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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心腹康泽的跌宕人生
文 · 孟昭庚
来源 : 《世纪风采》2010年第5期 2010-05-24 09:33:30 已浏览 : 2122
 
 
 
    康泽,蒋介石的心腹爪牙,1904年农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今来凤乡)山坳里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家。以屠猪为业的父亲康历全,依照康氏族谱给他取名代宾。代宾7岁那年,父亲因病丢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亲康何氏常年手工纺织来维持艰辛的生活。
    康代宾8岁开始在双龙铺村塾上学。两年后,母亲送他到圣泉寺通贤场小学读书,吃住在大姑母吴康氏家。学校有一位叫罗用之的老师,对康代宾发愤攻读颇为赏识,常常给他鼓励和帮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继续升学。其母为减轻自己的劳动,给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年纪虽不大,但却非常贤惠勤俭,一心一意帮助康母操持家务,让康代宾在外安心读书。
    1919年,康代宾15岁,从通贤场小学转到安岳县城县高等小学读书,翌年考入安岳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康代宾学习成绩连年皆名列前茅,同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代宾中学毕业时,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岛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便跃跃欲试,想去投考。
    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的帮助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下,康代宾远赴广州,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因他对当年曾拼着一死去刺杀满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年轻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十分景仰,便在入学后效法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改名兆名,号泽。以后,以号代名,遂以“康泽”之名闻名于世。从此,康泽讲话的举止、动作、辞令一概模仿汪精卫。康泽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在各种场合讲话从不带讲稿,而且词句简练,有条不紊,经长期模仿,还真有点汪精卫的风度和派头。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学习勤奋,性格刚强,态度朴实。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区农民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不贪玩乐,甚至节假日也不外出游逛。有个星期日,康泽独自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转头一看,见是校长蒋介石在教官陪同下进了教室。康泽赶忙放下笔起身作立正姿势。蒋介石径直来到他的身边,翻阅了他的笔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不休息?”教官介绍道:“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介石频频点头,叫他坐下。从此,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毕业后,经蒋介石推荐,康泽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谷正钢、谷正鼎为同期同学。他们气味相投,欲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在中山大学就读的有三四百名中国国民党党员,就想拉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于是,大家推举贺衷寒领衔,康泽助之,以留法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因遭到校方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闹腾了一阵子便流产了。
 
 
    1927年10月,康泽由莫斯科学成归国,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后改任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在反共、反革命战争中显示出出众的宣传才华,赢得蒋介石特别信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震撼了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核心。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宝座上的蒋介石终日惶惶不安,苦心焦思。然而,他考虑的不是怎样组织军队和民众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新花样,去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为此,蒋介石在南京他的官邸召集康泽、贺衷寒、桂永清、郑介民、戴笠、邓文仪等10余名心腹开会,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就好了。”
    会后,中国的所谓“格柏乌”便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组织起来。贺衷寒负责起草章程,康泽负责起草纪律条例。关于组织的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结果,蒋介石选用了“复兴社”,并写了“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作为“复兴社”的政治纲领。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社会议室正式宣告成立,蒋介石兼任社长,其骨干成员面对蒋介石举手宣誓:“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一个月后,蒋介石为“复兴社”拟定了宣传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16年后,成了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康泽,在北京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时,谈到“复兴社”这个组织,他是这样说的:它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
    在蒋记特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为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的“特务处”系统。
    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于“特训班”。
    1933年蒋介石为了扩军反共,决定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专门培训反共下级军官。蒋自兼校长,康泽任班主任。学员的来源从军校各期失业学员、失业军人扩大到大中学生。康泽办班认真,很快便使特训班成为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特务组织。同年10月,康泽又兼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所谓“别动队”,是蒋介石从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武装特务组织。它以特训班人员为基础,受蒋介石的直接指挥。它的任务主要是分为若干个小分队,深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并在那些红军暂时撤离的地区,组织带领地主还乡团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反攻倒算。它的队员,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它的人数虽不多,但武器好,又都接受过新的反共理论教育和严格训练,个个穷凶极恶,所以破坏性极大。他们所到之处,大肆诬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和苏区的反动势力相结合,任意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至秘密刑讯和杀人,极力摧毁中共的地下组织。由于它们屡建“殊勋”,所以也就屡屡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表扬。蒋介石曾下达旨意:“为保证别动队员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
    “别动队”得到蒋介石的宠信,更加不可一世,他们自以为是蒋的“御林军”,可以“见官大一级”,便到处耀武扬威,作威作福,搞得天怒人怨。
 
