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6月从镇江地委调到省委研究室的，在省委研究室整整工作了5年，主要从事文稿写作和调查研究，并分管干部工作。我们起草文稿和调研，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但每位同志也有所侧重。我的研究领域更多涉及农业农村领域，可以说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和江苏农村改革的重要历程。由于参与这些工作，2023年我很荣幸被授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突出贡献奖。这里回顾我在研究室工作期间的一些经历，主要谈谈有关农村改革方面的调研。

武进鸣凰粮价调研

　　1978年夏天，我到研究室工作不久，带队到常州武进县鸣凰公社做农村调查，调研组一行包括邹国忠在内，有10来位同志。两个来月的时间，我们吃住都在农民家里，经常赤着膊穿着短裤，跟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调查主题，是如何减轻农民负担。通过调查，我们提出了农村价格改革的建议，就是提高20%至25%的粮价。这个调查报告经省委同意后报送中央，后来中央采纳了江苏意见，把粮价提高了22%。农村改革，不只是一个包产到户问题，而是包括开放集市贸易、扩大自留地等在内的一套组合拳。农产品提价这“第一炮”，是非常关键的，可以使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我认为，这为农村改革打开了一个口子，是农村改革的前奏，也是江苏为中国农村改革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泗洪、盱眙等地包产到户调研

　　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对中国农村来讲意义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其过程非常曲折，很多事情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江苏推动包产到户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过程很曲折。那时上下思想不统一，不少地方反对的声音非常激烈。

　　安徽的“大包干”，首先波及与安徽省接壤的江苏泗洪、盱眙等县。江苏省委曾派3个调查组去两县调查，回来的反馈大不相同，有的报喜称“平安无事，温饱有望”；有的反馈粮食虽然增产，但冻死了牛，扒了些农机和公房；有的则反映是“修正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有村队用大喇叭对着邻近安徽的村庄喊，“不要让包产到户的妖风刮到江苏来”。

　　于是，省委又派出调查组前往盱眙调研，我也参加了这次调研。回南京后的调研情况汇报会上，省委书记问一位老同志“包产到户”究竟好不好。答曰：“我是翻来覆去，思来想去，结论是四个字——很难讲的。”

　　轮到我汇报，也是怕“方向道路”等风险，呈上书面汇报，题目为“访谈记录”，纯客观，未置一评。但是这个小“花招”过不了关。书记追问：“你的观点呢？”我只得如实回答：“从记录中可以看出，上层反对者多，基层拥护者众；从增产数据看，包到户的比到组的产量高，最高的是‘大包干’。”

　　会后，时任省委常务书记胡宏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悄悄谈、细细听之后，他轻拍桌子：“看来这么搞，干部‘吃白搭’的问题可以解决；农民收了粮先归自己家了。”胡宏书记是重庆璧山人，过去那个地方粮食收到生产队仓库里，生产队干部开会夜里可以拿仓库里的粮食吃个夜餐，煮点稀饭喝喝，被称为“吃白搭”。

　　为了进一步摸清“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省委书记亲自带队到泗洪县上塘公社谷墩子大队调研，省委办公厅、省委研究室、省计委、省农委等部门参与，当时搞理论的沈立人和搞计划的顾丽青被书记“点将”参加调研。调研结束时，省委主要领导对调研情况比较满意，表示准备回南京开会推行。在场的一位同志说：“包产到户好是好，就是容易滑向单干。”这时旁边极力赞成大包干的省农委同志急了，与那位对大包干有异议的同志争得不可开交。书记一直耐心地听着双方的争论。几十年过去了，这场辩论，我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调查中，我们从农民中得到许多启发。例如，争水、争牛、争农机怎么办？农民说“抓阄”就行，最公平，体育比赛抽签也就是“抓阄”呀！当时我把这些都写成“村头闲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流通体制改革调研

　　前面讲到农村改革是“组合拳”，是系统工程。其中，商品流通是一个大问题。

　　《尚书》“洪范篇”讲国有八政，第二政为货，即货物的生产、流通。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包括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短缺经济，那时购物基本上都要凭票。我结婚的时候，发了布票但没钱买，只好把布票送人了。商品流通一向被管得很死，渠道少、环节多，国营商店卖的水果，“留着好的卖烂的，卖了烂的又烂好的，到最后一个好的水果也不容易吃到”。80年代农村改革，中央强调抓生产必须抓流通。那个时候，最早也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搞流通。江苏北部农民地多粮多，养鸡后贩到人多地少的苏南。骑着自行车，披星戴月，渡江南下赶早市。那些鸡贩子曾被讥为“二道贩子投机倒把”。后来万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表示，他们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搞活农村副业的“二郎神”，为他们正了名。农村专业户、饲养能手得利了，也不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显得扬眉吐气。

