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接受一种文化，首先在于对这一文化的认知。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即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下称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就在于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和人生遭际对它产生了择善而从的认知。其中，历史进步性、价值正当性、道德崇高性是几个主要方面。这些认知，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实践的结果，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对其产生的认识飞跃，是一种总体上对优秀传统文化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从而对人们接受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心因作用。

　　雨花英烈是深受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先进分子，在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中，可以清晰窥见优秀传统文化的浓重印记和明显加持。他们之所以自觉体认和接纳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华优秀文化有着比常人更为敏感、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悟，有着对待和接纳这种文化的正确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

正确历史观为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思想引领

　　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历史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为后来人汲取历史经验，认识历史基本面，找准历史前进方向等提供基于实践检验的启示和指引。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历史长河里不断累积和传承，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文化的内容反映了历史正确一面，它的传承和作用反映历史的主题主流，为后人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正确判断。包括雨花英烈在内的那一代革命者，作为有志于推动历史进步的一代先进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同时也是更加自觉地接受优秀传统文化，从中获得来自历史的力量和智慧。

　　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浩繁，其来源和影响涉及国家、社会、个人各个层面，以及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各个领域。其最重要的作用是，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鲜明特性，反映时代对文化传承发展的要求，反映人们对正义、进步、幸福的追求，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深刻内因。历史虽千回百折而前景光明，虽险阻重重而邪不压正，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基底作用。这一点已被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是围绕挽救民族危亡、改革中国社会而传承和发展的。那时的人们，必然置于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并对已有的文化进行甄别和选择。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和牺牲者，雨花英烈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接受，不能不受到时代影响，不能不与他们担当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

　　考察这个烈士群体，无论是邓中夏、恽代英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还是金佛庄、高文华等投身大革命洪流的勇士；无论是战斗在白色恐怖中心的南京地下党组织，还是罗登贤、周执中等站在抗战前列的勇士；无论是一生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的朱克靖，还是在迎接新中国诞生之时牺牲的年轻革命者成贻宾，他们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节点出场者的身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顽强战斗、英勇献身。

　　他们中的许多人，留下了饱含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诗文和著述，从中可以清晰看出他们对天下为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高度体认，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和志士仁人不甘屈辱的抗争、富国强兵的追求、献身变法的壮举、鼎革社会的推崇和接续。还有更多的人，没有用语言和文字直接表达这样的历史感悟，但是他们勇敢地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并为之献身，展示了对那些彰显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的文化传统的拥抱。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人们认识世界起决定性作用，并对改造世界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体现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深沉、最持久、最强大的便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道义和伦理上切合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赋予了优秀传统文化整体上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并历史地成为维护民族核心利益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持续保留、不断淬化，进而成为主脉的主要原因。

　　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爱国如思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饱含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经典表达，大多都发生在乾坤巨变的非常时世、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为守土对抗侵略、先进对抗野蛮、公理对抗强权提供了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叙述近代以来中国人奋起救亡、追求真理的艰辛历程时，把饱含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济世思想、奋斗精神等内容的优秀传统文化称为“国脉民魂”、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优秀传统文化所起历史作用的真实记录和高度评价，并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找到了重要的思想起点。

“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她献给了伟大的祖国”……这些饱含爱国情愫的话语出自雨花英烈，在国家、人民、祖国等字眼的背后，蕴含的是烈士们对延续千年的爱国主义这一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和对这一精神力量的自觉运用。这是包括雨花英烈在内所有人民英雄精神世界的共性特点，也是造就他们革命品格和斗争精神的必要条件。

　　他们体认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历史典范作用。人是文化创造、传承、展示的主体。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从根本上说，就是它在产生、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先进性的历史人物。他们或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先行者，为后来的人们担当使命、引领时代提供了启示；或是优秀文化和进步观念的殉道者，为后来的人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提供了参照；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建功者，为后来的人们追求光明、造福生民提供了激励；或是人性光辉的体现者，为后来的人们崇善向德、奋发向上提供了榜样。正是这些优秀的历史人物，将优秀文化的思想、观点、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得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具有真实性、生动性和示范性，进而为人们继承发扬这种文化、构建强健精神世界提供强烈的心理指引和强大的典型示范。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文天祥《正气歌》中的豪迈辞章，在讴歌历代慷慨悲壮之士的同时，将之前的正气文化，演绎为当事者特有的人格魅力，同时昭示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规律——见贤思齐。雨花英烈的事迹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青少年时代便倾心于先贤英雄。例如，邓中夏犹喜“去留肝胆两昆仑”，袁国平钦佩“中山闹东岳”，恽代英向往“中流击水、揽辔澄清”，张应春仰慕鉴湖女侠秋瑾，何宝珍激赏抗金英雄岳飞，等等。虽然英雄情结不能全然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崇尚英雄也未必成为英雄，但雨花英烈的人生经历表明，英雄身上传达出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往往成为他们走上正确人生道路的启蒙，乃至成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点。更为重要的是，烈士们以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升华了优秀传统文化，锻铸了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人格。

