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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怕失土丧师,万万不能投降!” ——中国人民对南京大屠杀的回应
来源 : 《世纪风采》2018年第12期 2018-12-26 09:05:44 已浏览 : 198



经盛鸿

 

松井石根的“南京入城式”将南京大屠杀推向更高峰

 

1937年1213日,侵华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暴行延续了六周,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

为了进一步向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显示日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威”与炫耀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巨大胜利,进一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与恐怖威慑,1217日,在日军正对南京进行屠城的高潮中,日本当局就急不可耐地组织了一场日军占领南京的“入城式”。

1937年1217日下午130分,所谓“入城式”准时开始,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为首,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与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紧随其后,分骑日本高大的东洋马,耀武扬威地由中山门入城。这时,按照规定,参加南京攻略战的日军各师团早就组织起全部日军的三分之一,作为部队代表,武装列队在从中山门到国民政府前的马路两侧,接受检阅。“上海派遣军”各部队的官兵站在道路北侧,第十军各部队的官兵站在道路南侧。排在各部队最前列的是捧着阵亡官兵骨灰盒的士兵。此外,日军还强迫一些被抓来的中国民众手持小太阳旗,站立路边,表示“欢迎”。松井石根一行在“入海沉入水,上山化为草”的日本乐声中,践踏着南京人民的尸骨与流血的心灵,踏上了南京的土地。在此3人的后面,间隔一段距离,是由200名高级指挥官组成的四列纵队的马队。午后2时许,松井石根一行到达南京市中心国府路上的国民政府门前广场。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的上海特别陆战队与舰艇陆战队官兵,从南京城北的挹江门进城,列队在从中山路到国民政府广场的马路两侧。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海军中将领头,紧随其后的是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大佐与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近藤信竹中将以及他们的幕僚,对日海军部队进行了检阅。然后,他们来到国民政府门前广场,与松井石根一行会面。

在这期间,日本海军航空队与陆军航空队的数十架战斗机组成编队,飞过南京的上空,与地面部队震耳欲聋的军号声、疯狂的欢呼声相呼应。

下午2时30分,在国民政府大楼前的院子里,举行了有陆、海军高级指挥官参加的“入城典礼”。在日本国歌《君之代》乐声中,松井石根亲自将一面巨大的日章旗升到了国民政府大门楼中央旗杆的顶端,以象征南京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即所谓的“日本国旗升旗仪式”。松井石根率全体日军官兵“向东方遥拜,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松井石根所称的“历史性庆典”遂告结束。

松井石根的“南京入城式”将南京大屠杀推向更高峰!

 

日方当局以大屠杀的恐怖促使中国四万万人民“反省”

 

12月18日下午,侵占南京的日本陆、海军,又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所谓的“忠灵祭”,祭奠在进攻南京战役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在这天下午4时,松井石根在南京还特地召见了“华中方面军”掌管对外宣传的报道部部长深堀游龟中佐,讲述了他指挥所部攻占南京的“观感”,并要求将他的这番讲话“作为司令官之谈话予以发表”。松井石根在讲话中首先炫耀日军攻占南京的巨大胜利,说:“现在太阳旗在南京上空飘扬,皇道在扬子江南闪耀着光辉。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接着,他一方面继续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威胁,宣称今后皇军的行动将永远不会后退,即在中国政府没有彻底屈服求和、答允日本提出的一切条件之前,日军将不会停止进攻;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对蒙受战争灾难与恐怖威慑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重新考虑”是否应继续坚持对日抗战。他说:“本人对于遭受战祸的数百万江浙地方无辜民众的损失,实不胜其同情之念。在这样的时候,特别期望中国四万万人民加以反省。”

松井石根要中国四万万人民“反省”什么呢?无非是要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从南京保卫战的惨痛失败与这可怕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认识到:中国是无法抵抗与战胜日本军的进攻的,中国对日本的种种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等的侵略要求,乃至对日本的武力征服政策,只有迅速地、全部地接受,即停止抵抗、求和乞降,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殖民地与附属国,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臣民与亡国奴,听凭其宰割、霸占、掠夺与欺凌,才能求得一线生机,才能避免可怕的屠杀与毁灭。这就是松井石根讲话的“真谛”,这就是日本最高当局的用心与目的。

