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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晚年病症治疗的事实真相
 
来源 : 《世纪风采》2016第3期 2016-03-22 16:35:17 已浏览 : 11130

 

        周恩来一生跌宕起伏,在枪林弹雨和刀丛剑树中多次化险为夷,所患三次危及生命的大病也都痊愈,晚年却接连发现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病、结肠癌和膀胱“鳞状细胞癌”。他一面应对国事,一面对抗病魔,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发现与治疗

 

    周恩来先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19725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显微镜下发现4个红细胞。他的心为之一怔,经过认真考虑,先向全国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作了电话汇报。吴阶平接听后极为忧虑地说:“多复查几次小便,建议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经第二次复查,仅隔三天,就有8个红细胞,不仅数量增加一倍,而且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有关领导听取汇报后,立即由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请我国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与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一医院病理科主任共同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为慎重起见,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按吴阶平的建议,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吴德诚教授等人到中南海会诊,除对“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没有异议外,又决定派专家赶赴天津、上海两市请专家“背对背”(即不告知病人姓名)会诊,后又把京、津、沪三地专家请到北京一起会商,结论一致认为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商定了及早治疗的方案,由吴阶平等人一起向党中央写出关于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病情和治疗方案的书面报告。但因周恩来工作实在太忙,无法安排时间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以致拖延7个多月,到1973113日早晨6点多钟,突然出现大量血尿,接着又排鲜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医生紧急商量,立即把周恩来病情加重的情况和尽快住院治疗方案一面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一面写出书面报告呈送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两个多月后,直到1973310日,周恩来才放下工作进行治疗。当时出于保密考虑,周恩来没有住进医院,而是住玉泉山的一处疗养院。按全国有关著名专家商定的、中央批准的方案,进行第一次膀胱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好,肿瘤只有0.5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会诊决定采用电灼治疗。效果很显著,仅几天后,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因病情基本稳定,周恩来即于24日返回西花厅,恢复正常工作。

    为了防止癌的复发与扩散,开始按照预定的巩固疗效、防止复发的方案,即每周两次进行膀胱内化学物灌注化疗方案。开始实施的情况是比较好,基本上是治疗与工作两不误。1973331日,周恩来会见新西兰政府部长级代表团后,就约见吴阶平等医生开会,谈4月初做治疗手术事。41,他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又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后,才于429日,住玉泉山做治疗手术。在这8天中,周恩来约有关负责人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问题、接见索马里、日本、扎伊尔等国驻华大使、会见邓小平与卓琳等,9日晚回到西花厅。因党政军的国家大事太多太重,周恩来仅休息两周,就投入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429日晨,他实在支撑不住了,经医生治疗后才入睡,醒来后吃了早餐,就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办好广州交易会的事。隔了两个多月,到74日,才到玉泉山做治疗。

    在这次治疗前后毛泽东对外交部外事工作的严厉批评,使周恩来在政治上承受了重大的精神压力。在这次治疗的前一天,即19737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上刊登的《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严厉批评。该文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的气氛更浓”。对此毛泽东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批评说:“中央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周恩来当天就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驻美大组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议来交换意见。”7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外交部153期《新情况》。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周恩来于5日,将3日自己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驻美大组的信和4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153期《新情况》问题写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在这一天,周恩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4日谈话内容后,详述6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批示内容,作了检讨并承担责任。此后,周恩来抓紧做好党的十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日常工作,挤出时间,于7日夜至10日,在玉泉山做一次治疗。

    因繁重而紧张的工作压力,周恩来预定的治疗方案,即每周两次进行膀胱内化学物灌注化疗方案,无法实施,只能断断续续化疗,医生和专家着急也没用,周恩来和邓大姐也都清楚。隔了一个多月,811日夜,周恩来才到玉泉山做一次治疗,第二天就回中南海,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选举党的十大委员会名单和十大主席团名单。因内政和外交的国务繁忙,拖延三个多月,111619日才继续做治疗。就在治疗期间的17日,毛泽东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在1110日至14日与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就在17日对在他处开会的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人员谈了他的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面对这一重大政治压力,身患癌症又得不到定期化疗的周恩来,只好抱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江青当场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据理与她争辩。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1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竟然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路线斗争的头子”,是“迫不及待”要代替毛泽东。接着,她又把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129日,毛泽东先后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 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这一重大政治风波之后,周恩来才于1974121日又做治疗一次,接着25日与来京为他治病的上海医生见面,第二天和210日晚各做治疗一次。

