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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青年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纪实
来源 : 《世纪风采》2018年第3期 08:55:39


陶炳才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欧洲。这一路途经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12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著名港口——马赛,历时36天。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等197名学生大多住在邮船的最底层的统舱里。

这时,周恩来只有22岁,却已经是第三次远足了。行前,他将前两次远足的成果:一叠写满老师评语的南开作文册和一本整整一年的旅日日记本等,都包裹起来,委托他的一位要好同学保管。事隔30多年后,当这些翔实记录周恩来心路历程的珍贵材料再次回到周恩来手中时,他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了。

第一次远足:北上津门

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随着回乡探亲的三堂伯父周贻谦来到东北。他后来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先入辽宁铁岭的银岗书院,后入奉天(今沈阳市)第六两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读书。从私塾学习到新式学堂念书,他眼前的天地开阔许多:读到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订阅了《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读报、关心时事的习惯;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并习惯了吃高粱米;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作文尤为突出。

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他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把教育办好,学生应该成为“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校长和教师“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主张“教育美满,校风纯正”。这篇作文被评为甲等作文,第二年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唯有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老师未听清,又追问了一句:“为了什么读书?”周恩来大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此,“为了中华之崛起”成了他一生的信条。

1913年春,周恩来随四伯父周贻庚搬到天津,考入南开学校,编在一年级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天津南开学校是一所闻名全国、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创建人是做过清朝翰林、学部侍郎的严修和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经过南开学校4年的学习,周恩来人生的变化就更大了。

入学之初,周恩来的国文成绩“早露头角”而“英文非佳”,经发奋苦读,很快赶上,各科成绩均优。

他还是那么关心时事,读到了《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读到了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

他经常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伙食费,减轻伯父的经济负担。

他是一个课外活动积极分子,学校也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1915年10月在南开学校成立11周年纪念会上,他参加了新剧《一圆钱》的演出,不仅从最初剧本到制作到剧务都亲力亲为,还扮演了剧中女主角孙慧娟。该剧后在京津两地演出,均引起轰动,特别是周恩来扮演的女主角孙慧娟形象,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称颂。在周恩来的作文《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一圆钱〉记》后面,老师评价道:“前半叙事,用错综参伍法,笔不平沓。入后按时系言,激昂慷慨。”

《周恩来早期文集》收录了50多篇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作文,篇篇有老师的评语,“笔酣墨饱,娓娓动人”“并能按切时局”“茹古涵今,闳中肆外”“青年有此文字的,是不可限量之才”。他“中外史事熟于胸中”,这里有“成汤之盛迹”“幽厉之骄淫”“群雄之割据”等中国典故,有老子与赫胥黎、项羽与拿破仑之中西比较,但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阶级斗争学说等,还没有“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也鲜有提到,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状态一致。

校董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华,曾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校长张伯苓称赞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第二次远足:东渡扶桑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由天津登轮东渡日本留学,他的四伯父周贻庚、校董严修等都给予了资助。

行前,他给同学写下了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还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救民出水火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旅日日记》记录下了周恩来这段珍贵的人生旅程。《周恩来旅日日记》始于1918年1月1日,止于1918年12月23日。每篇日记的内容包括:气候、温度、修学、治事、通信等提要部分和日记的正文部分。这整整一年的日记,真实记录了周恩来旅日期间近一年中每日的学习、生活、社交和思想情绪的变化,特别是记录了他思想上所发生的重大转折。

1918年1月1日:“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个纪念。”

1月8日:“冷风刺骨。”“得家信,痛知八伯父故去,哀痛异常,不知所以。”“我是父母双亡一支中还算八伯跟前是完全的,不想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极项了!”周恩来过继给十一叔,便是孤儿了。

1月11日:“……我现在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周恩来一心想考个官费学校,便也可减轻四伯父的负担。

2月9日:“(治事)晨起,致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周恩来重新阅读夹在行李中的《新青年》3卷4号,继而找来全本。《新青年》的主编是陈独秀,被这本杂志所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陈独秀刚给他来过一封信,他也刚回了一封信。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先乘着今天是元旦,立个这年内应行的方针……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2月15日:“提要:(修学)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治事)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周恩来读的《新青年》第3卷第1至6号“全份”,出版日期是1917年3月1日至8月1日,尽管这是他南开毕业前后的旧杂志,但里面的文章深深地吸引着他。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所写的文章和“二十八画生”所写的《体育之研究》,都让他振奋。其中,陈独秀的《近代西洋教育》正是在周恩来南开毕业时陈独秀到南开的演讲稿,可当时周恩来只关注梁启超、蔡元培的演讲,而对陈独秀的演讲印象不深。

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六:“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确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周恩来所要抛弃的,就包括他在日记中曾经记述的宗教迷信思想、错误的婚恋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的思想影响等。

