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7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正确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从此，全国各地群雄奋起，爆发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到1930年春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不仅标示着土地革命战争的蓬勃兴起，而且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特征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中，曾经被毛泽东誉为“李文林式”的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全国最早创建的红色割据之一，也是同时期坚持最久并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革命阵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但是，自从1932年李文林在苏区“肃反”中被错杀后，李文林及其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事迹不再见之史册。好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以后，李文林获平反昭雪，这就很有必要也有可能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李文林其人

李文林，原名周郁文，1900年出生，江西省吉水县人。早年在南昌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返回家乡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1928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兼秘书长，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任团长兼党代表。1929年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政治委员，创建了以东固、延福、桥头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后，历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中共党团书记及秘书长、红军学校校长、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对创建中共赣西南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5月30日，李文林被当作反革命的“AB团”代表人物错杀。其原因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分析的：“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在复杂的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通供信’的手段，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

位于赣西南吉安县境内的东固山革命根据地，与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里离吉安县城120多里，处在吉安、永新、泰和、永丰、兴国五县交界的边境，四周层峦叠嶂，山间盆地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地势十分险要，是易守难攻、便于割据的好地方。在1927年9月至1930年2月间，该根据地由当地共产党人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段起凤等人创建，后期由李文林、曾山等人领导。从1930年3月起发展成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后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东固就建立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禁止赌博等革命活动，并且有一批在吉安上学的进步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火种。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内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新右派，相继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镇   压工农运动，导致“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由蓬勃兴起转为失败。

面对形势的急剧逆转，原来在吉安县城开展革命活动的一批共产党人，如赖经邦（县教育局巡学员）、曾炳春（县工会秘书长）、高克念（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等纷纷潜回家乡，继续坚持革命斗争。9月下旬，根据上级党委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的指示精神，赖经邦在东固坳上秘密召集曾炳春、高克念、刘经化、段蔚林、汪安国等12名党员开会，着重讨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重建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决定成立中共东龙（东固和南龙）支部，选举赖经邦任书记；建立东龙游击队，有枪30多支，以赖经邦为队长。同时决定坚决贯彻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暴动的总方针，立即做好准备工作。会后，赖经邦利用亲戚关系，很快争取到了永丰县芹菜坑“三点会”绿林武装段月泉（即段起凤），率领所部30余人、14支枪参加游击队，并担任副队长。“坳上会议”及争取“三点会”加入东龙游击队，实际上成了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11月12日，赖经邦、段月泉率领东龙游击队60余名队员和农民协会骨干100多人，向邻近的吉安县富田区发动出击，捉拿大土豪王初曦，缴获长枪6支、子弹数十发，并没收粮食、衣物等浮财分给当地贫苦群众。11月下旬，赖经邦等率领暴动队伍返回东固，附近的几支绿林武装纷纷前来投奔游击队。1928年2月，根据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东龙游击队与永（丰）吉（水）游击队合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吴江任纵队长（后为段月泉），赖经邦任党代表（后为詹天龙、曾炳春），纵队达百余人，拥有80多支枪，使东固的红色割据有了一支坚强可靠的武装力量。接着，又成立了中共东龙区委，领导第七纵队以养军山为中心，积极向外开展游击战争，并与吉安县北部迎福地区的第九纵队（队长为李育春）南北呼应，互相配合打击反动势力，使武装力量和红色区域都有了扩展，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也是赣西南地区最早开始的武装割据。

同年9月，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五县会剿”后，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和便于统一指挥，在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兼秘书长李文林主持下，第七、九两个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由李文林任团长兼党代表，段月泉任副团长，全团达300多人，枪160多支，使东固为中心的红色割据进入了新的阶段。

1929年2月初，红二团又帮助当地群众武装组成红十五、十六两个纵队，并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李文林、李骏主持下将上述两个纵队组建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由段月泉任团长，金万邦任党代表，全团共400余人、300多条枪。从此，以东固、桥头为中心约200里的范围内，红二、四团联手战斗，成为赣西南武装斗争的主力军，共有兵力1200多人、枪800多支，有力地巩固和扩展了东固革命根据地。1930年开始融入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苏区的版图，一直延续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一共坚持达7年之久。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

独创性特点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在给林彪（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的信中，将东固革命根据地称为“李文林式”，把它与“朱德毛泽东式”的井冈山根据地、“贺龙式”的湘鄂边根据地、“方志敏式”的赣东北根据地并列，誉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四种模式。其原因在于，以李文林为主要领导的东固根据地，除了在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等方面，与其他三种模式具有共同的基本内涵外，在怎样进行红色割据的方式上又有行之有效的不同之处。

