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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东:新中国工业经济的杰出开拓者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7期
来源 :  2015-07-21 09:16:55 已浏览 : 1714

 

叶介甫


吕东,1915年7月出生,辽宁海城人,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党团书记。解放战争时期转入财经工作,是东北工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工业部部长、航空工业部部长、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和“四人帮”的诬陷、迫害,平反之后担任华北协作区筹备组主要负责人。1988年吕东创办了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后改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先后任会长、名誉会长。他是新中国工业界最早的重要领导者,是新中国工业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织实施者,他的名字是与新中国工业经济紧紧连在一起的。今年7月是吕东诞辰100周年,笔者撷取他一生中的几个重要人生经历奉献给广大读者。

 

为新中国工业奠定坚实基础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使解放战争有了战略上巩固的和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后方,党和人民获得了逐步恢复经济的有利条件。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的吕东受组织委派来到沈阳,开始转入工业战线。那时,虽然吕东只有34岁,但在大家的眼里,他是一位勤政、好学、多思,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又很有指挥艺术的领导者。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掠夺和破坏,加上日本投降后苏军拆走大批重要设备,解放后的东北工业几乎是一片废墟。恢复生产工作从哪里入手?吕东和东北工业部领导一起,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具有指导和示范意义的鞍钢恢复上。他带着东北工业部的一些同志到鞍钢的工厂、矿山进行实地考察。从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他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他以点带面,在东北全区各工业企业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不到半年,就有50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创造了17222项大大小小的新纪录。许多生产指标,比如鞍钢的高炉利用系数、焦炉碳化时间等,都大大高出日伪时期的水平。尤其鞍钢炼钢厂6号平炉超过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炼钢世界纪录,受到毛泽东的贺电嘉勉。

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工具提出的新要求,吕东作出决定,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先进的齿轮机床。当时工人对这种机床很陌生,很多人都觉得它不如皮带的机床好用。吕东就请来苏联专家进行高速切削现场表演。这一下大家可知道这种机床的厉害了,一个“高速切削热潮”在东北迅速展开,使生产效率成十倍、几十倍地提高,东北工业战线到处是热气腾腾、你追我赶的劳动景象。

那时东北没有大型机床,很多产品没法生产,制约了工业的发展。有一天,吕东对林宗棠(后任航空航天部部长)说:“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生产大机床?”

林宗棠那时还是个20几岁的热血青年,就不假思索地说:“能。”

吕东问:“你说怎么个能法?”

“我们把东北主要的制造厂和机修厂的制造能力组织起来,制定一个奋斗目标,共同搞出几台大机床。”

吕东说:“好,你起草一篇社论,就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制造大机床,有没有可能造出大机床。”

林宗棠熬了好几个晚上写出文章后,吕东亲自作了修改,发表在《东北工业区》上。后来,还真的造出了大机床。吕东那种对青年干部信任、培养、爱护的品德受到青年干部的好评。

1950年1月,吕东随周恩来总理到苏联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工作。吕东的任务是商定在东北建设苏联援建项目的具体事宜。5月10日,他主持召开了东北工业产品第16次部务扩大会议,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吕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争取外援”,自己能造的设备一定要自己造。同时号召大家认真向苏联专家学习,抓紧组织自己的设计、建设队伍。

1950年,为加快生产,供应前线,使东北工业成为抗美援朝的坚强后方,吕东等同志制定并实施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这就是建立北满工业基地,即把南满的部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一分为二地向北满搬迁,同时加快苏联援建项目的设计、定货和施工。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建成这样的工业基地,对抗美援朝战争、对未来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有着重大的意义。

1952年7月,吕东再次跟随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赴苏联,参加援助项目的谈判工作。通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双方商定了一批工业援建项目和设备的定货。这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常说的“156项”。那段时间,吕东十分繁忙,办公室的灯经常是彻夜通明。“156项”是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吕东同志对新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从1949年到195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吕东等同志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东北迅速恢复和建成了一个包括汽车、飞机、军工、纺织、化工、钢铁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全国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有了十八罗汉,好嘛!”