　　当时我就这一情况写了篇文章，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时间“百万雄鸡下江南”成为常用语和新风尚。后来我在南通工作时，省委主要领导就一份中央文件征求意见，其中写到“不准长途贩运，不准搞私营企业、搞批发”。我就想到，“百万雄鸡下江南”不就是长途贩运吗？那个时候还没有钱用汽车运，用人的生物能源去拉车，不消耗能源，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建议修改。后来正式定稿的时候，把不准长途贩运这一条删掉了。但有的还没有改，如不准私人从事批发业务这一句仍保留了。现在看来也很不妥当，当然，后来逐步纠正了。但这些历程不应该被忘记，应该作为我们的教训。

　　我曾在江都宜陵镇调查，写了篇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指出供销社是农民的合作经济，大商铺供销社要帮助农民小商小贩，称之为“大鱼帮小鱼”。费孝通先生看到后说，你们挖掘出了一条新社会的规律，过去是“大鱼吃小鱼”，现在是“大鱼帮小鱼”，这个好！流通领域的改革，我觉得是一件大事情，可以称为农村的商业革命。所以我说，我们的农村经历了几场革命，包产到户是农业革命，乡镇企业是工业革命，商品流通改革是商业革命。

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

　　1982年至1986年，我很幸运连续5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其实，我也参与了1987年中央农业农村工作文件的起草，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份文件作为当年5号文件印发。

　　记得那几年起草文件时，运作方式大致是这样的：每年二三月，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万里等出题目。接着，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召集我们分头调查，四五月汇报一次调查情况，接着再去调查。8月回北京，开始起草文件，形成初稿以后再调查，修改后上会。12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留下一些人再完善文件。

　　当时不少省份都派人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经常参加的有4位，人称“东吴、西赵、南杜、北霍”。除我之外，“西赵”赵文新也是江苏人，吴县西山人，四川农委主任；“南杜”杜瑞芝，后来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北霍”霍泛，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当时起草文件的“高人”很多，比如林子力被称为北京理论界的“报春鸟”；张云先修改文件很仔细，一字一句每个标点都反复推敲，严谨细致，搞完一次中央文件，就吐一次血，住一次医院。还有周其仁、陈锡文、王小强、林毅夫、杜鹰等人，脑子都好得不得了，讲数字不要翻本子，张嘴就来。起草过程中，调查研究非常深入，文字也非常讲究。5个一号文件，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现在回头去看，也还是很有味道的。

我与杜润生先生的交往

　　杜老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也是中央农村改革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老多次来江苏调研农村工作，我调到省委研究室工作后不久，就跟他有过接触。后来在参加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过程中，交往就更多了。我们退休之后也有很多来往。杜老为人非常随和，没有架子。平时跟他在一起，他不让我们喊他职务，而是喊他“老杜”。我们参与起草中央文件时，经常需要和商业、民政、计委等国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座谈会通知只要写上“本次座谈会由杜润生同志主持”，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基本上有请必到。

　　杜老告诉我们，中国太大，发达地区跟困难地区、“三靠”地区差别很大，所以应该分散决策。这就是许多农村改革政策中“可以、可以、也可以”表述背后的逻辑依据。政策的出台，要妥协、平衡，要试验、等待，要总结试点、逐步推进，不能“一刀切”。因为一项政策出台实施，往往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可以说，不少文件都是“妥协”的结果，是各方争论、协商中求得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称赞杜老“善于折冲”。万里曾经说:“我们说话太直白，经过润生这么一绕弯子，慢慢说，就说开了，说通了。润生有这个本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陈锡文年轻时曾请教杜老：“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老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能不懂，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这句话听来振聋发聩，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杜老晚年时，农业农村也始终是他的一个情结。他曾提出，要探索建立农民协会和推动农民向城镇转移。有一次，他跟我们说，这两件事，我老杜已经来不及了，要靠（陈）锡文、（王）岐山你们这一班年轻人去完成了。这是我的两个心愿。他还举着我的名片说，这个名片好，只有“老农吴镕”四个字。你们不管工作怎么变换，思想不能“农转非”，要为农民鼓与呼！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后来我们根据杜老的意思，做了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工问题、土地制度改革等相关调研，推进了一些工作。应该说，这些离杜老的愿望仍有很大距离。

我和于光远先生的“忘年交”

　　于光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于先生较我年长17岁，我和他的交往，始于一篇文章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江苏有两句话：第一句，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商业富起来；第二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都上报了中央。当时，于先生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不稳、不富、不活》的文章。他首先肯定江苏经验还是不错的，但也认为这三句话有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我不太认同于先生的观点，相继在《农村问题论坛》《经济日报》上发表了2篇文章与他辩论。后来，江苏的这些提法都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我跟于先生也因此成了“忘年之交”。他每次到江苏，都来看我；我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到他家请教。有一次他说，我看你写的那些农业农村文章，现在信息社会了，哪个高兴看长篇大论？你看我的书，都是700字短文，旁边请插画师配幅画。正是受于光远先生的启发，我退休后也经常写点东西，篇幅不长，基本上每年都会形成一本小书，可以说是短文集吧。

 （吴镕，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蔡怀平，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信息研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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