正确价值观为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心理支撑

　　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另一个作用机制，就是对它的价值取向的认知。文化的创造过程，包含着数千年来人们在改造世界中对事物价值的认知和选择。它源于人们对特定价值取向在社会发展中作用和影响的甄别和取舍。

优秀传统文化是这样，其他文化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高度肯定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高标，其基本方面与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价值判断的同向性。雨花英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涌现的英雄，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纳和践行，必然与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和选择高度一致；雨花英烈是以热血祭殉理想和事业的英雄，他们之所以舍生忘死，就是因为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拥有这种价值观所赋予的心理支撑和情感力量。这种心理和情感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天下为公”的崇高道义感。崇尚道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创造自身文化的过程中赋予道义以丰富内涵。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思想，是观念，也蕴含道义，而决定其道义向度和高度的就是“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审视这些思想观念，不难看出它们有的是天下为公的别样表达，比如民为邦本；有的离不开天下为公的思想基础，比如为政以德、任人唯贤、厚德载物；有的需要以天下为公作为前提才能具有进步意义，比如革故鼎新、自强不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虽然不同时代背景下“天下为公”之“公”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其“天下共有”“不谋私利”的核心以及衍生出的“舍己为人”“克己奉公”“无私无畏”等思想观点，在认识和处理大家与小家、家国与个人的关系中，具有鲜明的利他性、公义性，进而具有道义性。

　　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这种道义性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加持和引领，发展得更为宏阔而彻底。雨花英烈亲身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承继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志士仁人实现民族复兴的艰辛事业，向往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国家，所有一切理想和努力都出于公心、利于天下。 邓中夏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为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不畏艰险，勇立潮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对同志说过这样一席话：“古今中外，没有不流血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最后一定能胜利。能为主义而牺牲，也就等于不死。”出身富家的朱杏南，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面对担任地方烟酒公卖局局长的机会，说：“吾有田产尚愿偿，却信主义随党走去，岂为利哉！”1925年，18岁的高文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途中，父亲来信说在胶济铁路替他找了一份月薪60块大洋的工作。高文华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我是一个革命者，怎能受钱的牵动呢？老实说，山东有600、6000块大洋一月的事，我都不会做的。”1928年3月，高文华不幸被捕，狱中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

　　这样视理想比天高、置生死于度外的表达，在雨花英烈留下的诗文、日记、遗言中不胜枚举。更重要的是，这些语言和文字背后，是他们为了主义、为了天下做出的实实在在的牺牲，包括可观的家产、理想的工作、优裕的生活、升官的机会、发财的途径，直至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由“公义”产生的崇高感，和这种崇高感决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二是为民牺牲的满足感。人的满足感，从根本上说就是价值的实现。人的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这两个价值不是孤立的、决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成就、互为因果的。共产党人是引领社会变革、为全体人民创造幸福的先进群体，必然把包括个人价值在内的一切奉献给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是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使然和体现，也是优秀文化传统使然和体现。站在后者的角度看，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并推崇社会价值至上的思想和行为。“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展示出来的充满“公义”的价值取向和捐躯天下的高尚情怀，为共产党人所肯定和承接。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了司马迁关于死亡意义的“泰山”“鸿毛”之喻，并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就是共产党人由先贤思想生发出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表明，共产党人与所有人一样，在利害和生死面前是有价值考量的，同时表明共产党人的价值衡量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同向性。为公的价值，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一切为了人民。这样的价值取向既具有进步性和先进性，也具有可辨识性和操作性，能够为革命者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明确的参考坐标。

　　张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给三弟的信中说：“我现在不忍心见国家沦亡，不忍见同胞穷苦，将为亡国奴、奴隶。立志走这条大路，做这种有价值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女烈士孙晓梅，面对母亲要她脱离战斗环境，回家过一个女人该过的日子时，她在信中写下：“我要的名利，是大众需要的名利，我不稀罕个人名利。……我们除了为大众谋福利而奋斗外，个人利益本来就是放在后面的。”在隐蔽战线战斗近20年的卢志英，曾经有过3个孩子，其中两个在革命过程中流离失散，下落不明。他被捕入狱后，身边唯一的儿子同他一起坐牢。面对妻子对儿子可能遭遇不测的担忧，卢志英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的理想就是让天下孩子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希望革命成功那天，过上好日子的孩子中间能够有我们的孩子。要是他们不在了，我们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孩子，毕竟快活了，幸福了。”牺牲时只有16岁的袁咨桐，牺牲前在给二哥的信中写道：“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的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