 

1952年8月7日,吕东被调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主持党务工作。

重工业部任务是组织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四个基础材料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吕东接手时,全国的经济恢复工作接近结束,开始着手准备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1月,重工业部召开厂矿长会议,王鹤寿部长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党组议定的结论,向大会提出“适应新形势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的任务。吕东根据部务会议商定的统一部署,具体落实加强和充实基建战线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从生产厂矿抽调得力干部;从生产方面抽调最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基建战线;近期内院校新毕业的学生原则上一律分配到基建部门;建立和壮大建设机构,特别是设计机构;建立和加强培养后备力量的院校;成立地质勘察机构;从组织上保证领导全面工作的干部主要精力抓基本建设等等。设计工作是基本建设的第一步,于是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土建、鞍钢等6个设计公司组建起来了。在这6大公司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按地区、按专业不同类型的设计院,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设计队伍。

随着大型建设项目的开工建设,在鞍钢、富拉尔基、吉林、武汉、包头、太原相继组建起冶金建设公司,并逐步发展扩大,最后形成了20几个门类齐全的冶金建设公司,拥有约40万人的冶金建筑安装队伍。队伍组建起来了,吕东又及时地把注意力转到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上来。1953年初,他组织了10个工作组,并且亲自带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深入实践进行总结。在这年3月召开了基本建设及施工管理经验总结大会,吕东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作了《基本建设要加强施工管理》的系统报告,他从计划管理、质量与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建立健全责任制等4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作了系统翔实的讲述。

随着生产的发展,矿山滞后问题显露出来了,吕东又来组织研究解决矿山问题。他不避艰险,亲自到矿山、井下考察。1954年四五月间,他来到辽宁省杨家杖子钼矿,由于该矿经常发生井下岩洞冒顶事故,矿上的同志极力劝他不要下井,但他执意下现场察看,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到洞内,不时听到咯吱咯吱的响声,人们都捏着一把汗,而他却十分坦然。就这样,吕东连续考察了10多个矿山企业之后,明确提出:矿山和工厂不同,它的生产对象是地下资源,建设难度大、周期长、生产劳动条件差、生产场地不断变化、资源逐步耗竭。资源是生产建设的先决条件,必须加强地质工作,才能保证矿山有足够的可采储量。因此,需要领导上给予高度重视和更多的支持、扶植。在吕东的具体组织下,为加强地质工作,部里成立了地质局,并从东北地区抽调大批地质队伍进关,在华北、中南、华东、西南等地,展开了地质勘探工作;为加强现有矿山工作,部里成立了黑色矿山管理局。

1955年11月,吕东主持召开了重工业部第一届生产企业科学试验研究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了重工业系统技术发展计划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这次会议影响深远,企业把科研、试验、技术创新工作摆上了日程,队伍壮大了,成果增多了。为巩固成绩,促进发展,1956年4月,重工业部发布《关于奖励一年来重大技术成就的决定》,有25项重大成果受到了奖励。

1956年5月重工业部撤销后者,吕东被任命为冶金工业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吕东主管的范围集中在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两个行业。

冶金工业部组建起来之后,联系冶金工业的实际,部党组成员认为:建设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一定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能完全照搬苏联那种中央主管部门“一家独办”越大越好的做法,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采取量力而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为此,吕东组织编制了冶金工业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上报中央,正式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即继续建设鞍钢、武钢、包钢三个大型钢铁基地(年产钢300万吨规模);新建、扩建太原、石景山、重庆、马鞍山、湘潭五个中型钢铁厂(年产钢50—100万吨规模);同时由地方建设18个中小型钢铁厂。方案上报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极为重视,陈云幽默地说:“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也高兴地说:“你们有了十八罗汉,好嘛!”

 

在“大跃进”中艰难前行

 

正当冶金部积极按此方案紧张地工作时, 1958年8月16日,毛泽东发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搞钢铁”的号召后,全国开始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这期间,吕东连续到武钢、鞍钢等重点企业蹲点,看到广大冶金战线的干部职工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也看到了设备、机器损坏及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下降的情况,原来那种想依靠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与支持,把钢铁工业发展快一些的愿望,已被现实的景象所打破,心中十分着急。

1960年7月间,他会同王鹤寿一起向主管工业的李富春副总理作了汇报,在汇报会上讨论了需要进行“调整”的问题。事后中央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吕东又为此而奋起工作。整顿品种和质量问题首当其冲。部领导组织调查组,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整改对策。而其中的重点,一是支农产品,一是保证军工生产。

在支农方面,针对水网地区、平原地区、山区、草原牧区,在排灌、耕作、收割、运输以及生活用具等方面所需要的钢材作了详细调查,摸清哪些品种质量不稳定,哪些品种数量不够,哪些品种还没有生产供应,一项一项地加以解决。

