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其革命生涯中，他信仰坚定，无限忠诚于党、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功勋卓著，却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和家人，充分显示了他的高风亮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彰显公仆本色

　　作为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在其革命的一生中，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们深情地赞誉他为“伟大的人民公仆”。他曾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以“为人民服务当勤务员的态度”辛勤工作，关心人民生产生活与健康，彰显了他的公仆本色、为民大德。

　　“他们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我们却是为人民服务的”

　　李先念出生于黄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就到寿器店给人当学徒，跟人学木匠。1927年11月，李先念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李先念于同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参加革命后，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做棺材出身的，他回答说，“我是给旧社会做棺材的”。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从延安重返大别山，领导组建了新四军第5师，并任师长。为了团结壮大革命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先念经常与各界人士交往，并请他们参加边区的参议会。有一次开完边区参议会，李先念动员一位参议员，让他送儿子参加抗战。那位参议员颇有顾虑，还担心儿子吃不了苦。李先念告诉他，现在条件是苦一点，但环境可以改变，而且还可以乐在其中。恰好那位参议员的儿子就在旁边，他插话说，你当师长可能不一样。李先念回答道：“我这个师长跟国民党的师长可不同。他们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我们却是为人民服务的。”

　　李先念这个师长确实不同于国民党的师长，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在领导鄂豫边区敌后抗战时期，李先念关心人民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1941年秋，姚家山地区遭受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断粮绝炊，不得不上山挖葛根充饥。李先念得知情况后，从边区拨粮分给乡亲们，帮助乡亲们渡过了难关。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李先念领导边区军民发展生产，不仅派部队帮乡亲们抢收抢种，而且还亲自参加劳动。有一次，边区一个参议员的儿子看到他赤膊挑大粪，感到很惊奇。事后，他跟李先念谈起这件事。李先念毫不介意，说这算不了什么。他表示，我们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老百姓很苦。我们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不仅可以解决吃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卖钱解决办公经费。“这样就可以减轻一点老百姓的负担。”

　　“所谓‘德’是什么？即高度自觉地为人民服务”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要“才德兼备”，同时还强调，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发展，要培养大批新干部。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革命即将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建设即将开始，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变化，同样需要培养大批新干部。

　　1949年5月，武汉三镇解放，李先念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恢复发展生产，千头万绪，需要选拔一大批干部担负领导工作。那么，如何选拔干部，或者说干部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对此，李先念有自己的看法。1952年6月16日，在中共湖北省委第四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并重”，强调今后看干部要根据“德才并重”的原则。李先念指出，“所谓‘德’是什么？即高度自觉地为人民服务。所谓‘才’是什么？是能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实事求是。”不难看出，李先念说的“德”，与我们党的宗旨是一致的，而他说的“才”是指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才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才干，要通过实践表现出来。李先念强调，看干部要“德才兼备”，他本身又何尝不是“德才兼备”。在其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过程中，他为湖北省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兴修水利即是其中之一。由于气候环境、地理位置等因素，湖北省旱涝灾害易发。为应对旱涝、发展农业生产，李先念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关心农田水利建设。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省兴建了一批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对于在水利建设过程中已经出现的可能损害人民健康的问题，他及时加以制止。1951年2月，李先念给湖北省各专署并水利机关负责同志写信，说要抓紧时间完成1951年的修堤治水计划，要趁农闲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加强督促，加紧施工，进行水利建设。然而，在落实修堤治水计划、加强水利建设过程中，由于民工组织不良、强硬动员，孕妇和小孩都参与到了劳动竞赛中来。对此，他不无担忧，并明确指出，因无医疗设备，怕出现生病及孕妇小产甚至死人现象，各地要严加警惕。不仅如此，他还郑重强调，人命关天，坚决不能动员孕妇、小孩和年龄过大的民工参加，“即便他们要求参加，也必须劝阻”。

“为人民服务就不能嫌麻烦”

