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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
郭新英
来源 : 《世纪风采》2013年第4期 2013-06-28 10:31:36 已浏览 : 1621
 

他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也是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他就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核动力专家彭士禄。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

人们称彭士禄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的里科弗”,但他不喜欢这些高帽。

“作为共产党员,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只有尽全力把它做好,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彭士禄一字一顿讲得非常认真。

 

先烈之子,童年经历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

 

19251118,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原名彭保禄。每临大事,彭士禄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3岁的时候,时任海丰县苏维埃妇委会主任的母亲蔡素屏被国民党杀害。出生于大地主之家的父亲彭湃,26岁那年“大逆不道”地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发动工农群众,领导创建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毛泽东赞誉其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后因叛徒出卖,牺牲时年仅33岁。父亲彭湃牺牲的那一年,彭士禄只有4岁。

小小年纪的彭保禄从此成了一名孤儿。幸好奶妈王婵收养了他。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王婵让彭保禄叫她“妈妈”,并再三叮嘱他不要承认自己叫彭保禄。

凶狠的敌人听说彭湃的儿子还活着,便派出爪牙四处打探,王婵就带着彭保禄四处转移。就这样,彭保禄辗转了一家又一家,开始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流浪生活”。在他5岁那年,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彭保禄,并让他七叔彭述先将彭保禄先带到潮安一带,待有机会时再转往中央苏区瑞金。

但那时,通往中央苏区的道路困难重重。直到1932年夏天,彭保禄才随组织上派来的人一同踏上了前往中央苏区的征途。不幸的是,狡滑的敌人逮捕了护送彭保禄的两名同志。敌人见彭保禄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便释放了他,而那两名同志却再也没有回来。

    去苏区未成,彭保禄又回到了乡下,住到了一户叫陈永俊的红军家中。这里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他管陈永俊叫“姑妈”。外面恐怖的追杀声让他们时刻小心翼翼,但最终他还是没能躲过劫难。1933年他和“姑妈”同时被捕了。那时他还不到8周岁。紧接着国民党报纸以《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的显赫标题刊登了他被捕的消息。

他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牢房里他见到了中国女性的坚强与无私。“姑妈”遭受了审讯和拷打,但她拒不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最后敌人确认他为“不规良民”,转押至广州感化院进行了一年多的“感化”。

彭保禄被释放后,又回到“姑妈”家里。可“姑妈”仍在监狱里,姐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为了活下去,他只得跟着邻家“婶娘”乞讨度日,成了四处流浪的小乞丐。

自报刊登载了他被捕的消息后,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1936年夏他见到了祖母。祖母便把他带到香港。

也许是骨子流淌着革命血液的缘故,在香港受到抗日运动的影响,他想,读书很重要但不紧急,眼前紧急又重要的是抗日。于是年仅12岁的他放下读了两年的书本,与堂弟逃离香港,独自寻找到了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成为了一名小游击队员。从那时起,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正式为彭保禄更名为彭士禄。

 

从延安“窑洞”迈出的

“核动力”人生

 

之后不久,上级党组织又将他送回了香港,让他继续学习文化知识。为了防止彭士禄再次“失踪”,组织上把他安排在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的家中。半年后,连贯告诉彭士禄,组织上决定送他去延安,并说周恩来副主席派人在桂林接应他。就这样,彭士禄和十几个烈士的遗孤和家属们一起,于1940年秋来到了山城重庆。

在重庆,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拉着昔日战友爱子的手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神情凝重地说道:“终于找到你了!你长得很像你父亲。你知道吗,15年前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就是你父亲到码头接的我。”说完,周恩来摸摸彭士禄的头,慈祥地说道:“孩子,现在要送你去延安,今后你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彭士禄使劲儿地点着头,一股暖流洋溢在心中。

