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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倾力协助彭德怀战西北
 
来源 : 《世纪风采》2016年3期 2016-03-18 10:06:24 已浏览 : 2213

梅兴无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所属野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贺龙负责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的后方工作,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驰骋沙场的将领,在战火最炽烈的时候,却“改行”去管后方,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但贺龙认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切都要听党的,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领导同志亲自指挥更为适宜,而且中央交给自己的任务同样重要。贺龙甘愿挑起了执掌后方的重担,保障彭德怀战西北的后勤供应、兵员补充,协助做好前线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不朽功勋。用彭德怀的话说, “贺龙是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

 

贺龙:“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

 

        1947年春,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改变策略,集中主要兵力从东西两翼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在陕北方面,蒋介石命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集团的20个旅,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二马集团”的12个旅,榆林晋陕绥边区总部司令邓宝珊集团的2个旅,共34个旅25万人,从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胡宗南更是一马当先,集中优势兵力从南线直攻延安,妄图实施“斩首行动”,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他还口出狂言:“要活捉毛泽东。”

    红都延安,黑云压城,风雨如磐,形势险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只有晋绥军区第一纵队(358旅、独立第一旅)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共6个旅2.8万余人。

    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他已于19458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远在晋绥前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主动向毛泽东请缨:“贺龙同志忙于晋绥事务,远离延安,陕北现有的几个旅,加上后勤部队也就两万多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表示:“很好!”又马上与在绥远(今内蒙)的贺龙通气。

    这些部队不仅是贺龙指挥的,而且大多数是贺龙一手带出来的,属于湘鄂西、湘鄂川黔“山头”,从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贺龙一直是这支队伍的代表和旗帜,他与部队的感情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用鲜血凝结而成的。把自己带了一二十年的部队交出去,在情感上确实有点难以割舍,但贺龙是一个讲党性、讲原则的共产党员,他对老部下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当即回电毛泽东,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贺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194611月,贺龙刚把晋绥军区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晋绥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1947310日,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接受彭德怀的指挥。贺龙不打折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的二纵队西渡黄河。

        316,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指挥。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十分感慨地说:“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党对枪杆子领导的有力,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7月,中共中央来电通知贺龙去河西出席重要会议。贺龙抱病于718第一个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从窑洞里迎出来,紧紧地跟贺龙握手问候。毛泽东同贺龙谈了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组织战略进攻问题,并说:“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陕北战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得依靠你们晋绥,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你看怎么样?”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

        721,会议在小河村河滩边的一个院子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杨尚昆、王震、陈赓等。毛泽东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会议决定,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部队及后方工作,重点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7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贺龙又将晋绥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绥根据地。

        731,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其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都是从晋绥调来的。这样,贺龙原来的野战部队基本上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中央进一步明确分工:彭德怀主掌前线作战,贺龙主管陕北战场后方工作。

 

毛泽东:“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

 

    古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争理论认为“打仗就是打后勤”。解放战争时期的陕北、晋绥地区,地瘠民贫,缺粮、缺钱、缺各种物资。在这种地方为进行大规模战争的部队提供后勤支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小河会议后,贺龙同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领导研究,按照中央要求部署后方工作,制定了统一两个边区的工作措施:一是统一两边区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后方机关精兵简政,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三是要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

    贺龙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在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保证野战军打到哪里,就可在哪里得到供应,做到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弹药给弹药,要兵员给兵员。

    贺龙在河东刚刚安顿下来,毛泽东便来电要求迅速筹措粮食70001万石(3001),以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西北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当时,西北野战军和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机关等共8万余人,每月需粮1.6万多石。然而,陕甘宁、晋绥两区加在一起,人口才400余万,黄土高原土地贫瘠,胡宗南部队四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河东灾荒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短时间上哪儿去筹那么多粮啊!

