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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身处逆境的邓小平
 
来源 : 《世纪风采》2016第2期 2016-02-26 16:29:45 已浏览 : 1705

  

        197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之年。1976年农历丙辰年,俗称龙年,也是邓小平的本命年,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本命年不顺利。邓小平似乎应了这一说法。这一年,他再一次被打倒。但是,向来为坚持真理而不屈不挠的邓小平,却在这一年做出了足以影响党、国家和他个人命运的重大抉择。

 

        身处逆境的邓小平主持周总理追悼会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1976年时,邓小平的个人政治命运又一次遭到政治风浪的冲击。他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了。

    原来,1975112日,毛泽东认定邓小平的问题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且决定让毛远新主持召开“四人会议”(即有毛远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参加的会议),批邓小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与受毛泽东之命负责召集会议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邓小平不屈服于毛远新给他施加的压力,不承认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的话使毛远新无话可说。他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不接受批评。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内心对邓小平很不满意。113日,毛泽东决定再召开八人会议(即有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参加的会议),批评邓小平。毛泽东还在会前说了带有指导性的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尽管会前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但八人会议开得仍然未能使毛泽东满意,原因是邓小平不说“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承认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之后,让毛远新转告邓小平,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邓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起草这个文件不适宜。邓小平的这个态度,使毛泽东很失望,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还决定,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前,要开一个“打招呼会”,向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干部“打招呼”。开“打招呼会”,也要邓小平主持。这次邓小平没有推辞。但邓小平主持开的“打招呼会”,也并没有使参加会议的人想通,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推开。19761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篇社论除了指出1976年的主要任务外,突出点是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还传达毛泽东的观点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20多年来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这篇社论中的上述内容,点出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分歧的关键点: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所认定的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就是指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篇社论的发表,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情况向世人公开了,加上此前“四人帮”造的许多谣言在全国不胫而走,使邓小平的处境更困难了。当时,在全国公开的舆论上,邓小平是处于受毛泽东批判的地位,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对象。但是,此时,周恩来已经处于病危状态,邓小平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还要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日常工作。可见,当时邓小平的处境是何等艰难。

        15,北京医院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都陆续来到医院。邓小平一大早就来到了北京医院看望周恩来。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最后一次见面。但此时周恩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灰黄的布满老年斑的脸、蓬长花白的头发、深陷发黑的眼窝,邓小平的内心十分酸楚。

        18,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大常委会、国务院于9日向全国发出讣告的同时,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致丧委员会。在这个治丧委员会中,邓小平名列第四,但是,毛泽东自己也已经身患重病,王洪文根本不想管周恩来的后事,叶剑英年事已高,又要管军队方面的事情,为周恩来治丧的重担,就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9日当天,邓小平就召集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开会,研究处理周恩来后事问题,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有条不紊地布置了有关周恩来治丧活动的一切工作。在为周恩来治丧的一系列活动中,中心活动是追悼会,而在追悼会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致悼词。邓小平决定,不让“四人帮”插手写悼词和致悼词,由他自己亲自主持起草悼词,向中央建议,由叶剑英和他二人中选定一人致悼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共同组成了一个周恩来悼词的起草小组,这个小组归国务院具体领导,也就是归邓小平具体领导。邓小平向这个起草小组交待,写周总理的悼词,关键是写好功绩、精神品格两部分,不一定长,但一定要写清楚周总理的功绩和品格。按照这个意见,悼词起草小组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悼词大纲,邓小平怀着沉痛的心情,认真审阅了这个大纲,批准可以照这个大纲撰写,并要求尽快写出高质量的悼词来。很快,起草小组就写出了周恩来悼词的草稿。邓小平逐字逐句地审阅了这份悼词草稿。14日,邓小平决定,以初稿的形式,报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同时送邓颖超阅。114下午,周恩来的悼词草稿由中央工作人员转到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的面前。此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眼睛看东西也很模糊,周恩来的悼词稿,是由工作人员一字一句念给他听的。毛泽东听着这篇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周恩来悼词稿,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种情况,在毛泽东一生中,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感情之深。可能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感情,也可能是对周恩来极力推荐的邓小平还抱有很大希望,毛泽东决定,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由邓小平来宣读。

        1976115,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1976年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那一天下午,穿着中山装的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走到话筒前,像泰山一样稳稳地立在那里,从容地拿起悼词稿,用他那浑厚而又洪亮的四川口音,宣读悼念周恩来的悼词。人们的目光也集中在邓小平的身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潮中,人们关注着邓小平的命运。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检查不满意,但不想打倒邓小平

 

