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难以忘怀的记忆和憧憬未来的感慨。今年即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十分重要而特殊的会议，“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与毛泽东事先确定召开七大会议的方针和选好党代表密不可分。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对党的七大，毛泽东十分重视。1928年党的六大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一直未能召开。直到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提出要“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但此时抗日战争正进入到最紧张、最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的第一要务是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抗战，难以抽出时间完成七大的准备工作，前方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也由于军务在身，难以脱离部队回后方参加七大，因此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

　　1941年2月21日，毛泽东与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4月26日，又复电周恩来指出，见蒋介石时可提出：“要求他派飞机送你回延安参加大会。”但由于当时国共关系紧张，周恩来未能抽身回到延安，七大再次延期举行。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七大。”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明年二三月间召开七大”，但由于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和修改的过程持续过久，又一次影响了七大的召开。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专门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为题作了讲话。他说：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这就是开好七大的方针。接着，毛泽东解释说：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说：方针必须有针对性、有方向地指导事物的发展。七大会议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同时，大会的眼睛还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为了更好地阐明观点，毛泽东又讲了一段自然界进化史和一段社会发展史。他说，关于自然进化史，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关于社会发展史，毛泽东说，人类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

　　随后，毛泽东又讲了一个典故告诫全党。他说：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写的话剧《前线》中的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的名字——作者注）。随即，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他还举了3个当时延安工农兵代表人物的名字：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我们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要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做到这点，毛泽东又说道：要向中央看齐，向大会看齐。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经常不整齐的原因何在呢？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关于教条主义，他举了个例子说，教条主义，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就是路线错误！

　　接着，毛泽东又讲到了团结问题。他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最后，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要“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

　　为把党的七大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选好出席七大会议的代表至关重要。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选举代表的工作便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地方党筹备七大工作的第一号通知，要求各地要“选拔培养与训练党的优秀干部准备为出席大会代表的候选人”。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了关于七大代表的问题，规定了代表的数目、不同成分、男女、各种工作、各个地区的比例。4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大会规定出席代表人数500人。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全会闭幕之后，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须尽可能做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

　　1939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号通知，对代表资格的要求和各地区代表名额分配作了明确规定，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一年以上的正式党员、真正能代表该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的各级干部、代表年龄一般为20岁以上；尽可能求得工人百分之二十，妇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成分尽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工人参加，但不得滥竽充数。7月21日，中央又发出第三号通知，要求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还应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总数为150人），遇到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

　　随后，根据中央提出的代表要求，各地各单位在1939年、1943年和1945年初，集中选出了七大代表。

　　1939年12月29日，正在苏联治伤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中国问题备忘录》，在最后部分讲到党的七大代表选举问题时指出，因战争关系，直至当年下半年，始终在各地召集省区代表大会，进行代表选举。全国代表人数，规定500人外加候补代表三分之一。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北中原各省区代表在七八月中多已选出。到1939年底，北方局20.2万名党员，选74名代表；华中局4.67万名党员，选50名代表；陕甘宁有5.6万余名党员，选100名代表；八路军约有9万名党员，选95名代表；新四军约有1万名党员，选50名代表。

　　由于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差异很大，各单位主要采用民主选举和领导指定两种方式产生七大代表。有的地方因战争环境不能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就直接指派七大代表。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队，基本上都采取了民主的方法选举产生：在地方，由各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选出；在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而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新华社、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部、中央城工部、中央党校等，由中央直属机关选举产生。据七大代表回忆：“能否选上，是正式的代表还是候补的代表，完全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后来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是这样，严格按照选票的多少入选。七大代表的选举完全是民主的，选举人、被选举人互相都认识。”同样，作为亲历者的杨斯德赞不绝口地回忆说，所在部队选举七大代表时十分严格、十分民主。代表的首要条件是作战勇敢、工作先进，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他所在的党支部推选出的一位叫朱广泉的代表，到延安出席了七大。

　　方朗是大后方选出的女代表，在出席七大的代表中也是最年轻的一位，由中共闽粤赣特委选举产生。当时中央给闽粤赣边区10个代表名额，其中有3名是指定的正式代表，即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和军委参谋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叶剑英；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高级联络参谋边章伍；时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方方。按规定，本地区的代表、青年、妇女代表要占一定比例；正式代表要有实际斗争经验，等等。所以，当时17岁的方朗，在1939年11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召开的各县代表会议上被选为候补代表。由于战争年代，也有选出的七大代表还没有参加大会就牺牲了。如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当选为七大代表，并且已经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因为工作需要，他又回到浙江。1942年2月，刘英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后英勇牺牲。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南方工委书记的张文彬，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受尽折磨，1944年在监狱中牺牲。

　　“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全国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要集中到延安开会，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939年9月6日，浙江省的代表离开温州平阳县的冠尖、马头岗，历时15个月，途经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7个省，徒步行程1万余里，才得以抵达延安。在到达山东时，七大代表刘先得了伤寒病，发高烧，病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团部特地向当地老百姓雇来毛驴让刘先骑。到达鲁中时，遇到在这里检查工作的徐向前，他一听代表团里有人患病，便特地派医务人员前来看望，并拿出当时珍贵的“盘尼西林”针剂，一连打了几针，才使刘先的高烧逐渐减退。为了路途安全，有的代表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一步一步艰难跋涉；有的由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一程一程接力护送。