　　1954年，李先念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此后长期分管财贸工作，直接关系到全国老百姓的生活。他非常重视人民生活需要的小商品生产和供应。

　　1959年1月，李先念在出席全国财贸会议时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有些地方的肥皂、电池、自行车轮胎、奶嘴、勺子、电灯泡和一部分文化用品都脱销；一些印染、搪瓷等日用品生产工厂即将停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原材料供应不足，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1960年2月，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要抓紧大宗商品和小宗商品的生产，要尽可能做到人民生活需要的大小商品应有尽有。他进一步指出，“发卡子、锅刷子、鞋眼子、奶嘴子，这些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商品，如果脱销，影响就很不好。”

　　李先念关心日用小商品生产和供应，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是切实解决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钢铁元帅升帐”，钢材多用于重工业，挤占了一些生产日常用品的钢材，以至于广大群众买不到头发卡子。对此，李先念深有体会：“我们机关的女同志就骂：现在好得很，连发卡都买不到，披头散发。”群众买不到头发卡子，就向商业部门反映。由于头发卡子是手工生产的产品，归第二轻工业部管。于是，商业部门就找第二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说订不到钢材，没法生产。对这个事情，李先念十分重视，找相关部门，特别是冶金部，“强调无论如何要解决几百吨钢，妇女不能再披头散发了”，让群众有头发卡子用。在他的努力下，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965年11月21日，在同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商讨如何搞好小商品供应问题时，李先念明确指出，“小商品供应问题，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在谈话中说，过去“有一个时期，头发卡子买不到，奶嘴子没有了。请省委、市委注意一下小商品问题”。小商品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说小不小，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大商品。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关心人民生活肯定不行。虽然供应好小商品比较麻烦，但是李先念强调，“为人民服务就不能嫌麻烦”。

　　“共产党的官，不论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该为人民服务。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员具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义务。八大党章不仅重申了为人民服务的内容，还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员具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义务，“党员如果不遵守这些义务，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应当给予纪律处分”。出身贫穷、在革命低潮时入党的李先念，深刻懂得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与责任。

　　1963年冬，李先念回故乡红安视察。李先念与乡亲们谈心：“我一没有买田地，二没有盖房子，只跟党做事，跟人民办事”“共产党的官，不论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请乡亲们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不管是对现行政策有意见，还是对政府工作有意见，都可以讲。通过这次座谈，李先念进一步了解了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一些意见看法，这对于知实情、作决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大有益处。

　　郑板桥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作为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关心民生疾苦，经常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对于侵犯人民利益，漠视民生疾苦的行为十分反感。

　　1987年夏，在湖北黄冈地区担任领导工作的漆林，进京到财政部汇报工作，顺便去拜访了李先念。李先念在同漆林谈话过程中提到，某县基层干部，在“三提五统”时，收费过高，不讲方法，激化了矛盾，结果发生了械斗，干部打了群众，还抓了人。他还提到，最近看了些材料，也有人跟他发牢骚，说干群关系紧张，干部拿着扁担打群众，或与群众对打。他气愤地说：“不是经常讲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儿子，人民是主人、是老子吗？哪有仆人打主人，儿子打老子的道理？”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有少数干部工作简单粗暴，不善于做群众工作，老百姓意见很大。”他问漆林，在地方工作，与老百姓打交道，是不是也是作威作福。他谆谆告诫漆林，你的父亲出身农民，还是雇农，因为穷、受压迫才参加革命，“你们要敢欺负老百姓，就是忘本，就是背叛”。

　　1988年春，全国两会后，李先念回湖北休息。有一天，他约漆林谈话，提到听到的一些反映。一是武汉交通拥挤，只有长江大桥不行，还要修二桥、三桥。二是农村卫生条件差，缺少水厂，用的是塘堰的水，吃水、洗衣、牲畜用水在一起，不卫生，容易诱发疾病，要尽快解决。那天，李先念说得很动情：“我们这些人所剩时间不多了，要在有生之年多为老百姓做点事。人生短暂，不能光想自己，要多为别人着想。”到了晚年，李先念十分关心扶贫工作，在“他逝世前几天，还在病榻上与人商讨如何加快老区建设，让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