这年冬天,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彭士禄和其他烈士遗孤到了延安。站在向往已久的宝塔山下,呼吸着延河边的清新空气,彭士禄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与兴奋。在延安,他先读了一年多书,接着又去延安中央医院当了一年半护士,后又到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书。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自然科学院学习,还作为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校期间他任班长,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的李鹏、国家能源部部长的黄毅诚、工程院院士的戚元靖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那时,这些同学都爱叫他“老班长”。

1948年冬,组织上决定派彭士禄去苏联学习,不料当他赶到哈尔滨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彭士禄便去了大连工学院学习。直到19517月,彭士禄才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在那里,他和一道来的同学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学好本领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白天听课,晚上整理学习资料,天天晚上都要学习到深夜,最终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的称号。

1956年的一天,他被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召进中国大使馆。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要不受别人欺负,也要有这些东西。“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彭士禄肯定地回答:“只要是祖国的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4月,彭士禄学成回国,拉开了自己几十年“核动力”的人生序幕。

 

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要彭士禄等人学习原子能动力并非是陈赓大将的突发奇想,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当彭士禄还在苏联学习的时候,1954221日这天,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舡鱼”号从美国格罗顿布造船厂硕大的全封闭厂房缓缓滑出,犹如一滴黑色水珠溶入了太平洋。幽灵般地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返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它所消耗的全部动力只来自于一块装量不大的铀燃料。消息公布后,全世界都震惊了。要知道潜艇进行一次6万海里的远程航行,最少也要装90节火车车厢的柴油量。从“舡鱼”号首航始,短短4年时间,又有“海狼”、“鳐鱼”、“旗鱼”等攻击型核潜艇相继在美国海军服役。中国人敏锐地感受到了大洋彼岸泛起的阵阵涟漪。

19587月,代号“09”的核潜艇研制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正式启动了。不料,工作刚开始不久,中苏关系恶化,接着3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在慎重权衡之下,中央最终决定先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同时保留一支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由彭士禄任副主任(当时无主任),继续从事核潜艇的相关研究和实验工作。

196410月,中国西部升起了蘑菇云,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次年3月,中央决定核潜艇的研制重新上马,彭士禄出任核动力研制的总设计师,负责技术协调,主抓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实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当时,毛主席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指示,彭士禄听到这句话如同听到激情澎湃的号角,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他既踌躇满志,兴奋不已,也感责任重大,无可推卸。

在核潜艇方面,当时国外有成功的经验和技术,但所有的资料都是严密封锁的,彭士禄说:“我们只有下决心自己设计制造。”

从原理着手设计,有了设计方案,接着就是陆地上的核动力装置试验———简称陆上模拟装置。他们做的试验都是1:1,也就是说和水下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直到现在,彭士禄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技术攻关的日日夜夜。有多少个夜晚,他和同事们为某个设计方案讨论到东方发白,又有多少个技术难题让他在灯光下愁眉不展,煞费苦心,有时又在某些信息或知识的启发下令多日苦思不解的难题豁然贯通,迎刃而解……

回忆那段创业的艰辛历程,彭士禄欣慰而激动,他说:“我们的成功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就是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与合力,靠的是一股‘孺子牛’的犟劲。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深深感到‘老九’们的可爱,群体的可爱。在这一宏伟工程中,我和他们一样,努力尽职尽责,做了铺砖添瓦的工作。”

197171,我国的核潜艇首次核能发电成功;8月,中国的核潜艇带着中国人的梦想驶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197481,中央军委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在湛蓝色的北海上,军乐声雄壮有力,核潜艇服役典礼和军旗升挂仪式隆重举行,彭士禄望着自己倾注全部心血的“长征一号”,热泪夺眶而出。

几天后,朱德委员长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的陪同下,登上指挥舰,检阅了破浪航行的“长征一号”。朱德兴奋地问肖劲光:“这是我们自己研究制造的吗?”肖劲光大声回答道:“是的,没有一个零件是进口的!”朱德听罢点点头,扬起手臂,向浮出水面的“长征一号”挥手致意。肖劲光向他介绍了在场的彭士禄等专家,朱德与他们一一握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谢谢你们!我代表人民解放军,感谢你们为建设强大海军所做出的贡献!”

