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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襟怀 松柏气节——续范亭山西抗战记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7期
来源 :  2015-07-16 09:46:00


邵  雍


续范亭,1893年生,山西崞县(今原平市)人。1911年参加起义军,响应革命,后因起兵反对阎锡山拥袁称帝,失败后遭到多年通缉,有家难回。1935年12月26日,时任陆军中将的续范亭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以抗议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震惊朝野。获救生还后,亲历西安事变,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主张。1937年2月,续范亭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前往太原与阎锡山接洽,此为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杨虎城被逼出国后,续范亭留在故乡山西。

由于续范亭在富有革命传统的山西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这就使得阎锡山不得不在七七事变后委任他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谋。9月,续范亭随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前往长城前线督战。

 

 

1937年秋,日军精锐板垣师团迫近平型关。1937年9月下旬,阎锡山在雁门关指挥作战,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在平型关指挥作战:高桂滋军在平型关左翼,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晋绥军四个师,还有几个旅在正面。兵力总共有六七万人。日军坂垣师团进攻平型关时,高桂滋向敌人右侧连日进攻,伤亡近两千人。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由灵丘南山突袭敌人,经过激烈的战斗,歼敌1000人,截断平型关至灵丘的交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当时中国军队将日军的大部围困在十余里长的一个山沟里,日军接济断绝,进退不得已经两日两夜,中国军队如能集中全力进攻被困之敌,歼灭敌人可获全胜。这时杨爱源报告,郭宗汾师长作为总预备队,违背命令,不肯增援,已经耽误了很好的时机一日一夜了,最好由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阎锡山接报后非常生气,连夜驰往平型关。可是阎锡山听取了郭宗汾“我们要留些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能把力量用尽了”的报告后,居然未置可否,毫无责备。28日,茹越口失守,二0三旅旅长梁鉴堂阵亡,繁峙告急,阎锡山也就再不说增援平型关的话了,命令王靖国军长退守崞县。居守平型关各部分路退却。阎锡山一行由五台山回到太原。阎锡山后在《勾注撤兵》诗中回顾说:“撤兵令下意凄凉,指挥杂军愧无方,原由平型复南口,孰意茹越陨鉴堂。”他另在《沉痛诗》中自承:“全国杂军集二区,人民苦痛史无前,自愧徒担指挥职,只好遇事自作愚。”

必须指出,阎锡山对于抗战是比较消极的。1936年春,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阎锡山增援绥远,阎则要求中央增加拨款,以便修建工事。南京国民政府随即拨款600万元,一半用以修绥远永久工事,一半增强山西雁门关一带工事,并让已经在山西的汤恩伯部,协助晋军兴修汽车路。但是,阎锡山深知,李守信等伪军的后盾是日本关东军,因此对增兵和出击都顾虑重重,行动迟缓。但是用这些款项建设起来的山西阳高盘山一带的工事质量低劣,1938年9月上旬,六十一军失守阳高与此有关,在何应钦等的追责下,阎锡山急忙抛出军长作替罪羊,10月3日以作战不力放弃要地的罪名将其枪毙。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等人与阎锡山商定成立第二战区行营指挥下有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以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续范亭被公推为动委会主任委员。续就任后借助他在山西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熟悉当地军事地理的有利条件,尽力争取团结阎锡山抗日,以便于扩大和发展抗战力量。

10月11日,姜玉贞旅顽强抵抗,全军覆没,原平失陷。11月9日,太原失守。阎锡山率部退往临汾。在临汾开会时,他向续范亭表示:“山西省政府的财产尚有两万万,都要拿出来抗了战。”阎锡山还私下对其晋军团长周建祉夸称:“所谓抗日,华北就是我在打哩!能将真正抗日的只有我阎锡山。”事实并非如此。