 
    康泽平素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两眼凶神恶煞,看人目不转睛,也不斜视,一看就是几十秒钟,似乎要把你从骨子里看透,活脱脱一个职业刽子手,好像见到人总在琢磨杀人时应从何处下手才能干净利落一样。
    康泽在担任江西“剿共”宣传大队长、特训班班主任、别动队总队长期间,不知杀了多少爱国之士。江西苏区人民群众对其恨之入骨。
    蒋介石认为康泽这个学生“忠实可靠”,而康泽则视蒋介石为“至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中曾流行过这样一首颂歌:“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这首歌词,据传就是出自康泽之手。可见康泽把蒋介石捧到何等地步。
    在当时国民党内,人所共知蒋介石有两个“宠儿”:一个是戴笠,一个是康泽,国民党内称“康戴二公”,为什么有如此“封号”呢?因康、戴二人是蒋的内外情报耳目。任何人要见蒋介石都必须先在侍从室登记,然后由侍从室向蒋介石报告,蒋想见才见,不想见就不见。但“康戴二公”则例外,他们见蒋不受限制,随时可见,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一起时,他二人也可以闯入。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是风光无限,先后兼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康泽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立法委员等职;1945年5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之际,在全国一片反独裁、反特务、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声名狼藉的康泽派往国外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1946年夏,蒋介石公开扯下“和平、民主”的面纱,发动全面内战,康泽于1947年初返国。同年3月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同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8年1月,蒋介石委任他为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虽是黄埔军校毕业,也读了不少兵书,但他一直搞政治工作,没有做过下级军官,也没有直接带兵打过仗,作为一名独当一面的绥靖区司令官,他缺乏实战经验和必要的军事知识。蒋介石之所以委康泽如此重任,因为襄阳、樊城、老河口一带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委派别的人他实在不放心。
    康泽于1948年1月抵达襄樊。2月1日,在襄阳正式宣布成立司令部。1948年6月18日起,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22日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省会开封,歼敌4万人。随即华东野战军又发起豫东战役。“山雨欲来风满楼”,康泽估计,共军下一个作战目标应是襄樊。大战迫在眉睫,搅得他昼夜不安,整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部下见康泽已被解放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弄得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松弛一下他那过于紧张的神经,便提出为他提前过44岁生日,借吉日良辰改善一下他的心情。不甘寂寞的康泽也就半推半就。他深知豫东战场吃紧,区寿年兵团损失惨重,祝寿之事不能太张扬,生日那天,便在襄阳南门外远离闹市的凉亭里备了一桌筵席,只邀请几位最信赖的心腹小聚。当晚,他抵挡不住各方面的奉承,又在司令部背后一间大厅里大摆酒席,请樊城戏班的一个女名角为他献“万寿”词。正当他兴高采烈之际,忽然接到报告,共军攻打老河口,战况激烈,“不像共军小部队”。
    犹如一声晴空霹雳,康泽兴致全无,他赶紧不露声色地离开众位宾客,找到副司令官郭勋祺和绥靖区作战、情报处长商讨对策。
    副参谋长易谦和第三处处长胡学熙皆是康泽的心腹,看出康泽不是指挥大战役的料子,便婉言向他建议,组织前敌指挥所,让副司令官郭勋祺任前敌指挥,司令官可以相机随时突围。康泽不听他们的建议,说:“我一切听命于总统,决不擅离职守。”
    为了“固守”襄阳城,扫清城外的射界,他下令化学炮连用美式迫击炮发射黄磷弹,烧毁城垣外的所有民房。
 
