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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如愿:从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到茶叶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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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满洲省委是1927年10月至1936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设立的最高领导机构。在领导东北各界群众开展组织建设和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过程中,满洲省委培养和锻炼了陈为人、刘少奇等一大批意志坚定、党性坚强的优秀领导干部。曾任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廖如愿也是他们中的杰出一员。廖如愿,原名明洲,曾用名黄云腾,湖南省安化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历任中共湘区安化特支书记、湘西地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农委书记。1927年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五大。1928年到营口负责筹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营口转运站。后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11月,因参与“赤色宣传”被日本宪兵逮捕。1934年6月获释出狱后,因失掉了党组织关系,不得不回到家乡,经商为生。1938年曾参与组织抗日游击队。1941年后,再次经商,经营茶叶产销业务。1948年冬,在武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得以重返革命队伍。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长期从事茶叶经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拒绝为刘少奇冤案作伪证,为此遭到严重迫害。1973年2月5日因病逝世,终年69岁。廖如愿一生经历曲折、坎坷,曾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曾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无怨无悔,充分展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无比热爱、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1904年3月24日,廖如愿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杨林乡一个地主家庭,1921年,考入湖北武昌旅鄂湖南中学。1923年他参加了陈潭秋组织的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示威游行,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毕业后,廖如愿回到家乡从事党建和农运工作,为家乡农民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委派,廖如愿到湘鄂赣边特委担任组织部长。他带领革命武装转战湘赣边界达两个月之久,先后遭到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损失严重,被迫返回岳阳。此时湘鄂赣边特委机关已被破坏,特委书记郭亮被捕牺牲。敌人正四处通缉、搜捕廖如愿等特委领导人。廖如愿在当地无法藏身,更无法开展工作。1928年8月,经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李维汉推荐,廖如愿被派到满洲省委工作。

  与满洲省委接上组织关系后,廖如愿受命担任中共奉天(今沈阳)市委书记。12月初,因中共中央多次催促满洲省委迅速建立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营口转运站,满洲省委又临时派遣廖如愿到营口筹建转运站。当时,中共中央有许多文件、书报需要及时转运到满洲省委。这些文件、书报通常由上海红色海员工会从海上带到营口,再转运到奉天。领受任务后,廖如愿通过时任东北军海军航警处少校的内兄黄韦钦,在营口渔业商船保护局谋得稽查科科员一职,并以此作掩护,开始在营口艰难“垦荒”。廖如愿先为同事傅继方(原为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后又发展另一个同事夏风洲为共青团员,此外还先后发展了其他几名同志入党。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成立了由廖如愿任支部书记的营口党支部。在廖如愿的不懈努力下,营口发行转运站很快建立起来。

  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陈为人被捕,中共中央任命刘少猷、张任光等组成满洲临时省委,刘少猷任书记。1929年1月,临时省委调廖如愿回奉天担任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离开营口后,营口转运站的工作交由夏风洲继续负责。

  1929年5月,刘少猷调回党中央工作。6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接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廖如愿继续担任省委秘书长。7月14日,刘少奇抵达奉天,与满洲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此后,刘少奇和满洲省委其他领导同志时常在廖如愿的住处接头、开会、沟通工作。期间,廖如愿曾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就满洲省委近期的工作情况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8月22日午后,刘少奇与满洲省委常委孟坚在奉天纱厂发动工人开展斗争时被捕。廖如愿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秘书处干事张干民把文件隐藏好,又紧急通知在外地的省委常委任国桢等回奉天商量营救对策。廖如愿通过社会关系,了解到刘少奇、孟坚被捕后坚守党的机密,没有暴露身份,被关押在商埠地三分局普通囚室的情况后,立即通过郭仁民(满洲省委宣传部机关掩护人、地下党员)堂兄郭庆益(南市场警察分局捐务主任)向三分局司法主任疏通,最终把“无故徘徊厂外,非奸即盗”之类的话写进送检的案卷中,转移了当局对“煽动工潮”的注意力。同时又通过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笛尘给三分局司法主任写信转圜。经过廖如愿等同志的积极营救,敌人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得不于9月初将刘少奇、孟坚释放。这次营救的最终成功,是与廖如愿的精心组织安排分不开的。

