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这个条约，除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争取到苏联等国的经济援助外，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毛泽东为这个条约的签订付出了很大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留下一个大包袱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决定，我们建立的新国家要废除国民党的一切旧法统，这些旧法统中，包括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法律文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按照《共同纲领》，新中国理所当然废除了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对于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苏联出兵打日本，与苏联签订的、对苏联有极大利益而对中国主权有极大损害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个条约是国民党政府按照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签订的。这年的6月27日，国民党政府派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外交次长胡士泽等一行人由重庆去莫斯科谈判。蒋介石还特别任命蒋经国为自己的特派随员前往。他们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10次会谈，最终国民党为争取苏联出兵，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在国民党初步答应条约内容、苏军已经进兵东北的情况下，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长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条约。条约为1个正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4个附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中苏在对日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它援助与支持”，战后“密切友好合作”“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为中苏共享海军基地30年，大连为由苏军管理的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交给国民党派员；日本投降后苏军在3个月内撤出中国东北。条约有效期为30年。很明显，这些条约对中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苏联外交部致电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苏联政府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随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阿尔巴尼亚、波兰等国相继承认新中国并建交。南斯拉夫也承认新中国并愿意建交，但因苏南关系紧张，双方将此事暂时搁置，未能建交。这也是出于新中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考虑而作出的决策。

但是，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毕竟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国民党政府留给新中国的一个大包袱。尽快废除这个条约，卸掉这个大包袱，由新中国与苏联签订新的平等条约，是中共中央从新中国成立时就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肩负重大使命

要废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不那么容易。苏联政府出于本身利益考虑，也出于不宜立即打破《雅尔塔协定》构成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考虑，是不愿意废除这个条约的。但是，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角度考虑，如果不废除这个条约，中国人民在思想感情上难以接受，也谈不上另外中苏签订新的平等条约。因此，在1949年10月3日，毛泽东就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中苏建交报告时，也研究了苏联政府同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原则立场。而要废除这个条约，只能由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当面谈。由此，这个重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

新中国成立不久，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邀请。1949年11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代理，军委工作由朱德代理，全国政协由周恩来代理。毛泽东访问苏联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商谈废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与新中国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同时对世界形势交换意见；三是商谈苏联向中国贷款事宜。其中，最重要的是废旧约、签新约。对此，毛泽东、中共中央、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人民政府领导人都十分重视。12月1日，毛泽东专门同周恩来、朱德、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等商谈他访苏期间与苏方签订中苏条约事宜。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随行人员乘上专列，向寒冷的北方疾驰。这个列车，将经中国东北，进入苏联的西伯利亚，然后驶往莫斯科。

一路上，毛泽东多次与随行人员研究到莫斯科后的会谈方案和其他细节。其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废除旧约、重订新约问题，和随行人员研究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和拟订新条约的内容。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在列车上通过电报和中共中央经常联系，谈他们研究的意见，再听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的意见，对拟定的方案作出调整。对于此行要达到的目的，他信心满满，一路心情很好。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点整，毛泽东乘坐的列车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毛泽东走下火车，同前来迎接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毛泽东发表的是书面演说。在这个书面演说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了列宁、斯大林废除帝俄时代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毛泽东在北京就认真准备，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的，其中隐含的意图非常明显了。

苏联方面安排毛泽东一行住进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的住所——莫斯科郊外别墅。这也是斯大林的一番好心。对此毛泽东表示感谢。

1949年12月16日晚，毛泽东乘车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单独会见，随行的只有翻译师哲。斯大林为了与毛泽东会见，把手边工作都往后安排了，专门在办公室里等候毛泽东。毛泽东到达时，斯大林特意到门口迎接。毛泽东快步走向斯大林，和斯大林热烈握手，二人互致问候，相互致意。会谈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客厅里举行。苏联方面有莫洛托夫、苏方翻译费德林等人参加。这次会谈的气氛也十分融洽。

对于双方要谈的主要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客套，而是直奔主题。其中，重中之重，是中苏条约问题。这是一个敏感问题，牵涉到苏联、美国、英国这些世界大国关系的框架，如果修改中苏1945年订立的条约，就会改变雅尔塔协定，对此斯大林需要慎重考虑。此外，这涉及苏联的利益，斯大林需要做苏联高层的工作，下最后的决心。因此，当毛泽东一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就直言相告：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订立的，如果现在修改，将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斯大林还说，如果现在修改，也会损害苏联在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的利益。斯大林的意见是：对这个条约，可以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至于苏联在旅顺口驻军和在中长铁路中的利益问题，斯大林十分爽快地答应：苏联可以形式上保持在那里的驻军和利益，实际上撤出。斯大林说：这样做之后，苏联仍然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和苏联都是赢家。斯大林还说，这样做，也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在与民族资产阶级打交道时，有资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毛泽东则站在维护新中国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直言：我们党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的立场。如何对待雅尔塔协定，我们认为“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坚持：我们的意见，应该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另外订立新中国与苏联的条约。接着毛泽东提出，如果苏联方面同意这个意见，可否请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回答说：周恩来是否来莫斯科，是由你们决定的事情。斯大林显然是想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这次两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会谈中涉及的贷款问题、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海军以解放台湾的问题、出版毛泽东著作问题都比较顺利地达成了一致意见，只有中苏废除旧约、另订新约问题没有解决。

