已经形成,促使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924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从油山经大余、赣州同地方当局头面人物会晤后到达南昌,下榻月宫饭店。项英到南昌后,经过力争,给中共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博古接电后,一方面转报延安,一方面回电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项英在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副处长赖伟英、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如下事宜:

    一是在南昌期间,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南方各地游击队停止游击战争,集中改编抗日。信件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

    二是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

    三是省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

        929,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这时,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随后,项英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

    此外,10月,汀瑞边游击队开始与国民党瑞金当局谈判,且与项英、陈毅取得联系,并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改编、集结、筹划给养等方面达成了协定。

    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自始自终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艰难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这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浴血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结束,为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靠山近水防突袭开辟南方“小延安”

 

    在南昌谈判成功之后,项英于193710月初回到赣粤边,立即召开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红军游击队改编的事宜。项英委派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联络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中共中央分局还决定由杨尚奎和陈丕显主持赣粤边各地的谈判和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工作。

        10月上旬以后,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的地点,应选择群众基础比较好、便于指挥,安全和给养有保证的地方。根据这一原则,北山游击队在广东南雄县中洞、上嵩集中,信丰、南康和大龙一带的游击队在信丰潭塘坑集中,三南(龙南、定南、全南)游击支队在全南县杨梅石集中,汀瑞边游击队在瑞金竹马岗集中。

    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地点选择在大余池江板棚下、弓里和小汾一带。为什么选择这里整训呢?就是因为池江背靠油山,面临平原,进退方便,便于指挥;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群众基础好、觉悟高,部队给养和安全有保障。同时,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耍阴谋诡计,项英、陈毅要求国民党当局将一切武装调离池江,改驻几十公里外的漂塘、洪水寨等矿山地区,并划了一条非军事线,规定双方都不得驻兵。

    整训期间,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弓里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亲自授课。基于“过去的残酷斗争只在游击战术上各有特长,对军事普遍常识却感到不足”的状况,为适应部队从游击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赣粤边特委开展了军事术科训练。在弓里、小汾等游击队驻地,分别修建了6个练兵场,对战士进行正规军事术科训练。战士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斗志昂扬,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上沙场,打击日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各地群众掀起了慰问义勇军的热潮。曾任赣南特委组织部长刘建华对此深有感触地回忆:“信丰、大余、南康、南雄、三南等地的几百名青年和妇女,送来几百担鸡鸭、鱼肉、花生、米果、烫皮和1000多双军鞋布袜等慰劳品,以及大量的慰问信,慰问抗日义勇军指战员。”

    中共赣粤边特委及时抓住有利形势,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每逢圩日,杨尚奎总是在人群最集中的地方进行宣讲,向群众“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政策,宣扬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顾全大局,为挽救民族危亡,决心奔赴战场与日寇血战到底的精神,鼓动热血青年走到抗日的队伍里来”。他“讲到激动处,常常声音哽咽,热泪夺眶”,“被他讲演吸引住的人在他周围围得水泄不通”。

    中共赣粤边特委还派人到老游击区、县城、大圩镇,开展宣传演出活动。通过广泛宣传,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军,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一些逃亡在外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红军战士,许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苏区干部,一直遭受国民党迫害的红军游击队家属,长期隐蔽在家的地下党员、游击队员等都纷纷前来池江寻找党组织,参加义勇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赣粤边抗日义勇军由集中时的300多人扩编到700多人。

        1937年底至1938年初的池江,热闹非凡,成为了南方抗日救亡的中心和抗日进步力量的聚集地,是革命群众和进步青年热心向往的地方。投奔池江的赣粤湘进步青年们说:“北有延安,南有池江。”延安来的干部们也自豪地说:“这里真是南方的‘小延安’!”

 

                军民眷眷话别离高擎旗帜赴前线

 

        19381月下旬,项英从延安回来,立即在大余池江板棚下河坝里召开军人大会。会上,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宣布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政治委员。赣粤边、湘鄂赣、湘赣边、湘粤赣、皖赣边等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赣粤边红军游击队7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第四、五、六连,湘南游击队500多人改编为第三营第七、八连。部队即日开赴抗日前线。

        1938215清晨,在池江圩公路旁的大路上空坪里,经过几个月休整训练的新四军指战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由各村整队来到池江圩公路旁的平坡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前线抗击日军。路旁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乡亲们。他们提着鸡蛋、米果、花生、蕃薯等食品,或塞进战士的怀里,或放进战士的包裹里。有的乡亲为战士抬武器,搬文件。国民党当局调集了几十辆汽车在公路上候接。一声令下,队伍起程了。顿时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口号阵阵。队伍徐徐通过欢送人群,军民眷眷握手,互道珍重。“狠狠地杀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早回家啊!”战士们的眼睛湿润了,乡亲们的泪水打湿了衣襟。他们经南康、赣州城郊,开赴抗日前线。

    从此,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艰苦考验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以新四军的勃勃英姿,高举抗日大旗,驰骋在大江南北,成为一支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红色劲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责任编辑:聂红琴)

 

作者:陈 安、朱 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