对日本当局的用心与目的,对日本当局纵容与组织日军在南京进行连续多日的血腥大屠杀,以实施其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与西方记者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与揭露。

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德士在1937年1227日致日本驻南京使馆官员的信中指出,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军事恐怖主义”。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亲见亲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他于12月18日刊于《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有俘虏均遭屠杀》中,在揭露日军在南京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时,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当局推行武力征服与屠杀威慑政策的用心:“日本人似乎想让恐怖的景象尽可能长久地留住,好让中国人牢记抵抗日军的可怕后果。”

英国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则深刻地指出:日军南京大屠杀,绝不是日本少数官兵偶然的失控行为,而是日本当局对中国军民“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中国舆论的回应:“我们不怕失土丧师,万万不能投降”

 

历史的发展出乎日本当局的预料。日军对南京的武力侵占与疯狂屠杀,并没有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害怕与屈服。历史最终证明,南京之战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南京沦陷与南京大屠杀,使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中国军民的心理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中国军民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因为在世界战争史上,一国首都的沦陷,一般都被认为是该国被击败、灭亡或投降的最重要标志。

在这举国同悲的时刻,国民政府发出通电《宣言》,表示了决不以南京失陷而动摇抗战国策的决心:“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唯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盖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作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移动。今已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

设在上海租界的《大公报》(沪版)由于受到日本当局的压迫,于1937年1214日出版停刊号,宣布第二日停刊。在这期停刊号上,发表了由该报负责人王芸生撰写的两篇社评《暂别上海父老》《不投降论》。其中《不投降论》,一开始就指出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与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中国抗战形势的大不同,指出了中国的巨大进步:“由不抵抗而全面抗战,由整批投降而屡败屡战,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进步。”接着,社评以中华民族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面对着侵略者的铁骑与屠刀,“不投降的意义非常重要”:

不投降的意义非常重要。只要我们的武士不做降将军,文人不做降大夫,四万万五千万人都保持住中华民族的圣洁灵魂,国必不亡。岳武穆百战不挠,袁督师独拒强敌,这两人虽都被奸侫陷害,赍志以殁,然忠烈所被,千载之下,犹令中华子孙感奋雪涕,播下复兴种子。文天祥断头菜市口,史可法战死扬州城,更给中华民族保存了浩然正气。反之,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臧式毅、殷汝耕等辈,或投降异族,或甘做傀儡,哪一个不是毒被全族,祸及身家?凛然的历史教训,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牢记心头。

然后,社评列举当前的抗战史实,证明“国家的前途绝无悲观的理由”,号召全中国人民,“我们不怕失土丧师,万万不能投降……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违反国家利益的事情万万做不得。尤其素负人望的人们,在这时,无论直接间接,都不可替外人做政治统治的功夫,做了就是投降”。

这篇社评最后大力号召全国人民捐弃前嫌,不分党派,不问政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今天,一切无话说,惟有同舟共济,生死荣辱,一切与共。”

这篇饱含悲愤与血泪的社评迅速传遍海内外,感动与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斗志。

 

中共领袖毛泽东总结了抗战初期所获得的“最可宝贵的伟大教训”

 

在南京失陷后的第七天,1937年1220日,武汉的《大公报》(汉口版)第3版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陆诒“十二月六日寄自延安”,他采访与撰写的一篇具有特殊意义的访谈录《毛泽东谈抗战前途,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陕北通讯之一)》。这是在1937125日,即日军向南京外围阵地发动攻击、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的那一天,陆诒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访谈记录。

毛泽东虽是在南京沦陷前作的谈话,但其内容却涉及抗战军事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对南京保卫战来说,既有着惊人的预见与深刻的洞察,同时也是一份正确的总结。

为了打好南京保卫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呼吁中国军政当局总结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各战场一再失败的教训,进行军事改革与军队改革,改变片面抗战的方针与单纯防御的被动挨打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这次接见陆诒的谈话中,则再次详细地指出了中国在抗战初期“军事上受了相当的挫折”与所获得的“最可宝贵的伟大教训”。他说:

从上海、太原等地失守后,不容讳言的,我们在抗战的军事上受了相当的挫折。但在各个战场的挫折中,使我们获得了最可宝贵的伟大教训。这教训是什么?