 
   1948年7月2日,正当豫东战役如火如荼、区寿年兵团遭痛歼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命令以王近山为司令员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和陕南第十二旅发起襄樊战役。
    襄樊城为襄阳、樊城的总称。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仅一水之隔,城南及城西南为万山、真武山、琵琶山、凤凰山、虎头山、羊祜山等海拔160米到460余米不等的山地,形成护卫襄阳城的天然屏障,城四周有高厚的城墙,城墙外有宽阔的水壕,城内外和城南、城西南山地有大批永备工事,易守难攻,所以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铁打的襄阳”的说法。
    7月6日,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按计划完成对襄阳城的合围。王近山司令员从当时的敌我态势出发,下令首先“刀劈三关”———夺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门外的铁佛寺。战斗打响后,襄阳守军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工事进行顽抗,并施放毒气,使解放军无法前进。
    一连几天,解放军对襄阳城南山区的攻击屡屡受挫,伤亡不断增加,官兵中产生了急躁情绪。
    王近山采纳大家的意见,下令采用“撇山攻城,直捣西门的战术”。避开敌人山头阵地的火力,直接攻城。
    7月9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电令康泽:“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已令整编第七、第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需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当日下午,樊城守敌惧怕被歼,在飞机掩护下放弃樊城,遵照命令撤过汉水,缩回襄阳城内。
    7月11日起,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按照各自分工,发起总攻击。第六纵队主力采用在城西狭长走廊上挖交通壕和梯次掩护的办法,毅然楔入西关,激战至13日将大部西关占领。
    西关告急,康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他迫不及待地向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乞求援助。蒋介石在复电中给康泽打气:“共军必无远程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14日下午,白崇禧派飞机掩护城南山地敌军全部撤回襄阳城内。
    康泽明知不能抵御解放军的进攻,但还在电台里向蒋介石表示决心:“生决与城共存亡”。故作镇静,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命令下属照例每天升旗、降旗,也照例每天给下属讲话,给部下打气,要部下和他一道把自己的胸膛当作抵抗共产党进攻的武器。同时,他又不得不向南京发出最后乞电:“职固守最后碉堡以待援军。”
    15日20时30分,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解放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火炮不断轰击西门防御工事。爆破组在炮火中连续爆破,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第六纵队首先突破西门,随后桐柏军区和陕南军区部队分别从城东南和城东北突入城内,同敌军进行逐街逐巷争夺,襄阳城内战斗空前激烈。激战到16日拂晓,各参战部队很快便把敌人压缩在康泽司令部所在地东街杨家祠堂和古楼一带狭小区域。直到这时,康泽仍继续负隅顽抗,幻想蒋介石派援兵解围。殊不知,援军在途中遭到解放军强大兵力阻击,已无法到达襄阳城。
    7月16日早晨,康泽司令部周围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四面八方皆有解放军喊话声:“缴枪不杀!”“投降不打!”这时,胡学熙找来一套士兵服,劝康泽化装成士兵,趁乱逃走。康泽将头一梗说,“这不是我康泽的为人。”奉令指挥坚守碉堡和坑道的副官回来找康泽,可找遍了司令部亦不见康泽的影子。好容易在右边一条坑道里发现康泽正头戴钢盔,盘着双腿,像老僧入定似地席地而坐。便和卫士将康泽扶起来送到中心碉堡的底层。一直跟司令官形影不离的易谦、胡学熙早已丢下司令官自己逃命去了。
    康泽在坑道里“老僧入定”时,副司令官郭勋祺则在中心碉堡里督战,指挥特务营和宪兵数百人拼死抵抗。僵持至下午16时,王近山指挥部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炮兵射击,步兵冲击,工兵爆破,杨家祠堂的围墙被轰垮,塔楼工事被炸塌。突然,又有几包炸药从碉堡墙根爆炸,惊天动地,碉堡里蒋军官兵非死即伤。解放军战士端枪冲进碉堡底层时,只见康泽卧倒在地上,身躯右侧被火药烧伤,但伤势不重,因戴着钢盔,头部未损。
    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下,襄阳守敌2.1万余人被歼,康泽、郭勋祺等一批高中级主官被俘。
 
 
    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心腹,他应该成为蒋介石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授意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对外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将军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第二天,《大公报》以大号字作标题———《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详细”报道了康泽“壮烈成仁”的事迹。然而,康泽在襄阳之战中“业已殉难”,纯属蒋介石的一厢情愿。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康泽被俘之次日,即1948年7月17日晚上即向中外宣布,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之役中被俘。1948年7月下旬《新闻天地》的报道中,也透露康泽并未殉难,而是被俘了。
    国民党襄樊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被俘了!并未如他向蒋介石保证的和国民党报纸所宣传的“与城共存亡”。
    康泽未死被俘,使国民党营垒十分震惊,也使蒋介石狼狈不堪。蒋介石不得不派人将康泽妻朱素怀,子康仲蒙、康亚蒙送往台湾。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康泽这个反共20余年的特务头子实行宽待政策,非常关切地给他治伤治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还在戎马倥偬中接见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热血的人民公敌康泽重新做人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康泽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康泽先后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等等回忆性文字。
    康泽于1967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责任编辑:章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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