不计较职务高低，坦然面对名利得失

　　陈云说：“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如何看待个人名利得失，反映一个人的胸怀气度和精神品格。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李先念都业绩优异。毛泽东赞誉他是“不下马的将军”，是经济工作方面的“四大名旦”之一。陈云称赞他是“将军管理经济”，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称他是“老一辈人民政协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那么，李先念是如何看待名利得失的呢？他正如陈云所说的那样，看淡个人名利，看重党的事业。为了革命，为了党和国家事业，他不计较职务高低、辞官、辞衔，坦然面对名利得失，尽显其高风亮节。

不计较职务高低

　　李先念在革命低潮时入党，在战火中淬炼成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陷入低潮。同年底，李先念在白色恐怖中入党。1931年，李先念带头参军，当年就当了团政委，1932年就当了师政委，1933年就当了军政委。1935年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各军领导干部会议，决定由李先念率一部分部队前去迎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6月中旬，前往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李先念代表红四方面军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李先念作为红四方面军红30军政委，率部队参与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中共中央和军委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决定将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创建河西根据地，并伺机打通新疆。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带领一部分部队突围到了新疆，年底回到延安。1971年，毛泽东在谈到李先念在西路军的情况时说，在黄河西边，部队被打散了，李先念“一不脱军装，二不当俘虏，带几百人到了新疆”，对李先念在西路军的表现十分赞许。

　　李先念回到延安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八路军一个部队当营长。接到通知后，李先念服从组织安排，没有抱怨发牢骚。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说太不公道了，不能这么安排，李先念在红军长征时就是军政委，后来又把西征部队从河西走廊带回来，是立了大功的。为此，毛泽东专门找李先念谈了一次话，问分配他到八路军中去当营长有什么想法。李先念回答说，只要是干革命，当班长、当战士、当伙夫都行，“我们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牺牲了那么多，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计较职务高低的呢？”毛泽东说他讲得有志气、有风格，并问他认不认识时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能不能和他共好事。李先念回答说他们认识，可以共好事。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本来打算送李先念到高敬亭那里去当参谋长，并派部队送他去大别山，结果走到半路，中央发电报让他到河南省委去当军事部长。于是，李先念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确山竹沟。此后，李先念率领一部分人南下鄂中，在没有成建制的部队的情况下，领导开辟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面辞财政部长

　　1949年5月，李先念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同时，李先念还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南财经委员会主任。在短短数年里，李先念领导湖北省迅速恢复发展生产，各方面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同时与中南局有关领导人一起积极推进中南局各项建设事业发展。

　　1954年4月，党中央决定撤销大行政区一级党政机构，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决定时任财政部长邓小平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调任李先念为新一任财政部长。李先念接到通知后，倍感压力，在与周恩来通电话数次后才开始向中南地区党政领导人交接工作。

　　5月下旬，李先念到京后，毛泽东委托陈云、邓小平和他谈话。他深感担任财政部长责任重、压力大，表示恐难以胜任，陈云、邓小平坚持让他担任。事后，他还给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写信，就出任财政部长一事，说自己能力有限，胜任不了，“与陈、邓谈，但不允，只有勉强工作”。6月上旬，毛泽东找李先念谈话。李先念当面表示自己能力和水平不足，怕当不好财政部长，希望中央另考虑他人担任财政部长。毛泽东说，如果他不想干，只好把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干。李先念表示不行，蒋介石的人还不如他，于是服从中央决定，出任财政部长一职。

　　李先念担任财政部长后，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财政工作方面处理得很出色。对此，毛泽东在接见古巴银行行长切·格瓦拉时，曾风趣地说，我们抓个大兵来管钱，这样的做法没什么不好，“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这是毛泽东对李先念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工作的高度肯定。