1979年,彭士禄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耄耋之年,为和平

利用核能再创辉煌

 

几乎是在核潜艇陆上核动力装置试验成功的同时,研制核电站的设想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将核能不仅仅用于军事,而且用于服务社会,实现和平利用核能,这是彭士禄等一代核动力学家的毕生心愿。1983年初,彭士禄出任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负责筹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前期工作。

19832月,彭士禄带领着参加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

在这之前,广东电力局做了初步的选址工作,勘察了4个地点,但难以敲定。彭士禄对4个地点考察权衡后,决定把核电站地点选定在大亚湾。回忆起当时的选址情况,他欣慰地说,大亚湾有更多的优越条件:它距香港50公里,离深圳也有40公里左右,而且附近的海水平净,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也丰富,这里的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只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便于开展移民工程,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地质构造好,没有发生过地震……

在移民问题上,彭士禄要求,一定要尊重移民的愿望,由村民们自己选择搬迁地点,然后为他们盖房子,每户两层楼,树木赔偿等等都在一年之内全部完成。他回忆说,我们一步到位干得很彻底,村民们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大亚湾核电建设,都高高兴兴地搬迁了。他们住上的新村很漂亮,用现在的话说,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由于大亚湾是引进外资建设,需要和外商进行多次经济技术谈判。为了更好地驾驭谈判,彭士禄自学了利率、浮动率、投资概算、付款、付息等一系列经济学知识。他还提出了核电站工程要严格贯彻落实三大控制———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这套管理思路在中国核电站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与外商谈判时,他坚持从原则出发,每逢遇到意见分歧时,他就上台列出公式,画出曲线,用清晰的数据说明和论证价格、付款方式等重要问题,令在场的外商们惊叹不已,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后来,外商说:“与中国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先生,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

1988年,彭士禄又出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董事长,他充分运用了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过程中积攒起来的经验,计算出了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和技术、经济数据,并编制出了“一级进度表”,令不少外国专家叹为观止。在负责秦山二期项目建设中,彭士禄坚持实行董事会制度,当时我国《公司法》还未出台,他说服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起来投资,后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东电力公司与这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为这一项目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彭士禄也是将招投标制度引入核电工程的第一人。“在大部分人还习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作为一个部级领导,能坚持招投标这样的理念确实需要有勇气和胆量。”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回忆说。当时虽然遇到了很大阻力,但因为彭士禄的坚持,最后秦山二期的设备订货、设计工程全部实行了招投标制。而历史证明,工程招投标趋势是一种必然,彭士禄走在了前面。

回首当年的建设经历,彭士禄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搞核电站他有三点收获: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因而他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那时工期若耽误一天就会损失100多万美金;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点管理学———这对以后中国核电项目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

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

 

1994年,彭士禄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作为英烈之后,彭士禄并未给人非同寻常的感觉。“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党。”

彭士禄属牛,他的性格也像牛,每当回忆起自己曾经走过的岁月,他总会深情地说道,在他工作和生活中擅打“三张牌”。

先说“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

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任务,同时他更喜欢培养年轻人。他说,新技术发展快,年轻人思想活跃,要放手让他们干。彭士禄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最后看看“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他总是明明白白,对私,他却很糊涂。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车是什么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他经常说:“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是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老百姓对我这个烈士遗孤胜过亲生子女,他们自己忍饥挨饿,却想方设法让我吃饱。有的人为了掩护我而坐牢,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我是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下来的!我对人民永远有负疚感,不管我怎样努力,怎样付出,也无法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和救命之恩!”

“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心爱的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进入耄耋之年,彭士禄依旧关心着国家的核事业,他仍然像满功率运行的核动力堆那样燃烧着、沸腾着,在高级顾问的角色上继续发挥着余热。

   (责任编辑: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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