太原失守后,以续范亭任主任的动委会与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全面展开。续范亭与中共领导成员程子华、南汉宸、彭雪枫、武新宇等同志一起开展工作,很快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活动于敌后20多个县。牺盟会是阎锡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建立的,后经阎锡山同意,中共薄一波等人加入并改组牺盟会,使之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民族革命的联盟,薄一波等人还协助阎建立山西抗敌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山西在几个月内建立归动委会指挥的13个游击队,共1.3万人,还有工人武装自卫队5000余人。1938年1月还建立了以动委会人民武装部部长程子华兼司令员的游击第一纵队,拥众6000多人。面对共产党势力的大发展,阎锡山内心十分恼火。他先是限令动委会的活动地区只许在岢岚、五寨、神池、河曲、保德等五个山区县活动,缩小给养供应地区,缩编动委会发展起来的抗日支队,成立“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下辖6个支队,任命续范亭为司令,塞入他的亲信当政治部主任。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续范亭接受了中共的劝告,容忍一时,他憋着气调防就任。1938年,阎锡山趁第二保安司令部所属支队尚未集结到防区之前,在只有一个营兵力的不利情况下,突然电令续范亭率部攻打工事坚固、驻有大批日伪军的五寨城。阎锡山自己却不动用五寨防线内赵承绶几个军的兵力,企图借刀杀人,借日寇之手消灭这支抗日武装。续范亭看穿了阎的诡计,但若不执行阎签署的命令,就会让他借口诬蔑“破坏抗日”。于是他深夜率部出击,在顶条坡一举歼敌数百人。日伪军经此打击后,龟缩五寨城内不敢外出。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守后,阎锡山率领余部退守吉县。3月19日,吉县沦陷,阎锡山渡过黄河,移驻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后改为克难坡)。当时,日寇诱阎停止抗战,声言如阎停止抗战,积极反共,可发还阎集团资产49%。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召集高级干部在秋林开会,图谋投降妥协,加紧独裁,破坏团结,制造分裂,阴谋反共,取消动委会,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阎锡山在会上大讲不左不右走中间道路的“唯中论”,夸耀“唯中论”是再妙不能了,如八月十五中天之月,不多一点,不少一点,又中又正,又满又圆。他提出“狡兔三窟”的策略与“无条件存在”的理论,宣称“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实际上这种“无条件存在”就是不择手段的存在,即只要能存在不问任何条件都可接受,投降敌人也可以。阎锡山还宣传中日战争的前途将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因此“一切事情都不要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反共。”与会的续范亭当面批评了阎锡山的奇谈怪论,他义正词严地说:“只有坚持抗战,中华民族才能存在;不坚决抗战,不抗战到底,根本谈不到存在。”他痛哭流涕地朗诵孙中山遗嘱。当时有人给他作的打油诗中,有“每读遗嘱泪交流”之句。阎锡山十分难堪,会议草草收场。续范亭认为“这个秋林会议,是集反动之大成,投敌叛国之开始实行。”后来,阎锡山在其准备反共的秘密组织“同志会”上说过:“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的,我们不能背上棺材抗战。”

在晋西北,续范亭还与太原陆军小学堂同学赵承绶讲了些只有抗战到底才有出路,动摇就是罪恶的大道理。赵承绶说:“范亭,你说得很对,一切罪恶,都是由私人财产所累。但是阎长官有任何命令,我们还得服从。我们是脱离不了山西这个小圈子的。”以后,由于续范亭主持公理,发扬正气,一次又一次地劝告、指责和揭露阎部狡猾无信地保存实力,怯战观战,破坏联合作战计划,对抗日军队不发武器给养的行径,又反对阎锡山提出的什么“守土抗战”、“无条件存在”等媚日妥协的口号,阎锡山便逐渐对续积恨在心。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组织了“突击队”、“精神建设委员会”等秘密特务团体,散布谣言,瓦解新军,破坏新军,打击牺盟会,还下令解散动委会,撤销第二战区保安司令部,将司令部下辖6个支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收容了溃退下来的晋绥军第四十四团),任命续范亭为师长。续范亭则在改编军队时,请求八路军派政工干部进行协助,并与八路军一道同阎锡山的分化、破坏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与斗争。1939年11月,反动军官冀聘之在赵承绶等人策划下,率第四十四团投奔宁武县宁化堡赵承绶防区。续范亭闻讯后于23日深夜亲率第三十六、三十七两团人马赶到宁化堡,将四十四团包围,及时截回了该团一营全部、二营一部共500多人,冀聘之只带了几个亲信逃跑。12月初,阎锡山阴谋改编决死四纵队为“抗日忠勇先锋军”,制作了该军第二军、第五师司令部的关防与图记以及委任状等,事为八路军察觉后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粉碎。