不评军衔

　　李先念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功勋卓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先念于1931年参军，1933年就当了军政委。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曾担任第5师师长，领导开辟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念于1947年5月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随后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投入到迎接反攻中原、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陈云说：“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9年5月，李先念从军队转到地方，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1954年5月，李先念调中央工作。1955年，国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实行军衔制，9月授衔。围绕授衔高低问题，有人争，闹情绪；有人让，显气度。那么，李先念要不要授衔？授什么衔？对此，毛泽东曾单独同他谈过话。毛泽东问他，要给他授什么衔。李先念回答，他什么衔都不要，并表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当一名上士班长，有工作干就行。毛泽东说，他们想到一块去了，并让他从红四方面军举荐一名大将，李先念推荐了王树声，说论资历凭条件，比较合适还不会有争议。

　　在一次公开场合，毛泽东说不要给他授予大元帅军衔，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都在场。当时，他们4人尽管均已到地方工作，但被列入评为大将军衔的名单之中。毛泽东问他们要不要评大将军衔，他们都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结果，李先念没有授予军衔。对此，陈云的说法是，李先念这次没有被授予军衔，“不是不能授，是因为转业了”。

力辞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先念七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八大时继续当选。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当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尽管李先念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大会选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1956年9月15日到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经过一系列准备酝酿工作，中央政治局并经七届中央委员会同意，确定了170名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27日，大会选出中央委员97人，候补委员73人。李先念当选中央委员。

　　事前，李先念知道自己被提名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但他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9月27日当天，大会选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后，会上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李先念位列其中。当他看到名单中没有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时，感到很不安，于是当晚就给陈云、邓小平写信，并报中央、毛泽东。在信中，李先念表示，当他知道公布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后，“对我来说，等于晴天霹雳，心情极端沉重。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能力和资历，就在中央工作的时间来说，不应当提到我的”“我真心请求将我的名字删掉”“心情不安，要求中央慎重考虑”。中央没有接受李先念的意见。9月28日，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先念作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服从组织安排，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勤恳踏实地完成所担负的工作。

一心为公，清正廉洁

古人云，“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对于领导干部，谁是谁非，谁公谁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在其革命的一生中，李先念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不搞特殊，留下了许多光荣事迹，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共产党员就要讲大局”

有个成语叫“楚弓楚得”，说的是春秋时期楚共王外出打猎，丢了一把喜爱的弓，身边人说要去找回来，被楚共王制止了。楚共王说自己的弓丢在楚国，楚国人捡到，弓还是在楚国人手中。这个成语比喻自己虽有所失，而受益者却是自家人，好处并未外流。当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认为楚共王的格局小了，弓被人捡到，何必要说是楚国人捡到弓呢？

李先念的格局很大，超越“楚弓楚得”，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公。在他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时，主政一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搞本位主义，认为只要有利于人民，并不在意是有利于湖北人，还是有利于湖南人。处理事关湖南湖北水利纠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例子，充分体现了李先念着眼全局的大局观。湖南湖北接壤，有一段边界是以洞庭湖为分界线。水是重要的农业资源。在历史上，湖南湖北曾为洞庭湖水域发生纠纷，爆发多次械斗，打了多年官司。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主动与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商议，本着为湖区南北人民服务、谋利益的初衷，很快达成共识，并形成文件，解决了两省的纠纷，成为全国解决水利纠纷的典范。

事后，湖北有人发牢骚，说李先念胳膊肘往外拐，结果是苦了湖北，好了湖南。对此，李先念说：“湖南湖北都是中国的，又不是外国，兄弟之间斤斤计较，一点风格都不讲，算什么共产党？共产党员就要讲大局，今后有类似水利纠纷，山林纠纷，都要照此办理。”