在保证军工生产方面,面对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断绝国防军工技术资料、装备和材料供应,导致尖端武器的研制面临夭折的危险,党中央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样,组织研制军工所需金属材料,又成为吕东的一项艰巨的组织工作。他组织一部分人力对常规武器和尖端装备两大类军工所需的品种,作了详细调查。在1960年冶金厂矿长会议上,他代表部党组作了《高速度攻占尖端》的报告,要求各单位建立管理尖端的组织机构,有关省、市冶金局(厅)成立技术处,各厂矿设立技术科;要突出建设一批重要项目,要大抓设备设计和制造,要统一规划,给各单位下达尖端攻关任务。在冶金厂矿长会议闭幕不久召开的攻占尖端技术会议上,吕东又专门做了报告,讲了形势、讲了攻占尖端的重要性、迫切性,讲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由于三年“大跃进”,导致我国原先就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突出薄弱环节的有色金属出现了大的滑坡。为了从根本上加强有色金属工业,冶金工业部党组决定由吕东分管有色金属工业的调整工作。他首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走遍了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的几十个有色金属矿山。通过调研,他认定和总结了发展有色金属工业主要在于抓好矿山,而有色金属矿山存在的问题是:采矿落后于选矿和冶炼,掘进落后于采矿,探矿落后于开矿,以及机修能力小,运输能力不足,正常需要的物资不能保证供应等6大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向部党组提出矿山为首、地质先行、大矿大建、富矿先建、采掘并行等一系列发展有色金属矿山的正确方针。吕东还提纲挈领地提出搞好有色金属矿山工作要抓住“四率一综”,即提高采矿台班效率、提高采矿回采率、降低采矿的贫化率、提高选矿实收率,搞好资源的综合利用。为了扭转有色金属工业矿山采掘比例失调、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的被动局面,吕东抓住矿山生产能力的持续这一关键问题,提出了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投资,安排保证各种金属矿山生产能力持续的建设项目。他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维持矿山简单再生产”的费用,简称“维简费”这个新概念,即每生产一吨矿石,从成本中提取规定费用,以矿养矿,用于矿山的维持简单再生产。在管理方面,他提出了关于衰老矿山的接续,加强矿山外围的地质勘探工作,及时按定额补充经磨损报废的生产设备,保证电力、油类和坑木等动力和材料供应,以及解决井下工人轮换补充问题和加强劳动保护用品及职工生活物资供应的若干措施。他通过深入矿山第一线,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当发现有的矿山领导班子不适应,便果断地抓紧调整,加强了矿山的领导。吕东还对如何衡量和评价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问题,指示有关人员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最终找到了“有色金属总产量”这项综合指标,即通常用10种有色金属产量与钢产量的百分比衡量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使过去难于表达的难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标志鲜明和能说明问题的概念。

1962年2月,吕东代表冶金工业部党组,在北京中南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做了关于有色金属矿山情况的详细汇报。这一汇报,全面概括了当时有色金属矿山的现状、地位、存在的重要问题以及发展矿山建设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13年来有色金属矿山发展的历史经验。彭真听取吕东汇报后,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要认真地抓好调整工作。

事后,吕东亲自深入重点矿山,向矿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宣讲这一汇报材料的主要内容,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解决井下工人的生活待遇问题,稳定职工情绪。在广东几个矿山,他发现“民窿”(即集体办的)钨锡矿山由于一下子收归国营产生许多问题后,当即决定暂停收归国营。在广西平桂矿务局了解到砂锡矿的开采使矿山环境破坏严重,立即布置并制定了砂锡矿土地复田规定。为加强领导,他决定采取重点有色金属矿山由司局级领导蹲点的办法,郑州铝厂就是在吕东亲自蹲点下逐步壮大发展起来的。

经过三年调整和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有色金属矿山从负债累累、濒于崩溃的边缘逐步转危为安,到1964年底已基本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10种有色金属产品达到38.53万吨,比1956年的21.4万吨增加了17.13万吨,品种、质量也都已经全面好转了。

1964年5月,吕东开始接替王鹤寿主持冶金工业部的全面工作。同年9月3日,中央正式任命吕东为冶金工业部部长、党委书记。

 

整顿、发展航空工业

 