    实际上因每周两次进行膀胱内化学物灌注化疗方案无法正常实施,加之劳累过度,从1974年初以来,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从3月上旬起,每日便血达100多毫升。据此严重情况,医疗组决定对周恩来病情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周恩来对医疗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作详细阅改、批注后致信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说明自己的意见:“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进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当天叶剑英批示:“我和卞、张两大夫共同阅看了一遍,我赞成这一方案。于三月十日开始进行。”根据批准的治疗方案,31115日,周恩来到三○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张佐良大夫曾回忆,19日“进行第二次膀胱镜检查与电灼术治疗。”这次治疗和328日晚、415日的治疗,效果都不理想。自4月份起,周恩来膀胱癌再次复发,出现大量尿血,每天从几十毫升增加到200多毫升,致使周恩来身体渐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洗漱等活动都使呼吸与脉搏加快。由于肿瘤发展快、迅速增长、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周恩来的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致使排尿非常困难,异常痛苦。但周恩来所担当的重要工作却不能不做,所以他以超常的毅力坚持工作。对此医疗组成员都很痛心很着急。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把装有周恩来血尿的玻璃瓶直接送到政治局会场,让党中央领导人目睹血尿的严重情况,呼吁批准周总理放下工作住院检查、治疗、休养。

    据张佐良回忆,1974年夏季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领导人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接见周恩来医疗组成员。在会上他与阻挠周总理治病的张春桥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会议开始,吴阶平汇报了周恩来病情的新发展,重点讲了总理排尿时的痛苦情形、发作心脏病的危险和病理学检查发现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等,强烈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总理及早住院采取手术治疗,避免发生意外。几位领导听了汇报后,神情严肃,没有交换意见,无人开口表态。冷场了一会儿,只有张春桥颇有心计地说:“你们都知道,总理是党、政、军,内政与外交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从现在起,到530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你们不要急,急也没用。我看那份病理化验单上写的结论,暂时不要告诉总理,以免分散他的精力,增加他的负担。如果你们担心总理坚持要看化验报告单,你们可以先改一下结论嘛。”医疗组成员都对张春桥包藏的祸心个个心知肚明,作为做了总理十年保健医生的张佐良认为张春桥叫改动病理学检查报告结论是要承担历史罪责的,所以奋起据理力争驳斥说:“春桥同志,我不大理解,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需要接见许多外宾,只要总理健康状况许可,本是他的工作职责。现在的问题是,总理的病情严重,他患的是癌症、冠心病、大量尿血,尿排不出来,每次解小便时不仅是痛苦,而且非常危险,很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危及生命。我真的不明白,总理迟早要住院治疗的,如果是他现在就病倒了、正在医院抢救,党中央总会派人接替他工作的。可是,如今用总理的健康和生命安危作代价,去接待外国贵宾的做法,这样的代价是否太高了点?”最后壮着胆子说:“春桥同志,我觉得那张病理报告单还是不要改动的好,至于跟总理怎么说,我们回去会商量妥当的……”张春桥被激怒得站了起来,反驳并斥责说:“张医生,你不理解?你……怎么这样说话?啊?”会议沉默了一会儿,一位领导人说:“你们不要急,你们的心情能理解,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吧,今天就这样吧。”

    此后,医疗组在等待中央批准总理住院的同时,一面继续请求中央早日批准,一面采取输血的办法维持总理的身体。从4月初开始,一般每周输血两次,每次输血200毫升,必要时增加一次,也是200毫升。据医生记录,从19744月起到周恩来逝世,共输血89次之多。1974年从1月到5,周恩来尽管靠输血维持生命,但据工作台历记录统计,5个月共计139天的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14小时的有9,1418小时的有74,1923小时的有38,连续工作24小时的有5,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其中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出席其他会议与约人谈话57次。

    由于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周恩来终于在61日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术后病情有所好转。

        19748月七八两天,周恩来连续出现尿血量增加,病情发生严重变化,专家诊断为癌症转移。经医疗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9日周恩来致信向毛泽东汇报病情和治疗方案,很快获得批准,当即于10日主治医生进行膀胱镜检查,实施局部切除膀胱的第二次大手术。术后,周恩来病情较平稳,起居亦可自理,一直到1031日情况都比较好。为了巩固治疗效果,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10月周恩来医疗组就周恩来施行第二次手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写报告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提出:‘恩来同志第二次手术后,于816日开始会客,1016日以后会客次数增多,最多时一天会客五次。谈话时间有时也较长,最长一次超过两个小时。与此同时,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

        然而,这封信后,周恩来的繁重工作任务并没有减少。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党和国家、军事及外交的大事,周恩来不能不挑重担,不能放下工作专门治疗。1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全国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及进展情况就最为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他在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日毛泽东就批示:“同意。”

        1130日,按照医生的意见周恩来接受了一次巩固性的治疗。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1223日至27日亲赴长沙,和王洪文一起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等汇报。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任务。”

    四届人大闭幕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各部门人事安排定了以后,周恩来感到完成了一件国家大事,心里踏实了,告诉医生说:“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

        197524日下午,经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和毛泽东批准,医疗组对周恩来复发的癌细胞再次动了大手术,整整进行了4个钟头。在这令人难熬的时刻,他还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以超常的情感想到了远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受着矽肺病(肺癌)折磨的矿工们,让人把日坛医院(肿瘤医院)院长李冰叫到身边,当面嘱咐她去办这件事。