    在周恩来逝世之前的197511月,毛泽东决定政治局开会,一方面批评邓小平,另一方面听取邓小平的检查。就在那时,邓小平被迫写了两次书面检查。毛泽东还要求邓小平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时,政治局多数成员对他表示同情,他们默不做声,不发言,只有“四人帮”及个别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在会上发言,批评邓小平。他们对于邓小平的检查的不满意之处,关键在于邓小平只谈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从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更不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而在当时,谁都清楚,对“文化大革命”肯定与否,正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分歧的焦点问题,也是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在检查中绝不谈起,更不肯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稿,毛远新都送给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的口头检查情况,毛远新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工作人员念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稿,又向毛远新询问了政治局会议上其他人的发言情况,对于邓小平不肯定“文化大革命”正确,十分不满意。就在中央决定召开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三天,即112日,毛泽东指示,向政治局成员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但是,此时,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邓小平。他专门向毛远新交待:印发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毛泽东1976112日在一封信上的批语)。

    毛泽东决定向政治局成员印发邓小平书面检查的目的,是让政治局成员进一步批评、“帮助”邓小平。但是,一方面,政治局成员中的多数在内心同情和支持邓小平,因此,大家在“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上都不发言,形不成进一步“帮助”邓小平的气氛。另一方面,邓小平仍然坚持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实际上就是表示:他不肯定“文化大革命”正确。这样,实际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在这个实质性问题上仍然处于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心里明白,由他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不适宜了,也不可能了,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于是,1976120日,邓小平在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专门致信毛泽东,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邓小平1976120日致毛泽东的亲笔信)

        1976121上午,毛远新带着邓小平的信到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最近开会的情况、邓小平的态度,并呈上了邓小平的亲笔信。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亲笔信后,沉吟良久,向毛远新问道: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毛远新回答说: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否定。听到毛远新这样说,毛泽东又一次重复了他在197511月对毛远新说的一些话,同时又新说了一些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现在有人就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接着,毛泽东针对邓小平所写的两份书面检查中的一些话,对毛远新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他(指邓小平———笔者注)的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还再次谈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我们)无战争经验已经10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次同毛远新的谈话中特意谈到了如何看待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他说: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1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那么,由谁来接周恩来的班当总理?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周恩来逝世后就一直在考虑。那时,毛泽东已经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了,这个运动,主要是批判邓小平,他也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这样,他自然也不会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了。在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年轻一点的,在党内,王洪文是排在周恩来之后的党的副主席,在国务院,张春桥是排在邓小平之后的国务院副总理。江青一伙当时正盼着由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由他们掌握国家党政大权。这样,党内,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国务院由张春桥当家,党和国家大权就都归于“四人帮”了。但毛泽东早就看出江青有野心,而且,他也考虑到,由“四人帮”掌握大权,老干部、军队和广大群众是不服气的,会引起更大矛盾,因此,他考虑再三,决定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就是说,既不让王洪文当总理,也不让张春桥当总理。他选择了华国锋。他对毛远新说:“你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就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华国锋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毛泽东还提议:叶剑英身体不好,中央军委的工作可由陈锡联主持(19761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毛泽东关于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提议,在1976128日,由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政治局成员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此时,连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本来,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提议张春桥当总理,因为毛泽东对张一直比较赏识。张春桥自己也觉得自己会当总理,上海已经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自1975年以来,“四人帮”就在钓鱼台17号楼一起商议如何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张春桥接周恩来的班,但周恩来在世时,不同意张春桥接班,现在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也不受毛泽东信任了,他们觉得该轮到张春桥了,没想到,毛泽东却提议让华国锋任代总理,“四人帮”感到受到了打击,张春桥更觉得自己被毛泽东冷落了,他把怨恨转到了华国锋的身上,于23日写了一篇“有感”,攻击华国锋“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是排在毛泽东后边的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身体不好,邓小平挨了批,毛泽东也不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他感到可以由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于是,他私下准备了由他主持中央工作并主持开“打招呼”会议的讲稿。但毛泽东不但让华国锋当国务院代总理,还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使王洪文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瓢冷水,他从此开始整天游游逛逛,用气枪打鸟,在钓鱼台钓鱼。

    至于邓小平,他的心里倒是平静的,他看出华国锋不同于“四人帮”,他对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心里是拥护的。他对毛泽东让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心里也能接受。陈锡联是他的老部下,他相信陈不会和“四人帮”搞到一起。

        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提议后的情况,他还去见毛泽东,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毛远新说:我已经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他们拥护对华国锋、陈锡联的安排。毛远新请示毛泽东说,可不可以向下传达?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且在毛远新写的信上亲笔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197622,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样,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公之于世。

    此时,毛泽东仍然要求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25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华国锋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他要求大家回去以后,要把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华国锋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政策界限问题说:“毛主席说了,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华国锋要求:“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毛泽东的指示和华国锋讲的政策界限,控制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规模,各地并没有搞层层揪代理人那一套。