（一）不动声色地实行党组织和政权隐蔽的割据形式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最大特点是，在暴动取得胜利后，党的组织仍然处于秘密状态，对外以“红色曙光社”名义开展活动；也不建立公开的革命政权，而是广泛成立农民协会，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由农会行使政权职能。这种秘密割据的形式，有意模糊与周围白区的界限，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确实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

这种“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曾经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在致湘边界特委的信中，通过对井冈山与东固两种割据的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东固的经验。他明确表示：“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势（式）和武装的组织大讨论，依照两年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的方法推翻的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他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及其周围的教训，坦率地承认由于公开割据连续遭到敌人的“会剿”，以致“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州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城市的经济基础一起毁败完了。”接着又感慨地说：“这番我们到了东固则是另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与白区相连的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也是照常的，（湘赣）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来了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组织而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

正是由于东固革命根据地具有上述特点和优点，所以能够秘密割据一年多时间，直到1929年7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到东固会师后，壮大了革命力量，割据形式才由秘密转为公开，并相继成立了东固革命委员会和东固苏维埃政府。

（二）因地制宜地从争取绿林武装和策反敌军中壮大革命力量

东固武装割据的另一个特点是，并非依靠从外地进驻的正规部队经暴动胜利后实现的，而是在赖经邦等领导当地农民组建的东龙游击队为基础，并争取和改造“三点会”绿林武装发展壮大的。赖经邦既有政治头脑又懂军事谋略，他在担任东龙党支部书记后，对出没于吉安、兴国一带的“三点会”作了全面分析，认为这支由穷苦人组成的绿林武装有可能引上正确轨道，于是利用自己与“三点会”首领段月泉的亲戚关系，对他晓以大义，说服他率领30多人、携枪14支，以兴国娱蚣山来到东固参加革命。段月泉历任东龙游击队副队长、红二团副团长、红四团团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在段月泉正义行动的影响下，东固山附近的曾金山、孙道发、梁仁杰等绿林武装，也纷纷前来投身革命。1928年9月，又将活动于吉水县白沙、冠山一带以抢劫为生的何金山部100多人争取过来，由中共赣西南特委统一改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八纵队。

东固革命根据地还十分注意做好对敌军的分化瓦解工作。1929年11月，又将驻吉安、新干一带的国民党第二十师杨木易的骑兵连争取过来。尤其可喜的是，争取了吉安县靖卫大队队长罗炳辉率部起义。罗炳辉家庭贫苦，1916年加入滇军，参加过讨伐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之战和北伐战争。他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奉行反共反人民政策不满，曾擅自释放过十几个红军人员，并每人发给一块银元作路费。中共赣西特委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29年7月特派要员以同乡关系和他接触，启发他投身工农革命。罗表示同意，并要求加入共产党，不久经特委常委刘士奇、省委军委书记蔡升熙介绍，秘密吸收入党。11月8日，由于共青团赣西特委书记肖某被捕叛变，导致赣西省的组织遭到破坏，罗炳辉的身份也被怀疑。11月11日，罗炳辉截获吉安豪绅地主唆使靖卫大队第三中队哗变的密信；14日晚，又发现二中队副队长邓世斌借查岗之机，从驻地潜逃吉安。在这情况十分危急之时，罗炳辉当机立断，于15日凌晨4时紧急集合吉安县“八乡联防靖卫大队”宣布起义，开向东固红军驻地。当他带领180多人和130多条枪起义成功后，刘士奇、蔡升熙、曾山等干部在东固新墟街口迎接，随即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团，由罗炳辉任团长。这次“靖卫大队”的起义，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很大的震动，有力地巩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并对赣西各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机动灵活地实行“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个特点是，虽然也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五县“会剿”，但李文林等领导的红二团和红四团，绝不同敌人死打硬拼，而是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实行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在整个赣西南广大农村与敌人打圈子，神出鬼没地忽隐忽现，从而做到打击敌人稳准狠，敌人打它难寻找。

早在东龙游击队成立之初，就以东固为依托，不断流动游击于附近的兴国、吉安、吉水、泰和、宁都等地，出其不意地打击周围的土豪劣绅和“靖卫团”据点。到1928年春，以东固圩为中心，在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已形成割据。随着战斗力的增强，又西渡赣江，向分宜、安福、新余、峡江等地扩大游击范围。红二团成立不久，集结在吉安的国民党军队就对它发动进攻。李文林等人决定避其锋芒，率领红二团主力东渡赣江，先后攻占乐安、兴国县城，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会剿”，而且不断流动游击于吉水、永兴、兴国、于都、泰和等县，使这些地方都建立起了小块的红色区域，成为赣西南地区群众斗争最红火的地方。