  1929年底,满洲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开展了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刘少奇和廖如愿等省委领导分头找党内同志谈话,从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陈取消派”的谬论,以解决党内斗争问题。省委对廖如愿工作充分肯定。1930年1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建立省委常委的集体指导……,为应付工作起见,必须以老廖(廖如愿)、老徐参加常委……。”

  1930年春,满洲省委派廖如愿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汇报工作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他调离中共满洲省委,另行安排工作。4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省委书记李子芬、团中央巡视员邱九、团省委书记饶漱石等30多人相继被捕。省委委员王永庆、杨一辰、徐克俊、宋奇、郭隆真等组成临时工作委员会,代行省委职责。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决定派廖如愿立即返回奉天,着手恢复满洲省委工作。回到奉天后,廖如愿于5月2日下午约集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同志在奉天小南边门外草地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省委遭到破坏的教训,稳定同志们的情绪,并讨论恢复省委工作事宜。廖如愿在会上宣布撤销临时工委,成立临时省委,林仲丹(林育英)任书记,廖如愿为秘书长兼管组织工作。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被警察意外发现,到会的廖如愿、郭隆真、王鹤寿、王永庆、潘敬久、宋奇6人全部被捕。由于被捕人员从容应对,敌人并未搞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且未发现任何文件和证据,后又通过疏通关系,被捕人员很快全部获释。获释后,廖如愿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及目前的工作。

  1919年朝鲜“三一”反日爱国运动爆发后,许多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流亡到中国东北,从事爱国独立运动和革命运动。与朝鲜接壤的东满地区逐渐成为朝鲜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中心。满洲省委遵照党的民族政策,作出了有关东满地区党组织建设的决议。1930年6月,廖如愿受命负责组织满洲省委朝鲜民族工作组。廖如愿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与王耿(朝鲜族)、李振民(朝鲜族)等4人,携带省委文件,前往东满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他们每到一地,都单独活动,同当地党组织、党员接上关系,对每个党员进行政治审查,以省委工作组或巡视员的名义,个别吸收新党员。同时,还从各地优秀党员中选拔人员充实到工作组。

  廖如愿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为人机敏灵活。有一次,他在延吉郊外正与游击队长朴衡世(朝鲜族)布置工作时,突然被两名伪满警察盯上。廖如愿灵机一动,装作打架的样子,抓住朴衡世打了他一个耳光。警察质问他们为何打架,廖如愿应声说:“这小子欠我5块钱,一年多了还不还。”警察转头对朴衡世说:“你这个小子,怎么借钱不还?”朴衡世连连说:“我还,我还。”两人因此得以脱险。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满洲韩国农民斗争及韩国同志加入中共组织问题给满洲省委指示信》。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7月17日,廖如愿代表省委审查、批准了一批政治观点明确、符合加入中国共产党条件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吸收一部分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它对朝鲜共产党的发展,对朝鲜的抗日和解放斗争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廖如愿难苦细致的工作和斗争,东满地区的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相继建立了和龙、珲春、延吉等3个县委、2个特支,还吸收了400多人入党,390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并建立起3支游击队,有长短枪40多支,这为后来建立抗联二军、开展游击战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9月20日,廖如愿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向省委提交了《关于巡视东满吉敦路沿线各县的工作报告》。东满地区的各级党团组织和妇女会、青年会、农会、互济会等组织很快建立起来。期间,廖如愿还撰写了《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朝鲜的革命斗争》等理论性小册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罪行,歌颂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10月,廖如愿返回奉天,向满洲省委汇报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建立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派廖如愿担任特委书记。这一时期,东满特委所属党员发展到690多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次日,即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商讨东北沦陷后的对敌斗争策略。廖如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满洲省委发出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宣言所揭示的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抗日立场,使彷徨无助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9月28日,中共东满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要求各县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领导人民投入到抗日爱国斗争中去。东满特委还连续发出了《反对日本占领满洲紧急决议案》《反对日本占领满洲告群众书》等文件,号召各族群众行动起来,开展反日斗争,并因势利导,领导各界群众示威游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拨汉、朝民族关系,分裂民族团结的欺骗宣传。