毛泽东指出,第一个教训,是“尚未动员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实现全民抗战:

我们这次民族抗战,虽然是革命性的,但它的革命性还不完全。我们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这是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未有的好现象,但参战的成份,却不是全国性的,最大的缺憾是尚未动员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必然会遭遇失败的。

毛泽东指出,第二个教训,是“各个战场上所采的战略战术,犯了‘专守防御’的错误”:

以往各个战场上所采的战略战术,犯了“专守防御”的错误。军事上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因此,我们要设法减低敌人优势武器之运用,避实就虚,击中敌人致命的弱点。敌人在每次战斗中,采用迂回及中央突破战略,我们便不能专门着重在“单纯防御”,死守正面,使敌人恰恰施展其优势武器,而集中击破我正面。必要的阵地和城市,我们当然要守,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防御”,还要配合上侧翼或敌人后方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要以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来歼灭敌人。

毛泽东指出,“眼前最要紧的是改善军队素质,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国只要精兵30万,具有最高度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自觉性,再配以新式武器,军官与士兵一律富于高度的攻击性,便可以使目前的战局,为之全般改观”。

毛泽东所指出的以上各项中国在抗战初期所获得的“最可宝贵的伟大教训”,正是中国抗战最应该重视与最需要吸取的军事忠告与战争指导原则,也是南京保卫战最应该重视与最需要吸取的军事忠告与战争指导原则。可惜的是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将军们当时全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军事忠告与战争指导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更没有在南京保卫战中加以吸收和实施。以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来对照与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与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为何失败得那样悲壮,又为何失败得那样惨痛与快速的原因了;同时也明白了中国抗战应该首先努力的方向。 

同时,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针对当时中国国内因各战场军事的一再失败,民族失败主义有所抬头,发表了他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是不足畏的”!因为最大多数的国民以及最高领袖,早已坚定“妥协便是灭亡,抗战便可生存”的信念。毛泽东最担心的,倒是敌人最近企图分裂中国国内团结的阴谋。毛泽东说:

民族失败主义者之所以能散布毒雾,一部分近视国人之灰颓,实在是他们只看到了失败的一面,还没有看到了光明的一面。

接着,毛泽东“以极兴奋的语调”,总结了中国在抗战以来几个月中所取得的“光辉的成绩”:

在几个月的抗战中,我们也有光辉的成绩:一、大部分军队在抗战中,显示了无比的英勇最高度的牺牲精神。我忠勇将士鲜血染遍了河山,敌人终究不会站稳。在过去九一八时代,还有不少汉奸带了队伍去投降敌人,可是这次却没有。今日之华北,决不是过去的东北四省可比。二、抗战把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弄得比较团结一致。只有抗战才能减少磨擦,促成真正统一,也只有统一,才能得到胜利。三、唤起了国际间的同情与尊敬,使全世界知道中华民族是有权利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资格。四、给日寇以极大消耗,如果说日寇差不多是不费力而得到了东北,现在非经过血的代价便不能占领中国尺寸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不战而偿其大欲,但经中国长期抵抗的结果,将其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帝国主义者陷入崩溃的深渊。从这一方面说,中国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侵略阵线中,尽了最伟大的任务。五、从战争中取得了教训,在抗战中改造了我们所有的弱点,展开了新中国远大的前程。

毛泽东的谈话在《大公报》刊出后,国内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与坚持发动广大人民、实施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中国人民看到了抗战必将胜利的希望。这些言论,对于刚刚经历了首都南京失陷痛苦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鼓舞;对于那些卖身投降日本侵略者或准备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卖国贼来说,是一种警告。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回答!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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