在秋林,阎锡山对周建祉团长声称“我是要与日寇和共产党周旋到底的,直到我死也不变,我要坚持。”其实与中共周旋是真,同日寇周旋到底只是幌子。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阎锡山就秘密派遣警察厅长南桂馨、苏体仁、薄以众等得力爪牙常住天津,与日本人接洽捣鬼,这是他多年经营的第一个窟窿,在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这三个窟窿中,阎锡山主要费力经营还是面向着日本人的那一个的窟窿。

1939年12月16日,阎锡山在兴县蔡家崖开高级紧急军事会议,通知续范亭参加。续范亭与八路军三五八旅罗贵波政委会商后认为这个军事会议一定是极秘密的,大概要搞更大的鬼名堂。通知续范亭参加,可能想对他施加压力迫其反共,如不从命,就趁此扣押、杀害。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深入虎穴探明情况,续范亭决定冒险前去赴会。阎锡山自己没有露面,让赵承绶主持这次会议,传达了他的密令,消灭决死二纵队,限期急速出兵消灭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妄图把共产党和山西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续范亭一边听他们议论,一边又极力保持镇静,当会议讨论具体部署兵力,赵承绶等人去观察地图时,急中生智,假借入厕,溜出大门,策马飞驰而去。待监视续范亭的人发现后,续已走远了。当他跑到会场报告时,有人提出赶快派人追赶,把他扣押起来。赵承绶故作镇静,装出不介意的样子说:“走就走了吧!没什么关系,续范亭,阎长官了解他。”在赵承绶眼里看来,续范亭只不过是个中山陵剖腹、“以死谏蒋”,秋林会议泣读“总理遗嘱”、以泪谏阎,只知信仰孙中山的“愚忠”之人;眼前双方兵力众寡悬殊,八路军兵力分散,集结都来不及,此战必胜无疑,病歪歪的续范亭又能起多大作用?旧日同窗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续范亭逃离兴县蔡家崖后,星夜兼程直奔岚县史家庄三五八旅驻地。晋西北是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屏障,晋西北的得失,事关重大。在三五八旅旅部,他将蔡家崖会议的密谋告诉了旅政委罗贵波。当时三五八旅旅部只有一个营的兵力。续范亭得知后,迅速将其所属暂一师部署在阎军与八路军的中间地带,首当要冲,以便八路军迅速集中。阎军的先头部队是续范亭侄子续靖夫率领的一个师,在发现挡路的是其叔父续范亭部后,很快下令撤走了。由于续范亭的努力,我军在此事件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接着续范亭将队伍集中在地势险要的赤坚岭,并在那里与赶来的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决死四纵队会师。12月28日,晋西北区党委与三五八旅党委在史家庄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罗贵波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12月23日致彭德怀、彭绍辉、罗贵波电,电文强调势不可免的“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新军反攻时的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续范亭出席了会议。会上成立了“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推选续为总指挥,彭绍辉、罗贵波协助指挥。根据续范亭回忆,当时他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对阎锡山喊话:“只要你们抗战到底,我们叫你们爷爷都可以,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捣鬼”,揭露阴谋,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

