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中国亟需解决的历史问题，就是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拨乱反正。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党校内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这为一年后他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纠正党的组织路线做好了铺垫；还有一件事，是筹办《理论动态》刊物，推动思想解放，这也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做了准备。

　　两件大事矛头所指，正是被“四人帮”奉为圭臬的组织领域极左政策和突破“两个凡是”对于思想的禁锢。

　　做这两件大事，身在中央党校的胡耀邦有得力的助手，就是彻底摆脱了“文革”中“四人帮”的控制、坚定地支持正确路线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队伍。

　　胡耀邦和《人民日报》建立密切关系

　　胡耀邦与《人民日报》的关系由来已久，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办报刊的经历。

　　1934年初春，胡耀邦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同时兼任儿童刊物《时刻准备着》总编。从那以后，胡耀邦的工作总是和报纸宣传紧密相连。

　　1952年，胡耀邦到北京担任团中央书记，多了一项重要的事，就是在各种会议上作报告。胡耀邦对这些文件的起草十分重视，重要报告起草定稿后，往往会派秘书将文本送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请他们对文件过目，修订增色。在胡耀邦的眼里，这两位总编辑都是党内“大笔杆子”，有他们把关，胡耀邦就对文件放心了。

　　胡耀邦送文件给邓拓过目，可能还因为在解放战争中，他们都在晋察冀战场，相互知闻。这时主持《人民日报》日常编务的，是副总编辑胡绩伟。他也在1952年调到北京。他和胡耀邦曾长期在延安工作，彼此也知道名字。

　　《人民日报》是胡耀邦每天都要认真阅读的。对于“文革”刚刚开始时就遭受迫害离世的邓拓，胡耀邦是非常惋惜的。十年动乱之后，胡耀邦亲自主持追悼会，为邓拓平反昭雪，在悼词中抒发了对邓拓的深切怀念。

　　 胡耀邦和胡绩伟之间熟悉起来要晚许多，他们在1974年以后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胡耀邦和胡绩伟劫难岁月相知　　

　　当时胡耀邦和胡绩伟均未恢复“文革”前职务，胡绩伟患了肝炎，胡耀邦出现了明显的肠胃不适，都到协和医院第二门诊部看病，两人多次在候诊室相遇交谈。“发现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巧合的是，胡绩伟夫人胡一哉和胡耀邦夫人李昭，先后恢复工作，都担任了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关系十分密切。胡绩伟、胡一哉夫妇多次到胡耀邦、李昭家中做客。胡绩伟曾著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文中回忆，每次前去，“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

　　1975年下半年，久经“文革”羁绊的胡耀邦获得解放，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组第一副组长，主持全院工作，领导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绩伟由前任总编辑吴冷西推荐，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起草。这两份文件，加上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都是“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安排起草的。1976年4月，他被再次打倒，早先起草的三个文件被极左势力诬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开展批判。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主持粉碎“四人帮”，消息灵通的胡绩伟次日（7日）或8日即去胡耀邦家通报。胡耀邦告诉胡绩伟，已知道了消息。

　　几天后他们再度见面，胡耀邦告诉胡绩伟，叶剑英让儿子叶选宁前来探望，他向叶帅带了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胡耀邦的看法是：“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胡耀邦说得十分精彩，给胡绩伟留下很深印象。

　　1977年1月，胡绩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比胡耀邦更早一步回到重要工作岗位。实际上，他在1976年12月已在《人民日报》主持工作。

　　胡绩伟回忆，摆脱“文革”重新工作，胡耀邦“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

　　《人民日报》置身拨乱反正大潮前端

       1976年10月7日，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全面掌控领导。从这时起，《人民日报》的新闻队伍置身拨乱反正大潮的前端。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6号文件，将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集团的消息通知各级党组织。

　　接到通知，迟浩田立即传达，报社随即清查帮派体系，实现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

　　《人民日报》组织重要评论员文章批判“四人帮”。197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文章《光辉的历史文件》，揭露“四人帮”对故事影片《创业》栽赃。“任平”的署名可以理解为采用“人民日报评论员”谐音的开始。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遗嘱的大阴谋》。

　　1977年1月，中共中央调整人民日报社领导，任命胡绩伟为总编辑，迟浩田、孙轶青为副总编辑。老干部安岗和潘非继续担任副总编辑。这个班子拥护新的党中央领导，坚决否定“文革”，为全党工作回到正确路线而努力。

　　这时，《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记者部主任李千峰、政法部主任王泽民，都是抗战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评论部主任范荣康也经历过解放战争。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严重冲击，粉碎“四人帮”后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

　　197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惠德（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文章《一个专卖假药的反革命骗子——从〈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看张春桥怎样篡改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曾受到持有“凡是派”观点者的阻碍，经编辑部努力，还是发表出来了。

　　197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任平”署名文章《打倒帮八股》，批判“文革”中盛行的恶劣文风。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重要文章，表现出来的强劲势头，胡耀邦都注意到了，他和总编辑胡绩伟保持密切的联系。