4月23日:“今天晚上,我到‘东京堂’去买书,抽个空儿看一看新出来的杂志。见着一本新近出版的《露西亚研究》……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偶然中有必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首先给身处日本的周恩来等人最先“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经过《新青年》的阅读、探求,周恩来在日本“初识”马克思主义:他读到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同时也读到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他利用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便利条件,阅读了大量涌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流派的杂志、书籍等,潜心研究、认真思考和比较,思想上越来越多地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10月20日:“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周恩来在日本“初识”马克思主义那时,国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没有一本被完整地译成中文,列宁的作品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

1919年1月,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杂志创刊,连载他本人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等,周恩来立刻成为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

周恩来东渡日本两次考学失败,这时他的母校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原是为寻求可以用来“济世穷”的学问而来到日本,可现在他对日本的社会越来越失望了,他下决心回国学习。临行前,他把出国前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的那首诗,抄赠给已经考入日本一学校的同学,表示要“返国图他兴”。

3月,周恩来离开东京,行囊中夹着河上肇等人的书籍和杂志。4月5日途经京都时,周恩来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但已燃起了他探求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地欣喜。

第三次远足:西赴欧洲

1919年4月中旬,周恩来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他谢绝了哈尔滨东华学校校长留他当教员的邀请,于5月中旬返回天津。此时,五四运动烈火正旺。

席卷神州大地的五四运动,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道路,也为他施展人生抱负提供了一个崭新大舞台。他“天天到南开去”,以校友的身份,致函南开同学会,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捐助经费;他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被推举为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他组织学生上北京请愿,组织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他邀请李大钊到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等。

9月25日,周恩来参加南开学校大学部(稍后改为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为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10月1日,他参加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等7省市学生代表第二次上北京新华门总统府门前请愿活动,负责宣传和通讯联络。在全部代表被捕后的“双十节”游行大示威中,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起草停课宣言书。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当晚,包括周恩来在内共24人被拘捕,重伤50余人,造成“一·二九”流血惨案。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被捕同学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读书团,由周恩来等3人组织,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据周恩来事后撰写的《警厅拘留记》记载,周恩来前后作了多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5月28日“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唯物史观”;6月2日“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6月4日“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6月7日,“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的系统讲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所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了这一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已经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

7月17日,在著名律师刘崇佑的有力辩护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全部“期满释放”。半年多被羁押的日子里,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回顾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历程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应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警语:“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周恩来出狱后,常对周围的朋友说:“一个青年,不以国家民族的存亡为念,只追求个人享受,是不对的。”他在积极准备到欧洲求学,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实地考察一番。那时候国内赴法勤工俭学正掀起热潮,他的同学在他入狱时就已经成行了。

1920年底,周恩来远赴欧洲勤工俭学。行前他同天津的《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特约通讯员,经常给他们撰写通信,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严修仍然在经济上给予周恩来资助,在南开学校特设“范孙奖学金”(严修字范孙)。他的亲友们也给了他诸多帮助。

12月中旬,周恩来在马赛上岸,1921年1月5日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打算投考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到欧洲,眼前的天地更宽广了。

1月30日,周恩来致信表哥陈式周:“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唯在求实学以谋自主,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2月1日,周恩来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劈头就这样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四年来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在列宁领导的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日益高涨。中国先进知识界曾长期羡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对亲身来到欧洲目睹此情此景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来说,这个信念已经动摇,转向了学习苏俄。

2月中旬,因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在秋天,而伦敦生活费用昂贵,周恩来从伦敦回到巴黎,在近郊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后又同另4名天津勤工俭学生一起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继续学习法语。

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并对当时欧洲也十分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广泛涉猎。

他在这里进行社会考察,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动态,经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写稿,有时还翻译一些稿子。他与刚从国内到法国的张申府、刘清扬夫妇见面了,并时常去他们的住处讨论问题。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筹建,张申府受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筹建国外组织。周恩来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前也有联系和交往,故而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3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到了德国,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叫瓦尔姆村的地方,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一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36岁的朱德,也在这里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同仁,叙述自己一年来居法感想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里,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短时间的感情激动所致,而是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艰辛探索的理智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经过考察欧洲社会现实和对各种主义进行细致的推求比较,承接旅日、五四运动直至旅欧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思考,周恩来自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内还普遍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情况下,实为中国共产党之大幸,中国革命事业之大幸!

周恩来在信的末尾,抄录了他刚刚写就的一首白话诗:

生别死离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那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人生之初最紧要处就一二步,走对了,一马平川;走错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地基打得越实越深,上面的房子就能盖得越牢越高。青年周恩来人生最初的三次远足,从不谙到初识到认定,牢固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成长为“全党楷模”的基石。

(责任编辑:杨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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