 

         周恩来患结肠癌和膀胱“鳞状细胞癌”的发现与治疗

 

        197524日的大手术之后,周恩来的病情仍不稳定,又出现便血,连续几天都有。3月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时,新发现大肠内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据张佐良说:“1974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中央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把结肠癌的治疗推迟下来。”

    鉴于周恩来的病情复杂严重,而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周恩来的医疗组由原来的几个人扩大到几十人。针对周恩来罕见的病情,医疗组全体成员,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在周恩来身上创造出奇迹来。可是难如人愿。一位医生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周总理当时的病情比外界猜测要严重得多。值班时,看到总理因癌症的剧烈疼痛头冒虚汗、紧皱眉头的情形,我心如刀绞。休息时,一闭上眼睛,周总理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面容就浮现在脑海里。我们医疗组许多同志平时都要靠安眠药才能睡觉。”

    对新发现的周恩来大肠内的肿瘤,医疗组向负责医治周恩来疾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作了汇报,并提供有关技术鉴定资料。四人小组经过研究,同意报毛泽东批准后在近期内开刀。

320日凌晨,周恩来在病房内支撑病体,写出700字的病情发展与变化过程的报告,向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几年来的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就九个C.C.多;今年二月四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就十个C.C.多,如待满三月再进行镜照检查,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

    今年开会(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在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问主席好!

    周恩来 一九七五·三·二十”

    细心的周恩来,想到这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和心情也不好,为了不给毛泽东加重精神负担,特意提笔给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封信:“我现在又以突然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但政治局常委四同志必将医疗组报告送请主席批准。在主席正在有病待治的时候,我又以开刀治病干扰,你可以想到我这时的心情。我只能补写一封关于病情病因的报告,请你看后斟酌,在主席已批准洪文等同志报告后,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打来电话告知:“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326日,周恩来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长达8小时之久,为周恩来做了结肠癌手术。手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主刀医生切开肠腔后,见到结肠肝曲以下部位,分别有3厘米、1.5厘米、0.5厘米三个向肠内凸起的癌瘤,大的那个呈菜花样。专家们当即确定整个手术分两步进行;先作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便作膀胱癌电灼术。经医生们竭尽全力的精心操作,这次手术是成功的,但周恩来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了。尽管如此,从4月初开始,周恩来仍然在病床上、病房里接见外宾、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有时拖着病体出席毛泽东召开的重要会议,特别是在毛泽东领导与支持下,和邓小平等人一起,揭发批判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打着批判“经验主义”的旗号、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一批老干部的阴谋。

    进入8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按照医疗组的意见,不得不取消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作临床检查,手摸发觉周恩来膀胱内可能已经长满了肿瘤,并且已扩散到膀胱周围的骨盆腔内,很可能在远处已有了转移的病灶。几天后,北京医院病理细胞学检验报告单上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鳞状细胞癌”。在做手术前的某一天晚上,由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接见医疗组成员,吴阶平向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周恩来所患膀胱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变化的情况,说明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专家研究只能作内科保守治疗。邓小平听后心情沉重地说:“好嘛,看来只能这个样子了。你们要尽量做到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就是了。”其他领导人没有补充,就此确定了作内科保守治疗方案。

        920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在医院手术室外守候。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想到施行这次大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就让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周恩来”三个字,特意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老战友邓小平。在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躺在推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向前,靠近推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用尽仅有之力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长达5个多小时的手术,对于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周恩来坚持下来了。手术过程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只能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仅隔一个月零四天,10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从病床上下来。这时的周恩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在时代激流的中心和党、国家与军队领导核心位置,经历无数次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使得他内心坦然、神态自若地面对死亡,没有丝毫悲观失望和烦躁不安的表现。唯一使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夜以继日地为党为国为人民工作了。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关注着国内政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开始,勉强着自己看报、看文件,后来只能靠工作人员念文件和读报给他听了。这种情况维持时间不长,到了12月中旬,终日卧床的周恩来自己无法进食,所需食物只能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进胃里维持生命。这时周恩来身上所插的进食、输血、输液、排液等多种管子,以致连翻身都受到影响。不仅如此,不时袭来的剧痛,使周恩来疼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但他却表现出很强的自制力。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976年新年刚过,周恩来病情就更加恶化,医务人员不得不于15日凌晨,为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效果极为不好,医疗组不得不发出病危通知书。据医疗记录:周恩来于1972518日到197618日,与三种癌症病魔顽强斗争1323天;从1973310日在玉泉山疗养院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后,先后共经受大小手术13次;从197461日住进三○五医院到197618日的19个月中,平均不到两个月就经受一次手术治疗。

        7日,周恩来的病情严重恶化,气息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护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197618日上午957分,享年78岁的周恩来心脏停止跳动,溘然长逝!

    (责任编辑:聂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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