  9月底,东满特委领导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县农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日地主的秋收斗争,参加斗争的农民达10余万人次。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亲日地主被迫同意仍旧实行“三七”和“四六”的减租协议。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亲日势力,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在秋收斗争的基础上,为度过“粮荒”,东满特委又提出了“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粮,分给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度荒”的口号,发动了春荒斗争。

  1931年10月,由于连续暴动,暴露了身份,满洲省委决定调廖如愿返回奉天,参加满洲省委工作,并担任军委书记,负责士兵委员会和抗日游击队组建工作。11月21日,他和满洲省委机关报《红旗报》负责人杨先泽在街上遭遇日本宪兵临时搜查,因从廖如愿身上搜出了两张《红旗报》而被逮捕。他们被带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经受了灌凉水(加进煤油)、敲骨节、抽皮鞭等各种酷刑。敌人一再逼问他们的住处和同党。廖如愿一口咬定说:“我叫黄云腾,刚从营口来,经过南市场打听一个朋友,然后到大东边门外找一个亲戚……”因查无实据,日本宪兵继续对廖如愿用刑。后来,廖如愿不得已暴露了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奉天赤色救济会一所准备弃用的空房子,然而这所房子却没有最后弃用。日本宪兵搜查时查获了接头点负责人陈德生。廖如愿否认认识陈德生,因此陈德生很快获释出狱。此时与廖如愿同时被捕的杨先泽已叛变自首,供出了廖如愿的住处。日本宪兵在廖如愿的住处逮捕了省委书记张应龙和省委妇女委员凌莎。张应龙叛变自首,供出了省委机关,致使省委宣传部长刘崑(赵毅敏)被捕。中共满洲省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12月31日,新组建的满洲省委通过了开除张应龙、杨先泽、廖如愿党籍的决定。由于对廖如愿被捕后的情况了解不够,处分没有区别对待。廖如愿得知消息后,痛苦万分。他向同牢房的刘崑诉说委屈。刘崑表示,供出救济会接头点是个错误,开除党籍的处理过重应找机会向组织反映请求改正,但这些只能等到出狱后才能解决。翌年2月,廖如愿被奉天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2年6个月。1934年6月,“伪满洲国”特赦政治犯,廖如愿得以提前获释出狱。

  出狱后,廖如愿多次通过狱友刘崑、杨一辰、刘伯刚等人把自己在狱中的情况报告给省委,申辩自己并未出卖党组织和同志,当时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是有些过重的,请求组织上恢复他的党籍,但始终没有结果。失掉了党的关系,廖如愿精神上深感痛苦,他不得不从满洲返回家乡,自谋生计。

  1934年11月,贺龙率领红军转战到溆浦、安化地区时,廖如愿以护送妻子黄令宜回家探亲为名,奔往红军驻地,一心想赶上红军,重新投入革命队伍。当他赶到益阳鸬鹚渡时,才得知红军已经转移,去向不明,只得返回家乡。此后两年间,他在武汉、长沙、安化间多次往返,试图找到党组织,恢复他的组织关系,然而一直未能如愿。