但阎锡山执意孤行,与日军配合,以六十一军和十九军等几个军,突然向韩钧等所领导的决死二纵队包围进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韩部转入晋西北。同时,阎锡山又命令赵承绶、郭宗汾两个军,放弃岢岚、宁武、五寨对敌阵地,撤至兴县、临县、方山之线,包围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和工卫旅。1940年元旦,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和工卫旅发起反击,苦战半月,于1月15日击溃赵承绶、郭宗汾两个军,攻占临县城,赵、郭两军退守离南。在临县城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直辖决死二、四纵队、暂一师和工卫旅,续范亭任总指挥,归属八路军晋绥军区战斗序列。

 

 

鉴于山西此次反顽战斗的胜利,续范亭贡献重大,1940年2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指示晋西北须立即建立新政权,“迅速用民选办法推举续范亭为主任,将来再与阎谈判,要求批准。”4月,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协议,划分了分界线,规定晋西北、晋东南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地区,结束了两年来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在晋西北共存的局面,阎锡山的反共计划遭到惨重失败。

正当阎锡山制造“十二月事变”之际,蒋介石乘机指使中央军十万人马夺取了晋东南十几个县的政权,阎锡山处境越发困难。为了争取阎锡山回头,毛泽东、王稼祥早在1940年1月27日就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人,指示薄一波、续范亭等人“应继续不断地打电报给阎(锡山)梁(化之)杨(爱源)痛陈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私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残杀抗日人员的罪恶,并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决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1月31日,毛泽东、王稼祥再次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人,指示“新军领袖应发起一个和平攻势,向阎梁通电,痛切陈词,拥阎抗战”,并愿和平解决冲突,“朱彭贺关亦可致电阎先生,……调解新旧冲突”,“取得政治上有利的地位。”2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第三次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人,指出“阎在中央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成立妥协,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新军领袖与阎锡山电报联络时“语气须缓和些,放诚恳些,使阎面子上过得去,方有转弯余地”。3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又致电彭德怀,明确指示,为了使双方军事斗争告一段落,应该“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学照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重归阎锡山指挥。”当天中共中央及军委要求朱德、彭德怀等人转告新军各领袖“派人到秋林见阎,恢复往来关系”,续范亭等人“均写函件带去,函内措词诚挚恳切,表示坚决拥阎,恢复两军团结。”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电报指示的精神,5月7日,续范亭致信阎锡山,分析蒋介石清除异己的作风,指出“蒋先生作法始终是清一色一把抓的作风,这是全国最害怕的。如甘、陕、川、本省士大夫阶层几无立足之地。”信中根据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新军将继续拥护他领导抗战,给了阎锡山回头的余地。5月9日,周恩来写信给阎锡山,信中肯定了阎锡山在华北苦撑三年的功绩,揭露“有奸人拨弄其间”,劝其继续走团结抗战的道路,与共产党“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续范亭、周恩来等人的相继函劝下,阎锡山乘机下台阶,由“十二月事变”引发的山西紧张态势得到缓解,军事斗争暂告一段落。

 

 

1940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续范亭任副司令员。在中共领导下,续范亭积极组织团结晋西北军民进行抗日战争,反击蒋介石、阎锡山反动派的反共阴谋。续范亭曾经揭露说,阎锡山“对于万恶的民族仇敌,暗地勾通,密使往返,签订密约,攻守相助,彼此不分,共同反共,一起害民,适于此时提倡‘无条件存在’的谬论,不但是暗示,简直是明告部属,只要能存在,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投敌也是‘合法’的。为了个人私利,不惜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从此汉奸降将大批出现”。阎锡山在克难坡的时候对手下的军官宣称:“我们现在只有十几个县,军队也垮了不少”,之所以还能存在,就是存在于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个圆圈的中间点,“这三个圆圈,……要有一个不存在,你们的脑袋和老婆娃娃就都完了。”在阎锡山指使下,晋军团长靳福忠投降日军,担任伪长治警备队长;晋军第六十一军与暂四十六师与日军清水师团缔结“反共协定”,一度东进,从日军手中接防浮山、安泽。阎锡山私下声称,“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他故意混淆黑白,鼓吹“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之类似是而非的言论,为日阎妥协大造舆论。1942年,他在日军的允许下,将学校、工厂以及一切器材都搬到河东吉县一带,与日本侵略者和平共居。5月6日,还与日方进行“安平会议”,以此要挟重庆政府,增加了好多军费。由于日阎“安平会议”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晋军第六十一军与暂四十六师才不得不西撤。为了保持军事实力,避免遭受日军打击的阎锡山虽“未脱离抗日营垒。第二战区部队仍进行抗敌战斗”,但他对日军态度暧昧,暗中来往,还是引起了他周边一些亲信的不安与不满。国民党山西省主席赵戴文曾警劝阎锡山:“那种下流汉奸滋味,你能受得了吗?”1943年,赵戴文病危时还嘱咐前来探望的阎锡山,“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

