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党史网是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主办的党史研究与宣教网站。本网站正在改版升级调试中,部分内容可能无法正常显示,敬请谅解!
当前所在位置:
见证一个历史潜在的内涵———陈独秀与蔡元培之间的情感
 
来源 : 《世纪风采》2009年第1期 2009-04-08 16:42:30 已浏览 : 2179
 
     无论是蔡元培,还是陈独秀,许多人都很熟悉。对于陈独秀,无论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方面,还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方面来讲,他无疑都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对于蔡元培,无论是就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当代历史,把他的名字与今天仍然是年轻人向往的学府———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无疑是为大家所熟悉、且充满崇敬之情的!但是当把陈蔡两人联系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发生在二人之间的事情,恐怕大家就不是都很了解了。一个是晚清进士,一个是晚清秀才,陈蔡两人因为历史际遇而相识,因为互相倾慕而共事,后来则因为政治志向不同,而各奔“前程”。但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政治风浪如何起伏,两人的个人友情却一直保持至死。本文全景式地展现两个近代名人的关系历史,以飨读者。
 
在暗杀团共事
 
    1904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了暗杀团。不久,陈独秀在章士钊的介绍下来上海也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就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是暗杀团的秘密机关。陈独秀一到上海,杨笃生等人便和他进行了一次密谈,决定发展他为暗杀团成员,随后即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暗杀团。对于自己参加暗杀团的过程,陈独秀晚年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作了回忆:“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据蔡元培叙述,参加“暗杀团”还有极严密的入会形式:“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但在10月下旬,华兴会黄兴预谋在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在长沙发动的起义因泄密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再次策划起义。11月19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暗杀团所在地上海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于是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只好暂时躲避起来,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1个多月又返回了芜湖。
    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迫害,陈、蔡各自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从此便告结束。
 
蔡元培力排众议,破格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
 
    分别多年之后,陈蔡二人又由见面并成为上下级同事,共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其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办得很红火,并与汪孟邹等酝酿办一个“大书店”,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而恰在此时,北洋政府正酝酿让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求贤若渴的蔡元培听到陈独秀来京的消息后,当天上午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想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
    但是起初几天,蔡元培没有见到陈独秀。陈独秀为了筹集资金,白天四处活动,晚上回来又要看戏,睡得晚,起床迟。蔡元培为了请到陈独秀,几乎天天来旅馆看陈独秀,有时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如果论资排辈,蔡元培是清朝光绪年间(1892年)的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编修,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位秀才。由此可见蔡元培礼贤下士的风度!陈独秀开始不愿意接受聘请,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把杂志搬到北京来办,这样,陈独秀才答应下来。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月15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却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闻之,态度鲜明地予以了有力的驳斥,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说无真才实学?”一些熟悉陈独秀的北大教师也纷纷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研究有著述,高一涵甚至认为陈独秀在文字学方面功夫不在章太炎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慢慢地堵住了攻击者的嘴。
    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1916年9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年仅27岁的胡适担任了北大教授。
    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核心,则是《新青年》。如果说《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那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就连胡适后来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当年的激烈强劲,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
    后来由于陈独秀改革得罪了一些人,尤其是主编《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思想,遭到了保守势力及军阀政府的嫉恨,在守旧势力的逼迫下,蔡元培最后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独秀“体面”地下了台。陈独秀的职位被解除后,在蔡元培的坚持下,北大保留了他的教授职位。但性格狂傲的陈独秀,岂肯再留,次日便离开了北大。
    对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北大的这段历史,当时的北大讲师梁漱溟后来很客观地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言行不检,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难在北大站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蔡元培大义大勇,三救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不仅是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一起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陈独秀此番在狱中一共关了83天,在社会各界的营救声援下获释。迎接陈独秀出狱的蔡元培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
按警方规定,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不得离京。但1919年底到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陈独秀怕警察找上门来,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1920年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的带篷骡车,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并乘车南下来到上海。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渔阳里2号陈宅楼被捕。10月6日,上海的《申报》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晚上,顾名君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的胡适,胡适打电话给蔡元培,请他向法国使馆交涉。蔡元培和胡适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7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陈独秀回家后,写了启事,刊登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上。邵力子对于巡捕无故抓人也很反感。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罚100大洋了案。
    1922年8月9日上午,陈独秀又在上海家中被逮捕,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3日夜里,李大钊打电话给胡适:“听说独秀开庭,公堂不准交保。”胡适请蔡元培和法国领事谈一下。由于陈独秀没有钱交付诉讼费,于是由蔡元培牵头9月24日在《晨报》上朋友们联合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才解决了这一困难。次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这一次被捕与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后被立即引渡给国民政府,将依据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
    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147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量成立民权保障同盟问题,并商议如何营救陈独秀。蔡元培对杨杏佛说:“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并建议“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最后在电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共8人。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顺水人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1933年4月,陈独秀被判刑13年。汪孟邹为接济陈独秀,拟重印《独秀文存》,找到蔡元培,请他写《前言》。蔡元培在北京聘陈独秀到北大,汪孟邹也在场。蔡元培欣然应允,说:“我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责任心。”陈独秀在狱中听说蔡肯为《独秀文存》写前言,很感动,说:“在大节上,蔡先生是能坚持真理的。”
    1937年8月,因抗战爆发,陈独秀提前出狱,9月去武汉。此时蔡元培在上海,11月27日,在上海沦陷半个月后,他避往香港。
 
陈痛失老友 悼文动情
 
    1940年3月5日,74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
    当时陈独秀避住在偏远的江津黄荆街83号。3月中旬的一天,何之瑜来访,何一进门就问:“先生近来可好些?”“好些。”陈独秀答。何之瑜曾是北大学生,现在江津第九中学教书,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
   “蔡先生去世,先生听说了?”
   “听说了。”
   “有空望先生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何之瑜说。这不是他个人意见,是北大同学们的意见,说着将一封信递给陈独秀。
   “我在金陵狱中,时常受到蔡先生照顾,今蔡先生先我而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矣。”陈独秀说话时十分伤感,看完北大同学的信,他答应尽快作一篇纪念文章。
    何之瑜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夫人潘兰珍问他为什么难过,陈独秀十分动情地告诉她:“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因为是约稿,陈独秀在写了蔡先生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美德后,用大段文字讲了蔡先生、适之及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这篇悼文没有如北大同学信中所说,刊在公祭蔡先生的特刊上,而是刊在当年3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全文不长,只有两千来字,题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陈独秀在重庆刚看过病,估计自己不久于人世 ,文中用了“后死的我”四个字。两年后,陈独秀果然病逝。
    蔡元培虽与陈独秀有政治歧异,却极为欣赏陈独秀的个人风范和奋斗精神,他评价道:陈独秀“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而令他“最不能忘的”是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
    同样陈独秀也高度评价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称道蔡元培人格高尚,“从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陈独秀和蔡元培的关系不仅仅是两个友人之间单纯的情感,更是两种人格和人生的结合;他们之间的关系见证了一个历史潜在的内涵,值得后人去回味和思考。
作者:祝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