    贺龙把视野投向邻近解放区。9月,他通过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求援,刘伯承、邓小平当即调拨10万石粮食解西北燃眉之急。可把这么多粮食运到陕北,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贺龙同林伯渠商量后,急调后勤部供给部长薛兰斌主持运粮。薛兰斌说:“老总,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啊! 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陕北太难了。”贺龙敲着手中的烟斗说:“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军队打仗,无粮自乱。你必须尽快把10万石粮食运过黄河,没任何价钱可讲!”薛兰斌提出要人、要牲口。贺龙答应让晋绥地方政府落实,还特地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1000余名师生员工调来交给薛兰斌,作为运输队的骨干。贺龙一直惦记着这件大事,专程到运粮队检查,看到沿途各地,男女老少齐上阵,车拉肩扛,运粮大军络绎不绝,感慨地说:“毛主席说得好,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为了保证前线部队对粮食的长期需求,贺龙领导边区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筹粮运粮队伍,从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19478月到次年5月,不到一年时间,晋绥支前勤务总量已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群众69万人次背粮。在晋南常年有数万人的千里运粮队伍,赶着运粮牛车连绵不断地奔波在通往陕北的路上。

    部队除了吃的,还要穿的用的。1947年冬季来临前,急需为部队筹备越冬的被服和经费。贺龙和习仲勋、林伯渠等研究决定做贸易生意,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再让商人们转运到国民党统治区出售。贺龙调派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带两个骑兵团去完成这一特殊任务。他对张达志说:“你现在的头衔是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但你这个司令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做买卖。你的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把土特产卖掉,换成钱、金子、银元以及前线需要的棉花、布匹、鞋袜等物资,以供前方急需。”贺龙还专门给他们配了两部电台,每天联系,掌握动态。张达志不辱使命,做了3个月的买卖,换回了大量现金和物资,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南下作战、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

    武器弹药也是后勤保障的重点。在明确贺龙主管后方之前,他就在弹药上给彭德怀以有力支持,这从那时往来电文可窥一斑。194759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贺龙:蟠龙战斗后炮弹奇缺,平均每门炮不足10发,可否帮助。510日,贺龙回电彭、习:发出炮弹200发,82迫击炮弹1000发,均送到吴堡,请令绥德分区负责转运至野战军。512日,彭、习经军委转告贺龙:炮弹送吴堡甚感激。514日,贺龙报军委并转彭、习:根据晋绥现有条件,将于两三月后能够复装炮弹,请彭、习通令边区各旅把炮弹壳收集完全,送到碛口(黄河渡口)转工厂改装。518日,彭、习电告贺龙:为了加强军工生产,我们已把一部分硫酸和化验室设备经绥德运往黄河东岸,以后请你负责指挥统一生产计划。

    西北战场打的是大仗,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相当大。除了靠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送以外,就得靠贺龙的后方支援了。彭德怀给贺龙的电报,除了要粮食,最多的就是要武器弹药。王震、王世泰(四纵队司令员)这些人急了,直接致电贺龙求援:“请求发给炮弹。”那时晋绥地区的军工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且缺技术人员;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因战争早已停产,设备都坚壁起来。贺龙决定把两个地区的军工合在一处,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以供西北战场长期作战之需。彭德怀觉得这个办法很好,电请贺龙全权负责此事。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颉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设备来到河东。贺龙任命担任晋绥军区某团政委的军工专家蒋崇璟为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负责扩大军工生产。到1948年,晋绥军工已有14座工厂,生产了大量山炮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炸药、子弹,有力地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

    在兵员补充方面,贺龙的策略是加强联防军区地方兵团建设。在部队压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渐升级为野战兵团。毛泽东称这一办法很有战略眼光。1947920日,贺龙向中央军委请示以警一旅、警三旅编成第四纵队,归前总指挥,执行野战任务。次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陕甘宁和晋西北这样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地方,仅1947年就动员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7个纵队零2个旅。到了19496月,西北野战军已从小河会议时的3个纵队,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2个兵团、6个军、18个师22万人的大军,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多年后,毛泽东感慨:“就那么一些人,能够打出那样的结果、那样的局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条是,西北战场不仅有一位能在前方决胜千里之外的彭大将军,还有一位能在后方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贺老总。毛泽东对贺龙的杰出贡献赞赏有加,说“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

 

彭德怀:“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贺龙虽然离开了前线军事指挥岗位,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晋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对将领们与彭德怀在磨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他高度关注,全力以赴地协调解决,做好“补位”工作。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是从湘鄂西红二军团发展而来的老部队,号称“贺龙嫡系的嫡系”。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都与贺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贺炳炎15岁起就跟贺龙干,贺龙言“宁失一个师也不能失一个贺炳炎”;廖汉生是跟贺龙从桑植一路拼杀出来的,还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他俩长期跟随贺龙转战南北,习惯了贺龙宽和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指挥风格迥异,性格暴躁,骂人是家常便饭。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而言,一时难以适应。