  经过深思熟虑,廖如愿决定在家乡创建游击队,建立起一个革命根据地。按照他的想法,声势搞大了,党就会来领导。1936年下半年,他开始在安化联系一部分经历过大革命洗礼的农民骨干,在卢甲坊、汾溪、梓木等地组织“十人团”。1937年春,他在唐家观开设了名为“大兴”的木炭商店,作为掩护和工作联系点。1938年3月,又在半边山的进出要道岩坡子设立起一家杂货店,作为联系机构与物资供应点,为日后组建抗日游击队、建立武装根据地作准备。9月间,他听闻著名的共产党人徐特立在长沙演讲,便不顾一切赶往长沙,期望能向党组织报告一切,得到党的指示和领导。当他赶到长沙时,正值日军即将进攻长沙,长沙大火,一片混乱,无法打听到徐特立的消息,只好返回。10月间,廖如愿在半边山打出“资江抗日游击队”的旗帜,廖烈光为大队长,廖如愿为政治领导人,共有队员25人。12月,廖如愿在岩坡子召开游击队会议,提出“消灭日寇,抗日到底!”“反对伤兵滋扰!”“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力!”等口号,并提出争取民主权利、贯彻统一战线、统一抗日武装等主张。随后,游击队两次从国民党溃兵手中缴获枪支90多支,很快发展到300多人,200多支枪,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

  1939年1月,驻守湖南的国民党将领薛岳急派霍揆彰所部协同地方保安团和安化团防队合力前来围剿。资江游击队寡不敌众,被敌人各个击破。后来国民党反动武装又对岩坡子、户甲坊一带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破坏,廖如愿家产被没收、庐舍被捣毁。父母、妻子逃亡外县。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当地有名的“半边山事件”。

  “资江抗日游击队”失败后,廖如愿逃到湘乡观音堂煤矿潜伏了4个月。10月,他躲到鄂西兴山、宜都一带,寄居在姑表弟刘汉清处。通过刘汉清的关系,廖如愿在县政府中谋得一个科长职务。1940年10月,他毅然返回安化,经由亲戚疏通,地方当局决定不再追究。此后,由于长期找不到党组织,个人搞武装抗日斗争又屡次失败,廖如愿一度情绪十分痛苦消沉。

  1941年1月,为了维持生计,廖如愿开始经商。他在安化约集亲戚朋友参股,组建“福利庄”商号,自任经理,1942年又邀集一些地主出资参股,扩大了经营范围。1943年,他又组织了华安茶厂,经营茶叶产销业务。1945年,他在汉口组织湘茶堆栈,经营茶叶委托销售业务,获得相当发展。这个时期的廖如愿,正如他自己所言:“在经商期间,精神上是普通劳动者的,但是已经很堕落。经常想跑到解放区去,但念及家庭老小,回忆过去失败惨状,惰性又复发,促使苟安一个时期。”

  1948年冬,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廖如愿重新振作起精神,决心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历尽艰辛,终于通过青年团在汉口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他请求,党组织同意他返回湖南,做分化瓦解敌人、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迎接湖南解放的工作。

  1949年1月,廖如愿回到家乡安化,与中共安化县工委书记熊邵安取得联系。熊邵安派他到资江沿岸组织农民群众,并以“资江王”蒋本支的警察队和各乡零散武装为对象,策动和组织起义。廖如愿接到任务后,充满干劲地展开工作,历经艰难险阻,组织起农民群众3000多人,并最终做通了蒋本支的工作,将蒋本支所部改编为湖南解放总队第三支队二团二营。接着,廖如愿通过艰辛的努力,将安化县五、六、七区各乡零散武装改编为第三营。廖如愿兼任这两营的教导员,县委前后调配10余名政工人员参与帮助工作。不久,又改编溆浦武恩光部为安溆辰(安化、溆浦、辰溪)解放义勇总队,廖如愿担任政委。后因有人叛变,起义最终失败。

  5月湖南解放后,廖如愿前往中共湖南省委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湖南省委组织部要他出具各个时期的证明,因无法找到证明人而未能恢复组织关系。此后,廖如愿长期在中茶中南公司和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刘少奇冤案牵连,廖如愿被列为中央专案有关案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刑逼供下,廖如愿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力证刘少奇在敌人狱中是清白的:“刘(少奇)孟(坚)在警局集中意志,对警局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有听说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他因此被监押4年7个月之久。1972年2月,被解除监押后,廖如愿回到广州原单位。1973年2月5日因病去世。198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为廖如愿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同时充分肯定了他在早年革命活动中为党作出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李曼容)


 

 


作者:张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