对于李文林等人的这种游击战术，毛泽东在1929年4月13日给湘赣特委的信中也作了充分肯定：在东固，“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25支手枪起手（家）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团队，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组织。”正是这种“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充分发挥了扬长补短、避强击弱的特长，从而使得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不断向四周扩展，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既为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屏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经提到：“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

（四）卓有成效地开展保证给养的根据地建设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处于敌人分割包围下的小块革命根据地，如果不能自行解决军需民用问题，就很难长久坚持下去。东固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坚持7年并不断扩展，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首先是在土地问题上，没有受到“左” 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当时中央制定的政策是没收和平分一切土地，剥夺中农和中小商人，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对此，东固党组织没有机械执行，而是注意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红色区域尚未巩固之前，在土地问题上实行暂缓平分与满足农民要求相结合的政策，对剥削阶级分子除十恶不赦者实行严惩外，一般中小地主和富农不予触动，对自耕农的土地给予保护，同时废除苛捐杂税，打击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阻止谷物出境，从而避免因政策失误而引起经济破坏，保证了粮食生产的正常进行，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其二，十分重视开发利用当时的自然资源，办起了小铁矿、瓷土矿、锅炉厂、农具修理厂、熬硝厂、油墨蜡纸厂等小型工矿企业，以及军械修理厂和小型兵工厂，能够打造大刀、梭镖等冷兵器，也会制造土枪、土炮和火药等热兵器，从而既发展了生产，又充实了红二、四团武器装备。其三，在商业金融方面还创造了根据地建设的许多“第一”。1928年10月，由红二团资助4000银元，党团员带头集资，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并发行苏区最早的纸币。1929年秋成立了“东固平民消费合作总社”，下设东固、南龙两个分社，除销售生活日用品外，还经营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负责收购山货，保持正常的圩市贸易，并秘密采购白区商品，从而在根据地内部搞活了经济，为打破敌人的封锁作出了贡献。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文教卫生建设也很有成效。1928年9月，中共东固区委成立不久，就创办了第一所平民学校，最后遍及各乡，统称“列宁小学”，实行免费教育，使适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还印发《工农读本》、《劳动读本》，开展成人扫盲教育。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的革命文艺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另一方面，提倡婚姻自由，严禁打骂妇女和虐待童养媳，以及禁止吸鸦片、赌博和偷窃，使社会风尚有了明显改善。1928年10月，还创办了第一所正式的红军医院“东固山红军医院”，后改为赣西第一后方医院，并在东固开办了药材部，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看病难的问题。

东固革命根据地重视经济文化建设的业绩，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巡视员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如实的描述：在东固苏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讲，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他还赞赏说：这里已经做到了“没有一个窃盗乞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游民”。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

历史地位

“李文林式”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不仅极大地鼓舞了邻近各县的革命者，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烈火迅速燃遍赣西南的广阔农村，而且中共江西省委也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和斗争经验，使其成为赣西南地区培训革命骨干力量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对接应红四军转危为安，得以出击赣南闽西和创建中央苏区，以及促使毛泽东完善“工农武装割据”的决策和理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为红四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提供了休整补给的“加油站”和新基地

正当李文林等领导红二、四团和东固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刻，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在困境中寻找生路来到了东固。事情的原委是，1928年夏秋，红四军所在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总面积达到7200平方公里，早已成为敌人的眼中钉。当年12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以3万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形成包围圈。这时，红军兵力不足6000人，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军需物资也很匮乏。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朱德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除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员以外，中共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以及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后上井冈山的红五军军委，均派负责人参加。会议认为井冈山根据地既无力死守，又不能放弃，遂决定仿效古代“围魏救赵”的策略，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和粉碎军事“会剿”相结合，准备袭击赣州或吉安，迫使湘赣两省敌军分兵回援，以达到解除井冈山之围的目的。之所以选择赣南作为出击方向，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从客观条件看，这里敌人难以积聚；而且由外省派来的驻敌，地形人情均不熟悉，战斗力不强。从主观条件看，去赣南山区路近，当地物产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而且吉安东固一带有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第二、四团在活动，可以相互配合和策应；中共中央在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亦有向湘赣或湘粤边界发展的指示。基于以上全面分析，于是决定以红五军为主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这种“围魏救赵”的决策，是切合时宜的积极措施。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一下井冈山，敌人很快探知消息。国民党湘赣“会剿”代总指挥何键不甘心红四军跳出了他精心布置的包围圈，急忙从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共4个旅，前往遂川的大汾、左安等地进行堵截；同时又命令赣南守军刘士毅部负责尾追，力图全歼这一支红军。这种军事新格局表明，由于红四军主力向外线出击，一下子就牵动了“会剿”军的一半兵力，大大减轻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压力。