本属身体病弱的续范亭全面抗战爆发后身负重任,身兼要职,既要对付日寇,又要防备阎锡山妥协投降,工作十分繁忙,昼夜开会,还常到各种群众集会演讲。由于长期未能获得良好的治疗而日形赢瘦,1941年春天,他积劳成疾,去延安休养。1942年10月,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撤销,各部队番号改为晋绥军区各军分区部队的番号,指挥部的大部人员与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合并,暂编第一师改编为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续范亭在疾病缠绵伏枕咯血时,也没有忘怀国难深重的故土以及曾朝夕共处的晋西北人民。1943年7月,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警告中国抗战营垒内的奸细分子》一文,反击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解放日报》记者按语说“我们读了范亭先生的文章和这封信,心里十分感动。……血泪之语,不敢更动一字,以存其真”。

1944年8月,《西京日报》发表了阎锡山5月28日与中外记者团谈话,谈话中阎只承认1940年5月临汾日军司令托人传话和1942年5月太原日军司令官岩松在安平“与我见面一次……不欢而散”,并且附有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对记者团的报告。续范亭读后十分气愤,认为这“都是对着十八集团军及山西新军进攻,造谣污蔑,颠倒是非,信口雌黄,不顾事实,尽是些破坏团结抗战的言论,……尤其郭宗汾是平型关战役逃避战争、贻误军机的大罪魁,对于平型关战役,他应该是没有发言权的,他偏对平型关战役,捏造了许多不符事实的话,欺骗中外记者。”于是续范亭在8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三年不言之言》给予回击,以当年随阎锡山赴平型关,专为郭宗汾临阵逃避而去督战的身份,追述了平型关战役的真相。续范亭指出:“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至于他们说新军是叛逆的话,我现在也可以解释一下。今天的世界,是民主与独裁斗争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是民主与独裁斗争的中国。今天的山西,也是民主与独裁斗争的山西,同时又是抗战与投降斗争的山西。所以与日寇和衷共济的独裁者认为凡是主张民主与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人,都是叛逆,因为他是站在叛逆,因为他是站在他个人权利和勾通敌人的立场上说话的。”

前此,薄一波、韩钧14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记者的谈话,揭露阎锡山勾结日军的事实,19日,续范亭有感而发,又写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发表在8月24日的《解放日报》上。续范亭在文章一开始就谴责了阎锡山1939年发动十二月事变的罪行,并揭露了阎锡山自清末民初以来的政治动向:辛亥革命时期消灭异己,通缉续西峰、续范亭等革命同志,拥护袁世凯搞帝制,出兵攻打冯玉祥部国民军,卷入1930年中原大战等等。认为阎锡山是30年来在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期,投机取巧捣鬼捣的最好的,因此存在到现在。曾有人劝过阎锡山说:“续西峰不但是山西的人才,而且是国家的人才。他在外头进行革命,是于山西不利的,不如把他叫回来。”阎锡山回答说:“我知道续西峰是个千里马,但我们不会骑马,骑上就会掉下来摔死的,所以非把他收拾了不可。”1946年12月,续范亭致大同楚晴波总指挥的信中说:“阎氏以五台贵族集团奴役三晋人士,供其私欲之贪三十余年矣。直鲁人士在晋做事者,在彼等视之不过雇佣耳,家奴耳。”“至于将来队伍之改编,官兵之待遇等等,请就近与贺司令员接洽。”

