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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周恩来的旅欧革命路
来源 : 《世纪风采》2019年第2期 2019-03-11 15:59:22 已浏览 : 28


李 蓉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身后没有个人财产,没有墓地,没有子女。他鞠躬尽瘁,将一生奉献给了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周恩来的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何时确立的?如何确立的?何以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比较和选择中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是一位活跃的青年才俊。他1913年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曾任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敬业乐群会会长等职。1917年6月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五四运动,领导天津学生运动,并参加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1920年11月,周恩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至1924年9月回到国内。正是在这期间,周恩来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牢固地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完成了他人生思想上的一次升华与飞跃。

  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而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是1921年春。当时他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地方组织。应该说,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是周恩来有入党的要求和愿望,而且表现出色。

  但是,周恩来却在致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坦诚相告,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确立的时间是加入党组织之后。他在1922年3月的信中,叙述了自己一年来“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也就是说,1921年春加入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周恩来,是到1921年秋天才定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由此可见,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历了思想风暴,多方比较的结果。他承认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要比一些觉悟社的成员要晚。其原因一是自己的富于调和性的天性,不会简单地选择一种极有战斗性的主义。二是追求真理的心情极为强烈、炽烈、热烈,因此非常慎重,决不轻易谈什么主义。直到旅欧后,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以后,才做了决定,下了决心。

  周恩来探讨救国之道,最初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他在1921年1月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指出:“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这时的周恩来认为自己对俄国方式和英国方式都没有成见,但了解到俄式以暴动为特色,而英国的方式更稳些。两相比较,周恩来有了一定的倾向性,这就是:中国的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但他也有顾虑和担心。所以,此时周恩来还没有选定他的救国方案。

  1921年10月,周恩来自英国返回法国后,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社会主义等,同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周恩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周恩来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对各种社会思潮、主义比较的过程中,《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对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关系极为密切。1921年10月以后,他充分利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于1919年宣告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对于年青的周恩来至关重要。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领会到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便是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早就确定了要救国救民于水火,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10月13日,周恩来为中法政府策划将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4名代表强行遣送回国一事,撰写长篇通讯向国内详细报道中法政府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文章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922年3月,觉悟社社员黄爱(正品)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周恩来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诗一首,他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周恩来还写道:“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烈士的鲜血更深刻地教育和打动了周恩来。他真正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奉献社会、奉献人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驳斥谬误、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周恩来开始努力宣传真理,驳斥谬误,正确回答和阐述人们关心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越发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8月16日,周恩来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文章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文章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1922年12月15日,周恩来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其中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周恩来认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在当时留法勤俭学的青年中,就有不同的追求和看法。如陈延年、陈乔年开始就对无政府主义比较推崇。以后经过学习和思考,最后也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献身。

  1922年8月,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周恩来撰写了《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法国印行的《新刊评论〈无所谓宗教〉》一书上,后又发表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第二号上。从文章可以看到年青的周恩来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深入思考,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

  周恩来还注意研究共产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夏,周恩来返回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经常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巴黎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真面目,并与他们展开辩论。此外,还筹备建立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在此基础上发展团员。并通过袁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对旅法华工开展工作。

  共产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现

  周恩来明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建立组织,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现。为了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周恩来于1921年底(或1922年初)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事。议后决定分头进行筹备。1922年3月初,周恩来因德国生活费用低廉,由巴黎迁到柏林,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共产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他经常来往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过多次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小空场召开。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青年23人出席。在赵世炎主持下,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周恩来在8月16日的《少年》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

  在把欧洲一批有志的中国青年团结起来、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的基础上,周恩来又努力争取加入国内的全国统一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会议,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会后,周恩来即和赵世炎一起,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并委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1923年1月得到陈独秀回信,建议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并将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任书记。会后收到国内团中央1月29日函,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周恩来于3月13日起草了报告,向国内团中央详细报告二月大会的经过。报告说:本团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说的“学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这对增强中国青年的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更好地培养、教育革命青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23年3月18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12人,第一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陪送他们到柏林,并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经过学习和培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推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欧洲初步形成

  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反帝反封建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文件。为了推动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于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年9月,党中央曾通告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青年团一致采行这一政策。

  1923年3月1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会议,研究其成员加入国民党问题。6月16日,时任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后任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长)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80余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恩来也在6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旅欧组织。在这个意义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欧洲初步形成。这时,中共三大还未结束。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还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都是在中共三大结束之后。同年8月,青年团在南京召开二大,接受中共三大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而旅欧青年团员在之前就已经全部加入国民党了。可见周恩来及其领导的旅欧青年团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是走在全国前面的。

  周恩来在加入中国国民党旅欧组织不久,便被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同年8月,周恩来致信即将回国述职的王京岐,谈旅欧国共两党合作,开展革命活动问题。周恩来认为:“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周恩来还提出当时两党合作的三项建议:(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可随时势变迁而计划当前所要做的工作。从上述建议可见周恩来独到的见解。

  同年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11月25日,周恩来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在演说中,他着重批评了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在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1月17日,周恩来出席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的成立大会,并以通讯处筹备员身份报告筹备经过。通讯处临时主任李富春报告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次日,周恩来致函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报告通讯处筹备和成立情况。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周恩来领导的旅欧党、团组织积极协助筹组国民党旅法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效是显著的。

  周恩来还驳斥各种攻击污蔑国共合作的言论。1924年6月1日,周恩来撰写文章,驳斥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他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认识到实现理想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1922年12月1日,周恩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他分析论述十月革命的使命、革命的原因和成功之道、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学说,指出:“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实现全世界的革命,“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周恩来在了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后,已经认识到了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和领导革命的必要。所以他十分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的发展。

  1922年10月下旬,周恩来还在柏林接待了曾为中国旧军队的高官但却一心寻求救国真理、到处寻找共产党组织的朱德。周恩来倾听朱德陈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同意他的申请,并答应帮助办理有关手续,说明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同年11月,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以及一同赴欧的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终于实现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孙炳文也在1927年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24岁的周恩来吸收在上海想参加共产党而碰壁的时年已37岁的朱德入党,使朱德得以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周恩来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开展国民革命,渐次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任务。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这是周恩来在欧洲期间了解十月革命经验时就已经认识到的道理。他在1922年12月15日所写的文章中强调了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在同日所写的《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指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这也是周恩来回国不久即和杨匏安等参加镇压商团叛乱的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以后又担任黄埔军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军事部部长,组建铁甲车队等和军事有关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临行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周恩来作了以下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本区成立的发启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这是对于周恩来的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特别是强调他“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这一点,这和周恩来所认定的“觉悟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必然地要信仰共产主义”的心愿是完全吻合的。这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在旅欧期间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已经被同志们所公认。周恩来从1924年9月回到国内,10月即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随即又担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重任,更说明了他的政治水平和才干得到认可。

  周恩来确立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光经过几年时间的学习、思考和选择,而且和实践、行动紧密结合。崇高的信仰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使得他的人生灿烂辉煌;同时也成了他能够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杨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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