    但是,对此,“四人帮”却是不高兴的,他们希望在全国再搞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把各地各级已经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们再打倒,由他们的亲信和爪牙掌握各地各级领导权,进一步由他们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意扩大规模,制造舆论,掀起更大的风潮。19762月和3月,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上抛出了大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中由他们直接布置写作并发表的文章有:《红旗》杂志1976年第2期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梁效、任明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的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文章除了攻击邓小平领导整顿是“右倾”,“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外,还直接把邓小平称为“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宣称:“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红旗》杂志第3期还发表了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人民日报》于33日又发表了《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文。这两篇文章论证说:老干部75%是民主派,民主派的根是资产阶级的,必然发展到走资派。与此同时,江青还布置他们在文艺界的爪牙赶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他们抓紧炮制的《反击》、《千秋业》、《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等文艺作品,矛头直接指向一大批老干部,攻击老干部是走资派。

    然而,无论是中央的“打招呼”,还是“四人帮”造舆论,广大干部就是转不过弯子来。大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果看得十分清楚,对邓小平1975年领导整顿取得的成果看得十分清楚,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大家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态度是冷漠的,不管“四人帮”怎样折腾,这个运动仍然是冷冷清清,特别明显的是,在“打招呼”会议上,在来参加会议的各地领导干部中,响应“批邓”者是少数。“四人帮”见此情形,心中发急,他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直接攻击邓小平。19762月中央开“打招呼”会期间,张春桥在会上多次发表讲话或插话,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32日,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结束的前一天,还擅自召集12省、区负责人开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污蔑邓小平,影射周恩来,说国务院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汉奸行为”,搞“四化”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攻击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搞“修正主义王法”。是“搞管、卡、压”,说按需分配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他还直接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江青在讲话中还自比吕后、武则天,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江青在会上的这些丑恶表演,使广大干部对她极为厌恶。

    “四人帮”在攻击邓小平的同时,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225日《文汇报》发表的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文章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35日《文汇报》在发表纪念雷锋的题词时,全部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和丑恶表演,激起了全国上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19763月下旬,南京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和集会,群众公开贴出标语:“《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游行群众高呼口号:“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南京群众还在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车厢上刷上反对“四人帮”的标语,传到全国。人民群众本来就对“四人帮”十分愤怒,南京的大游行,深深地影响了他们。

        19764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大批群众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花篮,献条幅、挽联,朗读悼词、祭文,同时转抄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诗词。

    此时,邓小平不仅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而且也被停止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被停止工作了。他每天都闲居家中,当天安门广场发生群众运动时,他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在内心是支持的,但他尽力克制自己,也约束自己的亲属,不要去广场,他自己更是不出门。“四人帮”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镇压,邓小平是气愤的。但是,邓小平没有料到,他尽量约束自己,采取谨慎态度,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仍然把邓小平捎上。灾祸仍然落在了自己的头上。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时说,政治局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是邓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形成的。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同时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7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这样,在政治局会议上,当场宣读了两个决议稿:《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个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两个决议。

 

       邓小平不顾个人安危与一些中央领导人商议打倒“四人帮”的策略

       

    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公布,标志着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打倒的邓小平有一个去向问题。他面临两个选择:即:是留在北京,还是去广东。当时许多人劝邓小平去广东。去广东有两个好处,一是在那里安全,广东军队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同情邓小平,支持邓小平,他到那里,可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二是邓小平到广东后,那里会给他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他可以在那里养老,如果留在北京,“四人帮”则随时可以加害于邓小平。而且,在北京,整天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叫嚷声音之中,他的心里也不宁静。但是,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留在北京。他的想法有二:一是他再次被打倒后,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他留在北京,就会继续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这样,就把“四人帮”的问题继续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二是通过几次同“四人帮”较量,邓小平更加坚信,“四人帮”在人民群众中,在广大干部中,是孤立的,他们必定垮台,而且,“四人帮”垮台的日子不会久远了,他留下来,就会增加同“四人帮”斗争的力量。当然,邓小平也考虑到了自己的安全问题,他知道,毛泽东虽然决定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仍然很关心他,毛泽东已经关照汪东兴,要保护好邓小平,免出意外。同时,叶剑英也十分关心邓小平。叶剑英还把邓小平安排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因此,他的安全,虽然有危险,但大体上是可以保障的。于是他决定留在北京。

    此时,邓小平虽然赋闲在家,但他心系全国,心系人民。他关心国家大事,关注中国的政治动态,继续同“四人帮”做斗争。对于个人命运,邓小平是持乐观豁达态度的。对于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他不在乎,对于“四人帮”对他的批判,他更不在乎。他照样吃饭、睡觉、锻炼、玩牌。他认为,历史是公正的。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我是乐观主义者。同时他也坚信,“四人帮”一定会垮台,而且时间不会太长。

