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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抗日战争时期何思源反制人质事件始末
来源 : 《世纪风采》2010年第3期 08:46:59
文 · 鲁  南
 
    1896年,何思源出生于菏泽一个历代书香的官宦之家。担任过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北平市市长等职。抗战时期,何思源积极主张抗日。日军为了逼其就范,公然“绑架”他的亲属。但他们没想到何思源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巧妙地予以“反制”。最终,日军精心策划的这起“绑架事件”以何思源的亲属平安抵达天津而告终。
 
何思源全家合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思源本可随国民党政府撤到大后方,但他激于爱国热情留在了山东坚持抗战。1938年春何思源以山东教育厅长兼鲁北行署主任的身份,奔赴鲁北敌后进行抗日。 何思源到鲁北后收编、整训了一些地方部队,建立起秘密通讯网络,注意收集情报,多次挫败了日军的“扫荡”。
    日本人对何思源恨之入骨,时时刻刻想抓住他,以此瓦解鲁北的抗日武装。但每次遇险何思源总能在山东人民的保护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狡猾的日本人抓不住何思源,便把目光放在了他的亲属身上,企图以何思源的亲属为人质逼其就范。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女士是法国人,毕业于巴黎大学人文专业。何思源早年在巴黎大学求学时与她相知相恋。1928年何宜文来到中国与何思源结婚,并加入了中国籍。何思源在鲁北敌后抗日时,由于日寇经常扫荡,形势复杂,环境恶劣,何宜文母子无法随军行动。何思源只能就近把她们送往天津英租界居住。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乘机占领了天津英租界。何宜文为了安全,搬进了意大利租界。此事被一名当了汉奸的何思源旧部下探知后,向天津日军宪兵队告了密。12月31日上午,意大利租界巡捕将何宜文母子传唤到意租界工部局,并把他们引渡给日本宪兵。
    这一下,日军如获至宝,立即向何思源展开攻势。日军强迫何宜文母子与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爱男合影,并把照片放大,随同一封劝降信派邮差送给何思源。同时,他们从飞机上撒下传单,扬言如果何投降,南京汪伪政府的部长和山东伪省长任其选择,否则就将其亲属杀掉。日军甚至还叫嚣着,要派兵包围何思源驻地,并把何宜文母子置于日军之前,如果何思源抵抗,将先打死他的妻子儿女。
    何思源得知妻子儿女被捕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但他深知:如何对待此事,不仅关系自己一生名节,而且关系到抗日救国、民族复兴的大业,自己决不能向敌人示弱。为了以防万一,同时激励下属,他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留给夫人何宜文,另一封给鲁北抗日武装的将领,表达了誓死不降、忠心报国的决心。
 