        19478月上旬,第一纵队奉命攻打榆林,攻城两天没能得手。胡宗南急派三十六师驰援榆林。为避免腹背受敌,一纵队回撤,廖汉生心情很糟。这时彭德怀打电话来,话没有说两句,就开始骂人:“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廖汉生本来就郁闷,开始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怀一骂,火直往头顶上窜,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放下电话,廖汉生动了粗口:“妈个X的,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憋足一股劲:“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一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闻报,亲自带一个营增援,击退了追敌。

        194710月,一纵队和三纵队攻打清涧,遭到国民党守军廖昂部的顽强抵抗,胡宗南命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赶来救援,军情非常危急。清涧城外的耙子山敌军主阵地久攻不下,一纵队伤亡较大,七一六团团长储汉元牺牲。在前沿指挥的贺炳炎十分窝火,这时接到彭德怀电话,话筒传来炸雷般的吼声:“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是个火爆脾气,听到彭德怀的话带火药味,也来了情绪,跟着吼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贺炳炎心里着急前线攻山头的事,“啪”地把电话筒摔了。敢跟彭德怀摔电话的贺炳炎是第一个,但他次日上午,硬是把耙子山拿下了。

    这些摩擦引起了远在后方的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找机会协助彭德怀解决这些问题。可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一纵队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彭德怀批评一纵队“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这件事其实是因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会上又将彭德怀的意思理解成一纵队“有意识地先走了”。彭德怀一讲完,廖汉生就站起来分辩:“什么叫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贺炳炎也站起来冲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参加会议的贺龙赶紧制止,十分严肃地对贺炳炎、廖汉生提出批评。会后,贺龙又把一纵队的领导留下来开了个小会,特地请了习仲勋参加。在肯定一纵队仗前段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之后,毫不留情地批评一纵队领导近来受到的表扬多了,骄傲了,听不进批评了!贺龙严肃地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贺炳炎、廖汉生主动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笑笑,连连摆手,其实他个人倒喜欢这两个部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痛快劲,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直爽率性的血性军人,心里憋屈就“放炮”。在他看来,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摊在桌面上,哪怕拍桌子骂娘,都没关系。所以彭德怀并没有把“顶牛”的事放在心上,还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指挥方法上要改进。彼此沟通,坦诚相见,相互理解,上下级关系融洽了,指挥顺当了。一纵队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贺炳炎、廖汉生也成为彭德怀的爱将。彭德怀还拟提任廖汉生为兵团政委,廖从野战军干部的全局考虑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部长彭德怀推荐廖汉生任国防部副部长,在7位副部长中,有4位大将,2位上将,仅廖为中将,可见彭德怀对他器重。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是红六军团发展而来的,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1947年底,二纵队在解放山西运城的战斗中,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方面出了偏差。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连学校里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琴!”这使贺龙深感不安,主动同彭德怀商量,由他到二纵队整顿纪律。19482月初,贺龙赶到二纵队驻地山西新绛县,对二纵队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违反党的城市政策,破坏群众纪律,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没有群众仗怎么打?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嘛!我们要在三五年内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的胜利,不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怎么行?”他还在二纵队住了一段时间,帮助王震抓部队纪律整顿。王震后来说:“贺老总专门到二纵队来抓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对二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是贺龙在洪湖苏区时的老部下。19484月,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战役,三纵队主力在追歼从延安南窜敌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个别旅的指挥员未能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5月初,贺龙同林伯渠前往三纵队驻地陕西白水县。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贺龙动员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验。贺龙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指出:这一仗,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有缺点,主要是干部的军事素质、政治水平不高,作风不够顽强,并且对个别旅的干部未能坚定执行彭德怀命令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

    西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贺龙马不停蹄地深入一、二、三纵队,找各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要求老部下们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和指挥。在贺龙的协调下,西北野战军将帅之间的磨合期大大缩短,将领们对彭德怀更加理解、更加尊重,维护了彭德怀的权威,野战军指挥系统更加和谐融洽、更加高效有力,稳定了西北战场大局。

    彭德怀对贺龙的良苦用心一直感激为怀,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责任编辑:聂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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