        197699,毛泽东主席逝世。正当全国人民陷入极大悲痛之中时,“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他们认为华国锋立足未稳,政治上不强,还误以为政治局里面会有很多人拥护他们,便急于取华国锋而代之。

    “四人帮”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先是王洪文让他的秘书米士奇给各省打电话,让各省有事情和王洪文办公室直接联系,想要把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渠道垄断住,结果,被华国锋发现,及时纠正过来。

    接着,江青借保存毛泽东文件之机,向华国锋大吵大闹,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都归她和毛远新保管。她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利用和篡改毛泽东的文件,为他们掌权制造所谓“根据”。结果,又被华国锋顶了回去。

    再接着,江青又向中央提出,让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她是打算让毛远新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也为他们篡权找一个曾接近毛泽东的人作个见证。这一条,也被华国锋顶了回去。

    又接着,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上,“四人帮”故意向华国锋捣乱。他们提出,不必出第五卷,只出单篇就可以。他们是想用出单篇的办法,由他们把持出版工作,只出对他们有利的毛泽东文稿,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根据”。这一条,又被华国锋顶了回去。

    在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是拥护华国锋的,特别是叶剑英,更是坚定地拥护华国锋的领导,各地党委也纷纷表态,拥护华国锋。“四人帮”见刁难不住华国锋,也拱不倒华国锋,便打算搞“第二武装”,组织叛乱,用武力夺权。王洪文专门回上海,让“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尽快把民兵武装搞起来,还发放武器弹药,组织训练。“四人帮”的这一阴谋,被叶剑英及时发觉,他立即调动南京军区部队三个师,向上海外围出动,控制了上海外围险要地带。

    “四人帮”在筹划搞“第二武装”的同时,又在关键问题———即毛主席“临终嘱咐”上做文章。他们把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按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只要中央认可“按既定方针办”,就可以任由他们来解释“既定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他们还可以为所欲为。同时也可以给华国锋扣上“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罪名。19769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首次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文章发表后,“四人帮”觉得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达到把“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罪名扣在华国锋头上的目的,便又下毒手。1976104日,“四人帮”抛出属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打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就是:他们要把“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在帽子,扣在华国锋的头上,要搞掉华国锋。华国锋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在北京的邓小平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自从毛泽东逝世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仍在扩大。广播喇叭中传来的批判邓小平的声音,他天天都能听到。但是,邓小平不在乎这些,他早已经把个人荣辱进退乃至生死置之度外。但他心里也十分焦急。他每天看报、听广播,听消息,从各种渠道了解“四人帮”的动向。他已经明察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他十分担心,一旦党和国家的大权落入“四人帮”的手中,中国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就会再受浩劫。中国已经经过了十年浩劫,再也不能折腾了。他当时对一个朋友说:“我最担心的是,让他们把我们杀光,任其分裂党和国家,把用无产阶级的心血和精神建设起来的国家推入他们设计的黑暗深渊,那样,历史将倒退一百年。”邓小平下定决心,自己不能闲着,更不能袖手旁观,他要为粉碎“四人帮”出力。

    本来,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叶剑英为他安排的住处十分保密,邓小平也基本不外出,因此,谁也找不到他的住处,连他的老朋友和老战友,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住处。后来,“四人帮”把注意力转向攻击华国锋,把精力放在要把华国锋搞掉之上,似乎忘记了邓小平。这样,邓小平的处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他也自由了一些。这样,许多老战友也就知道了邓小平的住处。一些对当时中国政局起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也到邓小平的住处来访问了。19769月底的一天,王震来访。邓小平一见到王震,分外喜悦。他知道王震可靠,是反对“四人帮”的,是可以与之交心并托付重任的,于是,邓小平便和王震推心置腹地谈了起来。邓小平让王震找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军队中的一些领导人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王震欣然答应。从那天起,王震先后找了陈云、李先念、叶剑英、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与他们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大家意见统一。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大家还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来,而“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王震回头向邓小平汇报了老干部、老帅们的意见,邓小平听后,内心很着急。他认为,如果不早下手解决“四人帮”,必将受制于人。197610月初的一天,邓小平不顾个人安危,走出他的住处,亲自到北京小翔风胡同叶剑英的家里,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两位老战友一起详细商定了解决“四人帮”的时机、方式和后续对策等问题,二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最后,邓小平真诚地表示,相信叶剑英一定能够收拾好残局。

1976106,华国锋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接着,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到北京的西山去看望已经转移住到那里的邓小平,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情况。邓小平高兴地对他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抓捕“四人帮”的方式———笔者注),干净利索!”

    以粉碎“四人帮”为契机,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后来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这些,是与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李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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