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最高学历只有小学，但是他却能够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而且主持整个中国最复杂、最专业的经济工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这一巨大的人生飞跃，除了归功于他长期的革命实践外，更得益于他极强的学习力，他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陈云同志出身贫寒，只读过小学，但他靠在长期实践中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具备了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艰辛求学的懵懂少年

　　陈云自幼家境贫寒，年仅4岁就父母双亡，在舅父母的抚养照顾下，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1913年，年满8岁的陈云早已到了读书的年龄，舅父将他送到镇上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陈云又到镇上的贻善国民小学读书，聪明好学的他直接被分到了三年级。在这所新式学校里，陈云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据邻居回忆：“他每天起得很早，点起油灯，便在店堂里读书、写大字，邻家的小朋友还在睡梦中时，就能听见他琅琅的读书声。”两年后，陈云初小毕业。这时，表弟廖霓云出生了，舅母的风湿病也日益严重，舅父既要照顾家庭，又要料理小酒馆生意，家境变得十分困难，陈云不得不辍学在家。

　　半年后，考虑到陈云以后要谋生需要学点技术，舅父就托亲戚把他送到了离家较远的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在这里，陈云勤学苦练，短时间内就掌握了珠算和记账。后来在经济工作中陈云能熟练使用算盘，在党内以“铁算盘”著称，就得益于他少年时的勤奋学习。但一个多月的短暂学习后，陈云再次因经济原因告别了学校，回到舅父的小酒馆当起了伙计。

　　颜安小学第一任校长杜衡伯是练塘当地有名望的进步教育家、大知识分子，也是舅父家酒馆的一位常客。每次来到小酒店，杜校长总能看到一个约莫十岁、身材瘦弱的小男孩忙碌的身影。一天，杜校长像往常一样来到酒馆，看到小男孩正蹲在灶前烧火，便主动把他叫到跟前攀谈起来。在交谈中，杜校长发现这个小男孩聪敏好学，谈吐流利，记忆力强，初小知识对答如流，很是欣赏。在得知小男孩的身世和境况时，爱才心切的杜校长决定免费保荐小男孩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这个小男孩便是陈云，此时的他刚满12岁，杜校长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正是在这位贵人的帮助下，陈云获得重新上学的机会。

　　来到颜安小学之后，由于过早地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以及对知识的渴求，陈云倍加珍惜这次读书的机会。凭着天资聪颖，加上之前在私塾打下的良好基础，陈云很快适应了学校的教学方法和进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连年获品学兼优奖。在这里，陈云不仅能流利地背诵《古文观止》上的名篇，积累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知识，打牢了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社会变革思潮，获得了书本以外的许多知识，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活跃了自己的思想。他为人正直，待人热情，虽然在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但做事有主见，成为周围孩子学习的榜样。同学们很佩服他，老师也觉得他很争气，是个沉稳、有追求的好学生。他对自己这样评价：“我在校是不笨的一个，但由于家务，无法升学。”“高小”，成为陈云的最高学历。

挑灯夜读的商务店员

　　正当陈云为前途渺茫而愁闷时，班主任老师张行恭帮助他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1919年12月，在张老师的引荐下和其弟张子宏的帮助下，陈云离开家乡，进入当时中国最早的、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教育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学徒的工作对于一个14岁的少年来说异常辛苦，但陈云苦中寻“乐”，学习成为他工作之余的唯一爱好。

　　为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陈云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丰富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读书。他还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到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了三年英语、书法以及书刊出版、印刷等方面的知识。据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陈竹平曾回忆道：“我当时与陈云一起工作，一起住宿。来商务当学徒后，陈云还是保持着刻苦自学的精神。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起身读书、写字、学英语；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要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由于勤奋刻苦，两年后，陈云的业务能力很快得到了店方的认可，提前一年被升为了店员。对此，陈云自己也有着很深的印象：“我应该说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有时也可翻翻杂志。同时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当时商务发行所的主任和高级职员认为我是克勤克俭（只穿布鞋布袜）而求上进的一人，在他们心目中我将来在商务很可能被他们看中的一个。”

　　除了业务知识的学习，陈云还经常到共产党人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接受新知识。他集中研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和《共产主义ABC》等马列著作，“这些进步书籍有时不宜在公开场所阅读，他就躲到厕所里去读”，他觉得“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在这些“道理”的影响下，于1925年经董亦湘和恽雨棠介绍，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一年时间，陈云还先后参加了20多次党内举办的流动培训班学习，潜心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甚至开始提笔撰文，为争取职工的切实利益而奔走疾呼。这为他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小学历的大学教授

　　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经四川雅安、成都、重庆到达上海，作为中央代表主持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因为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在工作之余，陈云抓住机会，边学习边教学。

　　10月，陈云等11人被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列宁学校正式接收，开始了莫斯科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在这里，他重拾起了商务印书馆时期学习的英文，他说：“1935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系统学习了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由于学习刻苦，还获得校“学习突击手”的称号，为他以后系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打下了基础。

　　193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推出了《关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决议》，并委托陈云等九人组成专门委员会。3月1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处聘请陈云担任“党建、工会建设代理副教授”，在做学生的同时，陈云还当起了“代理副教授”。从这以后，陈云更善于把讲学结合来加深学习。