　　1939年9月8日，冀南的七大代表统一换上八路军军服，在冀南军区武装部队护送下向延安出发。当时，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华北地区的统治，切断了太行山区和冀鲁豫平原的联系，对平汉等铁路线的控制和封锁特别严密，在铁路两侧各挖了宽4米、深3米的封锁沟。10月份的一个夜里，代表团由河北内丘县境内穿越平汉铁路时，不料被敌人发觉，随后又遭遇封建会道门“六离会”的骚扰，未能通过封锁线，不得不退回巨鹿县西部。当代表团准备研究好对策后再度前进时，忽然接到中央通知，让他们暂缓到延安。于是，代表团又返回根据地待命。11月底，代表们又接到命令，再次出发。冀南代表在部队的掩护下，昼宿夜行，披星戴月，于夜半时分在内丘县北、尧山县西横穿平汉路，穿过了这道严密的封锁线，告别了华北大平原。此后，这些同志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但大家兴致勃勃，毫无怨言，一起奔向延安。

　　从香港、梅州、韶关出发的广东、闽粤赣边区等地代表，从1939年11月出发，先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又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同来自上海、浙江等地的华中代表、大后方其他代表会合，沿途见到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1940年12月26日下午抵达延安。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经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10个省，行程上万里。到延安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并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1940年4月，晋察冀根据地的100多名七大代表在河北阜平县集中，准备赴延安参加大会。为了便于行动，代表们分成两个大队，即军队代表为第一大队，地方代表为第二大队，还带了一个警卫连负责安全工作。在前往延安的途中，敌人设置了多道封锁线，代表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起早贪黑，一天走六七十里。5月26日，队伍在太原市西南、阳曲以北的白水镇过同蒲路。穿过铁路后，刚一进山就遭到敌人袭击。敌人把前后路都封锁住了。为了尽快突围，警卫连战士不顾一切地阻击敌人。在突围中，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部长鲁贲带头从山侧跳崖，姜占春也跟着跳了下去，半山腰的石棱把他架住了。这时，从上面又跳下一个人撞在他身上，他们一起滚到了沟底，姜占春的左肩被摔成骨折。姜占春负伤后，虽然膀子很疼，但仍坚持追赶队伍。

　　在这场遭遇战中，鲁贲、吴健民等牺牲，不少同志负伤。突围出来的队伍过了汾河，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贺龙亲自接见并安排他们的生活，还给他们配备马匹、服装，给伤员作治疗。1940年6月18日，他们到达延安。得知晋察冀代表在途中遭遇敌人袭击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重视，立即为此事致电要求各地采取措施，保证代表途中的安全。

　　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华中工作的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要求“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赴延安参加会议的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21日，毛泽东为此特致电刘少奇：“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7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少奇：“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途中，刘少奇多次遭遇险情，他沉着应对，同护送的指战员一起化险为夷。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经淮北、山东、冀鲁豫、冀中、太行、太岳、晋绥，历时9个月，行程数千里，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终于从华中安全抵达延安。

　　1943年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接到通知后，陈毅于11月25日离开华中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过洪泽湖，然后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过津浦路和微山湖，穿过安阳，越过平汉铁路，沿清漳河北行，抵达太行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山西左权、麻田，再经晋冀豫向晋绥前进，渡汾河、过同蒲路封锁线，过吕梁山区，于1944年3月7日到达延安。对于这次赶赴延安的艰辛历程，陈毅曾在途中情不自禁地赋诗写道：“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

　　各地代表到达延安后，为使代表们不至于露宿，他们分别被安排住进党校一部、二部及中央领导机关办公的窑洞里。大窑洞住五六人，小窑洞住三四人。没有床，就睡在木板上；没有木板的，就睡在草垫上。在每个大小窑洞里，都有一张小小的桌子。说是桌子，实际是把四根木棍钉进地里，上面支一块木板，也就成了供大家写字用的托板。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

　　1945年4月23日午时前后，755名代表从四面八方向杨家岭的大礼堂汇聚，代表着党领导的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近1亿人民。下午3点，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高唱《国际歌》。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早在两年前，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人已经写了书的”，这本书反映了国民党企图把中国再次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子上去的政治企图。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中共七大开篇，与蒋介石所谓“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讲述中国共产党规划的“中国之命运”。

　　4月24日下午，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事实上，这篇报告早在3月就送给七大代表们征求意见。有的代表提出，报告里有两处表述不一致：第一处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第二处中的“富强”变成了“强盛”，应该统一起来，将“强盛”改为“富强”。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提得好，马上改过来。”《论联合政府》经过上下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多次才定稿。这种民主的工作方法，给七大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七大上，我们党首次对1941年以来党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多种表述形式进行了统一，正式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表述。5月14日，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后，在党的七大上表决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思想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标志着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已经达到成熟，而且对于统一全党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与此同时，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他开门见山地说，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毛泽东还尖锐地说道：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6月9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10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6月10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毛泽东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