但是，正值隆冬季节，红军缺衣少粮，也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红四军为了避免同敌人硬拼，只好以每日40多公里的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峰山区。由于情报不灵和敌众我寡，在大余东北部与敌李文彬部仓促应战，伤亡很大。红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重伤后牺牲，独立营营长张威战死。2月初的一天，红四军在寻乌项山圳下村宿营，凌晨又遭到敌刘士毅部偷袭，军部被围困，与红三十一团、二十八团一度失去联系。在这次战斗中，习惯于夜间办公的毛泽东，从睡梦中惊醒后即提枪带领警卫战士冲出包围。军长朱德则率领警卫班11名战士后卫，亲自手握机关枪与敌人战斗，且战且退十几里后，和仅存的3名战士插进一条侧路，才得以与大队会合。而他的妻子伍若兰（红四军妇运科科长）为掩护部队转移，不幸腿部负伤落入敌手（2月12日在赣州英勇就义）。陈毅（政治部主任）在军部驻地被敌兵抓住，他机智地把身上披着的大衣朝后一掀，正好罩住敌兵的脑袋，才乘机脱险。当天晚上，几位主要领导人在罗福峰重新会合。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报，知敌刘士毅部正在向这里包围。前委随即决定向北朝瑞金转移。

2月10日，几乎弹尽援绝的红四军余部，利用瑞金以北大柏地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引诱敌军进入，用石块、枪托和树根同敌人顽强搏斗，终于全歼来犯之敌，俘敌正、副团长在内的800余人，缴获步枪800多支和机枪6挺，这才扭转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被动局面。可是，大柏地并非红军割据地，当地群众几乎都转移到深山老林，以致打了胜仗的部队，却难以补充粮食、被服，伤病员更无法安置。为了摆脱这种严重困境，前委会议重新决定，“为安置伤病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也就是与红二团联系，先在那里找个安身之地，以便再找机会西渡赣江，打回井冈山。

之所以想到去东固，这是因为早在1928年，中共吉安县委就沟通了井冈山与东固两块根据地的联系，当年2月、6月和10月，东固根据地和红二、四团曾三次派刘岱送信到井冈山，毛泽东也写了回函。因此，大柏山战斗后，红四军于2月13日乘机占领宁都县城后，毛泽东就写信托当地党组织给红二团送去，并且率领红四军于2月16日到达永丰县的龙冈。

这时，李文林在率领红二团击败“五县联防”靖卫团后，为避开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团进攻的锋芒，主动离开东固，采取“打圈子”的游击战术，转战瑞金、于都、兴国，于2月初到达兴国县的莲塘，在赣南与红军第十五、十六纵队会师，并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将这两个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第四独立团。在莲塘，李文林收到了宁都党组织送来的毛泽东关于“调队会师东固”的亲笔信，即刻带领红二团一个连赶往永丰县龙冈迎接，红二、四团主力也连夜从兴国返回东固，准备与红四军会师。

2月17日，李文林翻山越岭，亲自引领红四军从龙冈到达东固南龙中心区宿营。18日上午，红四军在南龙河畔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了纪律，下午移师东固圩，东固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刘经化、高克念等都到红四军指挥部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共同商议了会师事宜。22日下午，红四军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在东固螺坑河坝上举行盛大的会师大会，两军领导人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激动地说：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与井冈山终于联系起来了，最终要连接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他还称赞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朱德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叫打倒“朱毛”，可是，不仅没有打倒，反而朱毛红军越打越多，今天你们又变成“朱毛”了。会后，红四军向红二、四团赠送了2挺机枪和1门迫击炮；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2000银元和5担子弹；东固人民也抬着整猪、挑着粮食和棉花来慰问红四军，充分体现了相互支援、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见此情景，陈毅激动不已，即兴赋诗云：“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井冈山，会师天下壮。”此后，赣西南根据地即有“朱毛李段”的称呼。

东固会师，使艰苦转战一个月后的红四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休整补给的落脚点和“加油站”。由于红二、四团和东固根据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援，红四军得到了休息整顿和补充给养的有利条件，指战员们脱下衣服煮了跳蚤，洗了澡，理了发，300多名伤病员还被安置到红军医院治疗，从而消除了连续作战的疲劳，恢复了生机勃勃的战斗精神。红四军前委也与赣西特委取得了联系。