　　列宁学校的学业尚未结束，陈云突然接到回国的紧急任务，后因形势变化，又急速赶赴星星峡接应西路军余部400余人进驻新疆迪化。安寨扎营后，为了让西路军战士学到些文化，陈云决定就地取材，想方设法利用新疆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组织“新兵营”干部和战士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知识，进行军事训练。由于之前有代理副教授的经验，陈云亲自抓“新兵营”的政治学习，每星期给干部作两三次政治报告，主要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国际形势等，部队中很快形成了学习热潮。

延安时期的学习模范

　　1937年陈云由新疆抵达革命圣地延安，担任了七年中组部部长。1938年10月，毛泽东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工作繁忙，但陈云仍然发挥“挤”的精神，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他趁着延安浓厚的学习氛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读大量的经典著作，成为党内学习的模范。晚年他回忆道：“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还参加中央组织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担任研究会副组长，学习孔子、庄子等人的哲学思想。

　　为带领大家共同学习，陈云还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六人“学习小组”，并由自己担任组长。他说：“延安时代，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有个很好的风气，就是组织干部学习哲学。那时规定每周要看几十页书，每星期六用半天时间进行讨论。”他领导的学习小组“从1938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成为延安时期一直坚持下来的两个小组之一，而作为组长的陈云严于律己，带头坚持学习。王鹤寿回忆说：“当时既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又要参加中央政治局各种会议和工作，当然是小组成员中最忙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欠读一章一段。”因此，这段时间，陈云光读书笔记就留下了厚厚的十多本。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经常到党校讲课。当年在抗大听过陈云讲党课的宋平回忆说：“陈云同志讲党课，善于把许多深奥的道理和复杂的问题，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可以说，延安时期是陈云学习最紧张的时期，也是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期。通过延安时期的集中学习，陈云对学习的认识也逐渐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不仅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学习方法，提出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学习观，而且这一时期“日积月累的勤奋研读使他能够很敏锐地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纵观历史，认识世界。这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提供了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开阔的视野，使他在自己关注的领域、关注的题目上，能够跨历史时期、跨社会制度、跨不同国家进行综合分析”。在学习过程中，陈云还提出要反对自我满足和不愿学习的两种错误倾向，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文革”中乐观的读书人

　　1969年10月，根据毛泽东对国际局势可能急剧恶化、苏联可能对中国突然袭击的估计，中央决定将一些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疏散到外地。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南昌。对此，陈云好像早有预感，反倒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读书机会。1967年底，他同儿子陈元说：“看来中央不会再让我工作了，我准备集中时间看看书。要定一个五年计划，先看《列宁全集》，从二月革命的那卷开始往后看，然后再看前面的。”果然，陈云到江西时，带了三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对此，二女儿陈伟华回忆道：“父亲被疏散到江西一个化工厂‘蹲点’，他带去了很多书，要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在南昌探亲的二十多天里，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虽然身处逆境，陈云却依旧乐观，在江西的近三年时间里，除了去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和参观工厂、农村和学校外，其他时间他都在住所看书。他阅读时喜欢用红铅笔划各种符号，并作批注。每次阅读完，都会画个圈；如果读到一个段落需要搁置，则会在这个地方划两道斜杠，以便下次继续阅读。他还经常写信鼓励儿女每天要学习，并帮他们制订了读书计划。

　　虽然“文革”中陈云长期脱离党的具体领导工作岗位，但正是因为在逆境中坚持学习，才使得他在恢复职务后能够迅速投入工作，用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战略观点，如在“文革”后期，他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率先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等重要思想。这集中体现了陈云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学习能力。

情趣高雅的退休老人

　　1978年，中国社会发生着重大的历史转折。“人生七十古来稀”，此时的陈云已经73岁，早已步入了古稀之年，但历史赋予的责任他没有忘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他都发挥着一位开国元老的开拓精神和一位老同志应有的带头作用。

　　为适应党的事业的需要，陈云适时从中央领导岗位中退下来，开始了自己的离休生活。但他依旧坚持学习，力求进步，每天早晚坚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国际国内新闻，有事耽搁，就请工作人员帮他录音，抽空补听；还经常捧着《世界经济年鉴》《世界知识年鉴》《中国经济年鉴》和《上下五千年》等书籍阅读。1984年，在杭州休养期间，陈云自己购买了一套《上下五千年》，并抽空读完了三本，返回北京后不久，又把另外两本也读完了。一天，他兴致勃勃，拿着这本书，跟身边工作人员说：“老汉也看小人书。这套书不错，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是正史，不像《三国演义》，演义都是经过了太多的艺术加工，有些事是不真实了；但演义也有它的特点，就是容易读，容易懂。你还可以先读一下蔡东藩写的《历朝通俗演义》，从后边往前面读更容易读，从《民国通俗演义》开始读起。”

　　除广泛阅读外，陈云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他结缘评弹界，人称“老听客”，在评弹声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他爱好书法，落笔稳健，行笔自然，收笔藏锋，坚持练书法以陶冶情操锻炼身体；他学习摄影，捕捉镜头，记录生活，在摄影中享受休闲时光。

　　总之，他兼览博照，坚持不辍，数十载如一日的精研马列，遍涉经济；他勤于思考，善于发现，从读书中不断得到解决问题的灵感；他学深识广，知行合一，一生践行“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陈云从一个高小学历的小学生逐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与他的勤学、真学、善学、广学分不开，堪称学习的典范。

（责任编辑：聂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