197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吕东出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航空产品的质量遭到空前的破坏。截止1977年底吕东上任之前,已连续4年因质量不好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因此,吕东把整顿质量作为扭转航空工业局面的当务之急。从1978年2月20日到10月30日,8个月中,他连续召开了6次电话会议、两次现场会议和一次质量展览,开展全航空工业声势浩大的质量大检查。吕东反复强调:飞机在空中飞行和作战,出了故障没法停下来修理,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平时影响战备训练,战时影响战争胜负和国家安危。所以航空产品质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实现优质生产,坚决同任何忽视质量的现象作斗争。吕东用很大气力着重解决当时阻碍航空产品质量提高的三个认识问题:航空产品质量问题严重不严重?造成问题主要是外因还是内因?整顿质量要不要一年大见成效?解决的方法是从解剖三起事故入手。一、直升飞机的旋翼桨翼折断,先后造成三起坠毁的一等事故;二、发动机涡轮轴折断,同样发生过三起一等事故;三、发动机压气机盘断裂,也造成三起一等事故。这 9 起事故导致多名空勤人员牺牲。何以同样的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都是因为前两次把原因推给原材料部门或使用部门,不查内因,直到第三次事故发生后才转而查自己的问题。原来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或者是由于自己随便更改设计、工艺;或者是违反工艺规程,工艺不协调,零件超差;或者是没有吃透技术问题。通过解剖这几起严重事故,吕东告诫大家:“航空产品上没有不重要的零件,产品质量上没有可以忽视的小问题,制造工艺上没有一道可以马虎的工序,细小的疏忽能够酿成重大的事故,所以航空工业职工必须树立对产品质量百分之百负责的思想。”

为使质量大检查的要求落到实处,吕东还自己带头下去,一年之中几乎走遍了航空工业系统的重点工厂和研究单位,边调查边推广先进、促帮后进。在思想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制度建设:恢复和健全了由厂长领导的质量检验系统;以总工程师为首的生产技术系统;切实执行各级技术责任制。通过两年大抓质量的工作,1979年,所有企业都完成了质量指标,全行业综合废品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空军提出飞机使用中的110项质量问题,解决了93项,余下的也有了解决措施。经过评定,有4项军品获得国家金质奖,5项军品和3项民品获得国家银质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吕东认识到这一转变给航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1979年2月召开的航空工业企事业领导干部会上,吕东提出用7年或稍长一些时间,航空工业在确保现有作战飞机齐装配套的基础上,抓好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任务,初步改善部队和民航装备,使我国航空技术从50年代水平提高到70年代的世界水平,为航空工业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

1980年2月,吕东主持了航空工业企事业领导干部会,吕东把发展航空工业的战略指导方针,简明地概括为“三个一代”(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和“三个转轨”(转到质量第一、科研先行、按经济规律办事)。尽管当时全国正处在为解决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各方面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而实行“三年调整”时期,航空工业“量力而行,有所作为”,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两七两八”(歼7II、歼8、运7、运8)和强五改进型的机型,到1982年陆续设计定型,投入生产,装备部队,基本达到了1985年前实现“更新一代”航空装备的目标。1980年起步研制的歼7III和歼8II,80年代中后期也设计定型装备了部队。引进法国70年代末技术制造的直9直升机,已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国有工业经济改革的

探索者、执行者

 

1982年1月,吕东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协助国务委员张劲夫组建经委机关和主持日常工作。

吕东到职之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建议,划清职责范围,报批编制方案,按照“半年时间”内把委员会的办事机关组建起来的要求,在5月26日召开了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大会。新经委在实现干部的年轻化的同时,把原来各单位不再担任实职的老同志都团结在党组的周围,让他们继续为新经委的工作献计献策。

新组建的国家经委会,日常工作是统筹协调全国的生产、流通事务,琐碎烦杂。特别是处于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时期,凡是找不到头的事,自然就都来找国家经委。吕东先是着手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总调度室,昼夜24小时值班,随时处理问题,使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此后,由于张劲夫担任了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工作,国家经委的全局工作实际上是由吕东主持。面对着经委这种摊子大、头绪多的情况,如何进行工作?吕东在一次会议上讲:“经委需要处理的具体业务问题很多,更要注意抓大事”,才能纲举目张。吕东在组建经委机关办事网络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技术进步的工作。新经委成立的这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在十二大的小组会上,吕东根据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提出:“现有企业是我们力争翻两番的出发点、基础和基本力量”,而要发挥现有企业的活力,必须抓技术改造。如果“现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不逐步下降,原材料消耗不大大下降,产品得不到迅速的更新换代,不能做到‘改进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要想实现翻两番,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随后在1983年1月召开的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区的会议上,他又大声疾呼:“当前,在我们经济部门各级领导同志中,确实存在一个思想转轨问题。有必要统一认识,从过去那种重生产、基建,轻技术进步的旧思想、旧方法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技术进步上”,并且提出了要抓的十二项具体工作。