何思源夫妇
 
    何思源写完遗嘱后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冷静地思考了一昼夜,认真分析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此事虽是日军所为,但意大利当局纵容日军在自己的租界内公开抓人,可以说意大利也参与了此事,而宜文原是法国人,法国政府应该不会袖手旁观。这样,此事就不只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而是牵扯了中、日、法、意四国的一桩国际事件。况且国际公法规定禁止把妇女、儿童充当人质。此事如果闹大,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国际纠纷,那么日本人将不得不有所顾忌,也就不会轻意对何宜文母子下毒手。
    事不宜迟,何思源迅速采取了三项有针对性的措施:一,电告重庆,要求中央政府对意大利提出严正交涉,抗议意大利政府为虎作伥,把自己租界地里的居民引渡给别的国家,并要求准许他把鲁北地区意大利教士和修女进行扣押,作为“反人质”;二,命令部属把周围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的意大利传教士七十多人全部集中在一起,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软禁起来,等待事态发展,再做处置;三,选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各地活动,向报馆、教会、团体、学校、慈善机构及各国领事揭露此事,广造舆论。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法,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并向他们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了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若不正当解决,他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日军杀他一名亲属,他就杀死十名意大利人进行报复,一切后果由意大利政府负责。
    不久,何思源采取的措施就有了回应。重庆国民党政府很快回电说:中央政府已让王宠惠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当局提出交涉。王宠惠曾分别与意大利及法国人士磋商,拟由意大利把人要出,交给法国,通过安南(越南)送还中国。复电对何思源要求扣押意大利传教士的请求未作明确答复,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派往天津、北平、南京等地的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送来消息:此事在社会上已经广泛传播,各方对日军此举都进行了谴责,甚至连南京汪伪政府的某些重要人物也认为日军搞的这一手很不高明。
    意大利当局了解事件发展态势后也颇为着急。在此以前,曾有意大利传教士四人在鲁北被游击队扣留,天津意大利教会托何宜文营救得以释放。现在意大利租界当局竟伙同日军逮捕了何宜文母子,而且在鲁北传教的意大利教士和修女七十多人又被何思源扣押,因此教会方面对租界当局相当不满,不断对其施压,极力促成此事的和平解决。鉴于各方的压力,意大利大使专门找日军驻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进行交涉。由于日本和意大利在二战中属“同一条战壕”的“战友”, 冈村宁次当然不愿也不敢因为这件事惹恼了意大利人,便一再承诺一定会保证何宜文母子的安全,并在适当时候释放他们。
    何宜文母子被捕后关押在惠民县的一个日本人家中,由伪军看守 。在鲁北抗战期间,何思源一直很注重分化、瓦解伪军,许多伪军包括一些上层军官都与何思源部暗中来往。同时,何思源也派人打入敌伪内部,一方面做其他伪军的工作,一方面收集情报。当时负责看守何宜文母子的伪军头目姓丁,就是深受何思源影响的一个人。他一边在暗中尽力照顾何宜文母子,一边将何宜文母子的具体关押地点辗转告诉了何思源。何思源还派老勤务兵张宪武打入伪军内部,扮作伪军照顾何宜文母子。何思源为了安慰妻子,坚定她的信心,经常用法文写成密信通过张宪武转交给何宜文。在何思源的鼓励下,何宜文更加坚强,经常与日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日军几次要她写信劝何思源投降,都被她严词拒绝。
    一方面苦于精心策划的这起“人质事件”毫无进展,一方面又要面对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最终,冈村宁次不得不下令给驻山东省的日军司令土桥,限令土桥在1942年1月26日以前把何思源家属安全送回天津。
    土桥不肯轻易罢手,他决定再派人去和何思源进行谈判,做最后的劝降。日军担心何思源会斩杀日本人,便派了一个做翻译的朝鲜人前去谈判。经过交涉,何思源答复愿意接见这名朝鲜翻译。1942年1月12日,在五区专员刘景良和惠民县长李紫衡周密安排下,何思源带领五十多名骑兵,分三路来到谈判地点。谈判地点设在惠民县城南三十里地的一个村庄,何思源一到谈判地点,不等那个朝鲜人说话,就先发制人,很坦然地说:“朝鲜人也是受日本压迫的,你应当和我站在一起抗日。” “我们与日本之间只有战争,无其他话可说。至于我的家属已陷日本人之手,生杀在于日本人。但他们杀我一人,我必杀十个意大利人相报复。日本人以为要挟可以使我屈服,他们完全看错了……”何思源的凛然正气震慑了那个朝鲜人,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日本人仍不死心,又设计诱捕何思源。他们让日军驻鲁北旅团长松井写了一封信给何思源,信中内容先是对何思源的坚贞不屈表示赞扬和敬佩,继而诡称:决定于14日把何夫人及子女送济南转回天津,路经鲁北清河镇,希望何思源到该地与夫人、子女见一面,庶可不负何夫人此行云云。何思源看到信后,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几天后,何思源在日伪中的情报人员又送来紧急情报,说是日军已探明何思源驻地,并调集重兵企图对何思源所部包围。何思源接到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晚上由内线安排与何宜文秘密见了一面,随后迅速撤离,将部队转移到外线,日军的阴谋诡计再次失败。
 
何思源、傅斯年(左)、傅孟博(中)于中山大学留影
 
    日军见种种阴谋都没有得逞,而1月26日的期限又已到,只得把何宜文母子一起送走,到济南时他们又想利用何宜文母子来欺骗一下舆论,日军授意让伪山东教育厅厅长朱经古出面请何宜文母子吃了一顿饭,并按事先安排由朱陪同何宜文去见日军司令土桥。见面后土桥先是假惺惺地进行慰问,最后要何宜文在济南发表广播讲话,承认自己是自愿在日本人协助下来山东寻夫,因没有寻到,现在要返回天津,感谢日本皇军的照顾。何宜文深明大义,洞察其奸,拒绝了土桥等人的一再纠缠,她说:“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不会广播,如果一定要我讲,我只能照实说,不会说瞎话。”土桥等人黔驴技穷,只好安排专人把何宜文母子安全护送回天津。
    日本人本想利用何宜文母子作为人质逼迫何思源投降,没想到何思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人不但没能如愿,反而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最终,这起“绑架人质事件”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不得不草草收场。
 
(责任编辑:朱梅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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