“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

热爱故乡、关注故乡、思念故乡，是人之常情。李先念是湖北红安人，他热爱故乡，关心故乡，一生多次回故乡视察，却没有直接对故乡搞特殊、谋私利。作为政治家、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考虑的是全局而不是一隅，是全国而不是一乡一县一省。

早在李先念担任湖北省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红安经常有人去省政府找他，向他汇报红安的情况，并请他回故乡看看。他回答说，“湖北那么大，要去的地方太多啦，红安是我的故乡，还是先人后己吧！”直到1953年，他才回红安视察。

1954年，李先念调中央工作，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财贸工作，他也没有对故乡搞特殊。1970年，他的亲侄儿受大队委托，前往北京找他要拖拉机。他回答说，“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拖拉机有，但不能给。他让侄儿带话给大队、公社，今后不准任何人向他要东西，否则一律不见。在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有人说他不帮湖北上项目、拨资金，使得湖北吃了亏，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干部工资低。李先念说，“我不是湖北的副总理，更不是红安的副总理，我要考虑全国的大局。”

在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期间，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胡奇才从故乡红安返京后去看他，向他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并说家乡人民生活艰苦，温饱没有解决，希望李先念给家乡一点照顾。李先念说中央已经拨了款，专门救济贫困县，潜在意思是国家给红安拨过款。胡奇才回答说，中央拨的那点钱不够。李先念说：“我是国家主席，不是红安县的主席，怎么好对红安搞特殊照顾呢？”拒绝了胡奇才的请求。

李先念时刻牵挂着故乡的发展，尽管他没有直接插手照顾红安，但也曾为红安的发展出过力。红安属于大别山区，又是革命老区，以前交通不便，山区的农副产品难以运出去，外面的东西也难以运进去，不利于经济发展。在修建“京九铁路”时，按照规划，有一条从干线到武汉的联络线。对于这条联络线的设计，有三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路过大别山腹地的麻城、红安。如果这个方案通过，将对红安经济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红安县的领导进京找李先念汇报情况。李先念听了汇报，觉得合情合理，于是就同铁道部和湖北省的同志商量，建议采取这个方案。最终，国家采取了这个方案。“如果说这也算为家乡谋‘私’的话，那么，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先念同志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

不搞特权特殊，保持清廉本色，是李先念一贯的作风。他生活俭朴，不讲究吃穿。李先念认为，“个人生活太奢侈了，会丧失贫下中农感情。”作为领导干部，他为官清廉，曾说“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还提出“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不仅严以律己，而且对家人对亲属管得很严。“李先念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清代流传一句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三爷”指的是少爷、姑爷、舅爷，即儿子、女婿、妻兄弟。这句谚语意在告诫为官者，千万不可任用“三爷”，否则可能会丢官罢职、败家毁业。换句话说，领导干部不要对子女亲属搞特殊，轻易任用，否则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李先念深知这个道理，严管子女，严待亲属。

李先念调中央工作后，长期分管财贸工作，跟钱和经济打交道，对子女管教很严，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染指这方面的事务”。改革开放初期的某一天，李先念严肃地告诫家人：“你们谁要经商，就打断谁的腿。”在子女们长大就要走上社会的时候，李先念给孩子们“约法三章”：一是不能利用他的名义在外面干什么事情。二是不能以高级干部子弟自居，盛气凌人，要尊重人，有礼貌。三是要遵纪守法，按照中央的规定，不要到公司去经商，生活上不能贪图享受。当一些人下海经商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他的子女没有经商的。

有个成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比喻一个人得势，跟他有关系的人也由此得到好处。李先念当了大官，他的亲属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亲属想通过李先念的关系到城里去工作，李先念说，“我没有那个权哟，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从我口袋里掏出来的。”正因为李先念遵守党纪国法，不搞特权，以至于“从全国解放至今，李先念同志的亲属没有一人是以他的名义照顾安排的”。他的亲姐姐、侄儿、侄媳等，一直生活在农村，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

（作者系《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