另一方面，东固会师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红二、四团和地方干部参加的骨干会议，并在报告中详细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阐明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及斗争策略，使大家受到了深刻教育和很大鼓舞。此外，毛泽东还听取了东固地方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的详细汇报，对土地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红四军前委还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陈东日等一批干部，加强东固根据地的领导力量。

（二）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决策的演变提供了新启示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采取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并且讨论了在白色恐怖包围下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和意义，其基本观点是主张建立固定的根据地，而不赞成远出打游击。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种割据方式在一段时间里确实达到了有利于弱小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从地理环境看，处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固然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然而位于武汉、长沙、南昌之间，距大城市较近，敌人可以利用周边的南浔铁路、株萍铁路、粤汉铁路迅速集中兵力，而且井冈山根据地处在赣江和湘江之间的狭长地带，北边还有长江阻隔，红军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从经济条件看，井冈山地区居民不足两千，年产粮食不满万担，自“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以及彭德怀率红五军也来到井冈山后，军队人数剧增，吃饭穿衣的需求也随之大增，以致“兵多水少”的矛盾就更难解决。因此，1928年2月17日，当中共江西省委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曾明确提出“从赣西南发展到湖南是很重要的”。6月16日，毛泽东以湘赣边特委名义向湘赣两省委写信并转中央，报告此间在军事部署上，对比较强的湘敌取守势，对比较弱的赣敌取攻势。

1929年1月，在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形势下，红四军主力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下山向赣南出击，并未改变固定割据区域的指导思想，开展大范围游击战争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可是，形势的变化打破了这种“如意算盘”。红四军在东固休整期间，2月25日得知井冈山已经失守，红五军及红四军留下的三十二团突围向赣南转移。这种新情况表明，原定“围魏救赵”的计划已无必要。同时，一直尾追红四军的赣敌李文彬部3个团正以包围之势逼近东固，吉安驻军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攻击之势。前委认为，东固地形民情虽好，但红四军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红二、四团也没有与大股敌军交火的经验，均不宜在此与敌人大战。

既然东固也难以固守，红四军下一步应该向何处寻求发展呢？恰好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又爆发新军阀混战，先是桂系军阀制造“长沙事变”，赶走了蒋系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蒋介石乃下令讨伐桂系。蒋桂双方忙于战备，原先“追剿”红四军的赣敌第二十一旅和三十五旅奉命放弃尾追；盘踞在长汀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也只是派1个团在长汀城南长岭寨设防，而以另一个团向长汀四都进攻，企图阻拦红四军进军闽西。这就表明，敌军已不可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红军上。另一方面，共产党在闽西地区有较好的基础，张鼎丞、邓子恢已经组织起工农武装，建立了小块游击根据地，相反，国民党在这一带没有嫡系部队，兵力较弱，便于红军乘虚发展。于是，红四军前委经过周密的研究，决定放弃原定“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借鉴东固根据地的新经验，采取在大范围内变动不居的游击政策，即用打圈子政策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同时指示红二、四团也撤离东固，到兴国、于都等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抓住“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有利时机，向闽西的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打游击。3月11日，红四军进入长汀县境内，在四都镇击溃敌郭凤鸣旅1个团。14日，又在攻打长岭寨战斗中歼敌2000余人，缴获枪500多支，还击毙了旅长郭凤鸣，乘机占领长汀县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割据地的序幕。随后，又依照东固根据地秘密割据的经验，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人数比原来增加2倍，同时还秘密建立20多个农民协会，以及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为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当前形势并明确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后，毛泽东即向福建省委和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且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4月14日，毛泽东在于都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湘赣边特委的信中，根据自己对东固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深刻感受，进一步阐明：“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公开割据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界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龙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红四军在赣南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转战，至5月中旬，先后攻占兴国、宁都两县城，歼敌数百，, 接着即在, 兴国、宁都、于都等县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5月中旬，红四军又乘闽敌入粤参加军阀混战之机，立即离开赣南再度入闽，配合当地党组织和地方红军，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从上述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和毛泽东的理论观点来看，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毛泽东对井冈山时期及下山后艰苦曲折斗争历程反思的结果，更是东固根据地的成功经验使他拓宽了视野和思路，从而既丰富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又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决策构想，实行了一系列符合斗争实际的新方针，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更大范围内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战斗力也日益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不仅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准备，而且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孕育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萌芽。

由此可见，从井冈山时期实行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到东固会师后改用在广阔范围内反复转圈子的游击战略，把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赣南闽西地区，其中借鉴东固根据地的经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因此，东固会师确实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曾多次谈到一生中忘不了的3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延安。在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一个星期的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责任编辑：艾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