吕东在进行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又大力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首先与有关部门协调,划清职责。在这年的3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工作分工意见的通知”,明确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工作由国家经委负责,企业技术改造的“近期计划和实施方案以国家经委为主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然后,在这年的4月,吕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机械电子工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通过安排首批550项重点机械电子工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取得经验后,于6月间主持召开了“近期行业技术改造规划会议”,布置了编制现有企业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的规划。

在分清职责、定出必要的规划之后,吕东又大力抓落实工作,委托后来担任党组副书记的朱镕基分工负责此项工作,并且要求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检查总结上年工作,部署下年任务。吕东在每次会前都要下去作一次专门调查,针对当时的情况代表党组到会讲话。从1983年1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企业技术进步会议起,到计委、经委合并前的1987年11月14日,5年共召开了5次会议。在这5年间,全国国有工业产值由1983年的4739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0351亿元,增长了1.18倍,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靠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工作取得的。

1983年6月又根据国务院的部署,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开展了提高企业素质的调查。8月17日,吕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交流成果,研究建议。后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那些已经具备条件的改革措施,形成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于1984年5月10日下发。随后,吕东又会同国家体改委负责同志一起,带一调查组到西北地区,就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状况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连同上年他在中原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调查所得,形成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4年9月11日下发。同时,为推进搞活大中型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保证,又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关于推进国营企业技术进步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报经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2月8日转发。经过这一系列工作之后,在1985年2月召开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前吕东代表经委党组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会上吕东作了《坚持改革,开拓前进,把企业搞活》的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企业状况:尽管对搞活企业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做了一些工作,但大多数企业还是没有真正活起来。就此现实,吕东认为要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统一上下的思想,明确指出在经济领导机关和企业的领导干部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没有转过来,而思想观念的转变是经济改革的先导,指导思想不转变就谈不上企业的“转轨”与“变型”;二是要有适合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措施。他集中提出了10条:加快推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勇于开拓的领导班子;根据市场需要,开发具有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放开手脚,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把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作为落实企业内部责任制的重要环节;逐步调减先进大型骨干企业的调节税;开辟生产资料市场,建立物资贸易中心;给部分大中型企业直接对外经营权;指令性计划要留有余地;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浮动;整顿现有公司。

会议开过之后,吕东认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尽快调查研究,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要“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具体形式,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吕东为此在1985年7月间,到上海、浙江作调查,随后11月间又到安徽、江西、湖南调查,1986年5月又到云南、贵州、广西调查。在调查中,总结各地的实践,从中筛选出行之有效的承包经济责任制的形式。1987年4月8日,吕东代表党组专门就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问题向国务院作了一次系统的汇报,提出了5种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汇报时也指出,这几种形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要通过实践不断改进。此后,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承包经营责任制即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有90%以上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6年,吕东抓的大事是加强管理工作。他逐步明确了在经济领域抓管理要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宏观管理,一是企业管理。早在1985年1月,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会上,吕东针对1984年12月出现的奖金失控,贷款失控的现象,就指出经济搞活后,宏观经济管理急需加强,要求在1985年内经过调查研究搞出几条措施来。后经党组讨论决定,先采取按季召开有部分省市区、部门参加的经济形势分析会,并要形成制度。4月间,吕东主持召开了1985年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并且根据大家的汇报,做了题为《加强宏观管理,防止经济发展失控》的讲话。随后,在四五月间,吕东又同安志文率团出访美国和日本,回来后,在给国务院的《考察美国、日本宏观经济管理后的建议》中认为,从以行政干预为主的直接管理逐步过渡到以经济手段调节为主的间接管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管理和调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宏观管理体系。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从1988年4月起,吕东卸去了政府行政职务,在党内担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顾问,同时担任经国务院批准新成立的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会长。他继续拿起调查研究这个武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献计献策。从1988年年初到1996年这8年间,吕东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而其中广为人知的有两篇:一篇是《关于进一步深化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198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后来又以吕东署名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一论”、“再论”、“三论”《转换经营机制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关键》的论文。这样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提到一个新的境域,即改革经营机制的问题。另一篇是为编制“八五”规划献策而提出的《实现我国工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战略转变》。199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并且就这一问题开辟专栏展开讨论,引起很大反响。

2005年5月,吕东因病去世,享年87岁。

(责任编辑:郑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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