“典刑在夙昔”“古道照颜色”。这些饱含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语言和文字，回答了共产党人为什么甘愿付出和牺牲，也道出了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在人生阅历尚浅的情况下便作出正确价值判断的原因。

正确道德观为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伦理规范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理念，具有鲜明的道德内涵和要求，是关于“德”的文化，并由此产生了具有社会基础、大众认同的纲常伦理。这既体现了观念文化的共性特点和一般要求，也为人们认可、接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伦理上的指引和约束。

　　雨花英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鲜明体现者，崇德自律贯穿其人生经历和革命生涯之中。作为共产党人、革命者、牺牲者，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道德情操和政治品德就是忠诚。这种忠诚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其具有的“真心实意”“没有二心”“不改初衷”“不易信仰”等心理特征，常常与家国、道义相关，与正气、节操相伴，成为伦理道德上判断荣辱、高下的一条重要标准，进而引导和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包括雨花英烈在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恪守忠诚的政治品格，是对这一道德观念正面意义的高度认同，为他们最终成为英雄提供了根本保证。

　　靠忠诚战胜困难，理想之光永不磨灭。雨花英烈中的许多人家境优渥，相对于家庭和自身拥有的条件，他们选择的革命道路充满艰辛；雨花英烈大多十分年轻，他们的革命生涯却曲折漫长。正是这种政治上的重信守诺和道德上的严格自律，让雨花英烈在艰苦卓绝、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不改初衷，革命到底，留下了许多“千磨万劫终不悔”的动人故事。

邓中夏烈士在五四时期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当年他放弃将要到手的工作岗位，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曾经担任党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也遭受过党内错误路线的排挤打击，但无论革命形势、个人遭际如何变化，始终做到信仰不改、斗志不泯。“我邓中夏就是化成灰，也还是个共产党员！”便是他牺牲前夕对党的心迹表白。

恽代英烈士也是参与建党的早期党员。当大革命和他参与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他曾向身边战友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要有决心干30年革命，那时你才50岁，接着再搞30年建设，你不过80岁。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为了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雨花英烈中许多人是因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导致党组织被破坏而牺牲的。如1927年至1934年，南京党组织遭受8次严重破坏，造成数十名党的骨干牺牲。这是中国革命道路上最艰难的时期，但在这样不可为而为之的较量中，无数共产党人不避矢雨，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接续革命，彰显了对理想信念的忠诚。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成员，大革命失败前已拥有近5.8万名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党员人数仅剩1万多人。此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左”倾路线错误指导，党的力量遭受极大削弱，濒临覆灭的危险。正是有了雨花英烈那样一大批高举理想火炬的忠诚战士，革命的航船才能穿过激流险滩，迎着惊涛骇浪驶向胜利彼岸。

　　靠忠诚经受考验，为了主义不惜牺牲。雨花英烈作为一个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的烈士群体，从身份背景看，他们大多是大革命失败后在南京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共产党人，南京及其他地方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从斗争经历看，他们大多战斗在敌人统治中心，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经历过党组织被破坏、被捕入狱、遭叛徒出卖和狱中斗争的考验；从牺牲场所看，他们大多牺牲在关押地和刑场上。这些特点表明，烈士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斗争环境极为复杂凶险，需要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和不测；烈士们是党的骨干力量、特殊岗位的战士，身负重要使命，面对敌人，需要加倍防范；烈士们落入敌手，身陷囹圄，远离组织，孤身对敌，需要独自应对各种威逼和利诱；烈士们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是从监狱到刑场，在生死一念间要做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

　　考验是那样的现实、严峻而难以回避，正是忠诚让烈士们交出了人生最重要的答卷。“我既然投了红旗，绝不会再投白旗。”1928年牺牲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在狱中对母亲表明心迹。这句话不仅彰显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同时鲜明地传递出这些烈士所坚守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忠贞不二”的道德和伦理意蕴。当这种道德升华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品格和伦理，为革命者所接受和践行，便成为其始终不渝坚持真理、坚守信仰的思想底线。我们无从还原烈士们面临生死抉择时的心理过程，但从其最终放弃附加了“背叛”“悔过”等条件的生的机会可知，他们必定从内心排斥了一切有违正确道德观的选项，这其中自然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中“德”的影响和规约。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省瞿秋白研究会学术顾问）

责任编辑：侍晓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