续范亭在《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中说:“或者你给我们加一个罪名,是与八路军合作抗战,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违犯军法军令,敌后乱打游击。但我们估计,这不是我们的罪案,而是我们对国家民族应该尽的责任,与八路军合作抗战到底,这是中国团结抗战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事。”“八路军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了三民主义,发动了八千余万广大群众,予日寇以长期的致命的打击,建立了中华民国复兴的基础,使国家免于危亡的惨祸,使投降妥协的独裁者们有所顾忌,不敢明目张胆的投降敌人。八路军共产党对国家的这种功绩,我们不但同情,而且拥护,不但拥护,而且感激流涕,愿意和他们永久站在一块而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文章最后说:“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国家,压迫山西的人民。”并希望阎锡山悬崖勒马,停止反共投降活动,在未来的山西民主政府中或仍有一席之地。毛泽东看后高度赞扬说:“廉顽立儒,振奋人心,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1947年1月8日《晋绥日报》发表续范亭的新作《号召山西人民推翻万恶无耻军阀阎锡山》称:“民国以来,封建割据,军阀混战。阎氏为了个人私欲,扩充地盘,独霸华北,不惜连年军阀战争,劳民伤财,几次省银行的倒闭,使山西人民濒于破家荡产,困苦死亡,人民从一粒一粟、一针一线所积下的一点头绳钱、鞋足钱,也被他搜刮干净,迫死人命不知多少!”“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山西大部土地,沦陷于敌,惨被日寇蹂躏践踏,暗无天日的统治,长达八年之久,山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阎氏为了保持个人权利,图谋投降妥协,加紧独裁,破坏团结,制造分裂,阴谋反共,至一九三九年初的秋林会议以后,组织‘突击队’、‘精建会’等特务团体,反对抗日统一战线,解散民族革命动员委员会,取缔牺盟会,消灭决死队,进攻暂一师新军。对于忠勇为国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则视友为敌,到处压迫打击,山西进步青年和抗日志士不知牺牲多少!”秋林会议后,阎锡山除了每月发晋军500万元以维持统治外,又以巨资组织敌工团、突击队、反共团等组织,到处发行5元、10元的山西票子,导致物价飞涨,影响民生,也直接影响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续范亭又指出,1945年8月“日本军阀,刚刚投降,抗日官兵的血迹未干,民族烈士的正气犹存,阎锡山竟公开利用日俘、收编伪军、释放汉奸、劫搜敌资,作为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资本,又向山西人民重开屠刀了”。蒋介石的奴才阎锡山助纣为虐,实行“兵农合一”的反动政策,使山西阎氏统治区的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阎锡山利用日军残留山西进行反共战争是铁的事实,连蒋介石都非常恼火。1946年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军事会报,共匪在各地袭击之行动如故,尤以在山西为甚,而阎则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其武装,乃为匪部藉口,甚不争气也。”由于阎锡山我行我素,3月28日,蒋介石再次谴责说:“阎锡山仍利用日寇编入其部队,一面谎报已完全缴械,近竟为共匪发觉,捕获其队内之日兵,乃向执行组提出抗议,殊为我军最大之污点,阎之卑劣不仅丧失其个人人格,而且丧失我国格矣,可痛。”同日,他还要时任军令部部长的阎的老部下徐永昌去做阎的工作,称:“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

1947年9月,续范亭不幸病逝,中共中央根据他的生前申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毛泽东在送的挽联上高度赞扬他“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此实至名归。

(责任编辑:聂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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