　　来到中央党校的胡耀邦，为实现拨乱反正选择两个突破点：平反冤假错案和破除现代思想迷信，这两个突破点都是通过《人民日报》发起突击的。

　　首先是在中央党校扫除“文革”中的帮派体系，解放遭受冤案错案的干部。胡耀邦由此触及更多的积压如山的冤假错案，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中央党校事务。在这年5月中旬的党校教学会议上，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我是想进的。　　

　　也在这个会议上，他明确地说，准备在中央党校办刊物，叫做《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中央党校很快成立“理论动态组”,主办内部刊物《理论动态》，5天一期，每期刊登一篇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有物，有针对性和论战性，是解放思想、批判错误的有力武器。但《理论动态》是内部刊物，印刷量不过三五百份，分送领导，做不到大众传播。胡耀邦积极地为《理论动态》文章开拓出口，这就是《人民日报》。

　　当时，《人民日报》日发行量在500万份以上，影响力巨大。

　　和《理论动态》及日后的《组工通讯》在组织序列上由胡耀邦直接领导不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由中央直接领导，与中央党校是平行的。但《人民日报》领导人坚决否定“文革”，推行拨乱反正，与胡耀邦的思想完全合拍。他们接受胡耀邦的思想引导和工作部署，和《理论动态》《组工通讯》合作得水乳交融，书写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足可圈点的一页。　　

　　秘书陈维仁曾是《人民日报》老编辑　　

　　这时，胡耀邦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建立密切联系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他在党校的秘书陈维仁曾是《人民日报》资深编辑，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

　　陈维仁，1924年生，云南武定人。1947年就读清华大学经济系时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到刚刚进入北平的人民日报社当编辑，1954年担任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担任校长林枫的秘书。

　　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展开批判“三家村”运动，邓拓首当其冲遭受迫害，受到株连的陈维仁停止职务，在河南西华县的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了5年。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调回陈维仁，推荐他担任胡耀邦秘书。1977年五一节刚过，陈维仁就来到了胡耀邦身边。对他的工作，胡耀邦感到满意，后来陈维仁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熟悉陈维仁后，要他推荐办理论刊物即《理论动态》的人选。胡耀邦对当时社会上的杂志不满意，说，现在现实的题目太多了，我们要办一个理论刊物，恢复党的光荣传统。他要陈维仁向他推荐几个办《理论动态》的人选。陈维仁提出的人选，胡耀邦都接受了，《理论动态》很快办了起来。

　　《理论动态》出刊后，许多与《人民日报》之间的联系事务，都交给陈维仁来办，办得很顺畅。

　　中央党校与《人民日报》合作打响的一炮　　

　　1977年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在“文革”中空缺两届后又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

　　党的十一大后，胡耀邦拟定了一个题目《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找来党校青年教师杨逢春，请他执笔撰写。还找来两位有思想积累的教师叶扬和陈中，协助一同起草。

　　胡耀邦和3位起草者谈了半天。他指出，现在就整个国家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胡耀邦不仅提出了这篇文章的宗旨，还和作者一起确定文章的具体构思与框架。

　　胡耀邦说，写作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起草者问，文章要写多长？

　　胡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起草者问，多少时间写出来？

　　胡耀邦说，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望着呢。

　　文章完成初稿以后，胡耀邦先后有17次修改，在定稿过程中一再征询胡绩伟的意见。

　　胡绩伟回忆，对这篇文章，胡耀邦“同我商量过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就像一个即将临阵杀敌的勇士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一磨再磨，不轻易出鞘。最后选定在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这是在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的一声号角。文章着重指出：要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这篇文章使千千万万个蒙冤受屈的家庭看到了希望，一个月内《人民日报》收到1万多封信件和电报，表达读后感受。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读者来信装了两个麻袋。

　　这个情况使胡耀邦为之振奋。他在10月12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会议上说：“这篇东西我参加了一点意见，《人民日报》出了很大的力量。”

　　胡耀邦指出：“这篇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他还讲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所谓扭转乾坤，就是把整个国家、民族的车轮重新扭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该文发表后，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们将许多反映汇集起来，送到了人民日报社。

　　胡绩伟要求，根据中央党校文章的写作旨意，编辑部把中组部干部们汇集的意见加以梳理，写成一份内参，报送中央主要领导，也送给了胡耀邦。

　　因为这篇文章，胡耀邦和《人民日报》都承受了压力。10月29日，一位高层负责人对中组部领导说，这篇文章是有问题的，适当的时候要批判。他有意问道：你们知道专案组是谁领导的吗？

　　胡耀邦读到《人民日报》内参，也知道了对文章的指责，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又把杨逢春请来，把《人民日报》编辑也请来，一同研究，写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根据胡耀邦和胡绩伟的商定，第二篇关于平反冤案的文章，署名“本报评论员”，刊登于《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7日的头版头条，并在一版配发了5封读者来信，为大范围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受到“文革”伤害的干部发出了更强烈的声音。

　　就在1977年11月，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又有新的调整，迟浩田回军队工作，任命秦川、李庄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新的领导层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日报》推进清除“文革”恶劣影响的力量。

　　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党校职务。至此，胡耀邦不仅在党的政治思想领域继续引领思想解放的大潮，而且有了在组织范围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现实条件。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