苏联方面对毛泽东礼敬有加，斯大林亲自把毛泽东送到门口，和毛泽东握手告别。苏联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毛泽东走出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乘车回到住处。

毛泽东维护国家主权坚定不移

毛泽东与斯大林首次会谈成绩很大，但是废除旧约、订新约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并没有松一口气。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坚决，展现出他维护新中国国家主权坚定不移的原则性和不屈不挠的性格。

但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却犹豫不决。斯大林与毛泽东想法不同。斯大林考虑的是，雅尔塔协定对苏联有约束。他担心苏联单方面改变雅尔塔协定框架，美国和英国也会不受这个框架束缚，用武力改变世界格局，这就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苏联人民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不希望再打世界大战。毛泽东则站在维护新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角度考虑，因为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维护，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不能为今后新中国的发展留下任何后患。因此，他此次莫斯科之行必须达到自己的目标。

苏联方面显然是要把这个事情拖下去。12月21日毛泽东参加完斯大林的寿辰，回到住处后，苏联方面就再没有安排斯大林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十分清楚，苏联方面是要拖延下去，但他不想。斯大林寿辰日的第二天，毛泽东约苏联方面的联络员柯瓦廖夫谈话。毛泽东谈了五个问题，其中的核心是废除中苏旧约、另订新约和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特意突出了它的重要地位。这次谈话，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讲，柯瓦廖夫听。谈话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条约问题上的鲜明态度。为了清楚地表达中方意见，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搞一个这次谈话的中文和俄文详细记录。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这个记录交给柯瓦廖夫，要他转交斯大林。柯瓦廖夫没有耽误，很快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看到了毛泽东的意见，却仍然采取拖的态度。12月24日，斯大林约毛泽东会谈。会谈中，斯大林主要谈的是共产国际运动问题，也谈了一些具体国家的问题，却只字未提中苏条约。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必须提这个问题。在谈话最后，毛泽东直接问斯大林：周恩来是否应该到莫斯科来？毛泽东的意思非常明确：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就是要与苏联方面另订新约。斯大林却回答说：“政府主席既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斯大林的意思也非常明显，就是不愿意另订中苏新约。

斯大林祝寿仪式结束后，来参加仪式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已全部回国，但毛泽东却坚持住下来不走。毛泽东这一住，就是10多天。在这10多天里，斯大林虽然每天都让人打电话问候毛泽东，但就是不提条约问题，也不安排与毛泽东会见。

毛泽东发火了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具有超出常人的忍耐性。他一忍就是10多天。在这10多天里，毛泽东除了与国内保持联系，每天就是读书。

一天，苏联的联络员和苏方翻译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向他们发了火。毛泽东说：我来莫斯科，不光是来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和国民党政府的条约。那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毛泽东以他在莫斯科从未有过的激烈言词，表达了他的强烈愤怒和不满。

就在毛泽东发火前后，国际上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是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如英国、印度、缅甸表示要承认新中国。其中，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重要国家、制定雅尔塔协定框架的参加者；印度是苏联在亚洲重要的友好国家；缅甸是苏联认为发展共产主义事业很有潜力的亚洲国家之一。这三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分量是很重的。二是英国通讯社发表一条消息称：毛泽东已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这条明显属于造谣的消息却引起苏联方面的紧张，因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斯大林是支持王明不支持毛泽东的。这两个新情况，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他听了毛泽东发火的汇报，感觉到毛泽东不解决条约问题决不回国的坚定意志。在此情况下，苏联方面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请他发表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以澄清毛泽东在莫斯科被扣的事实，使谣言不攻自破。毛泽东同意了。

1950年1月1日，毛泽东会见苏联的罗申。在谈到那些想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时，毛泽东专门指出：“如果它们真诚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就应该首先同蒋介石断绝一切相互关系,断然放弃对这个政权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并对此发表声明。在这些国家政府接受中国政府上述建议的条件下，缅甸和印度政府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北京谈判。”这些话明显是说给苏联听的。毛泽东还表示：“希望会见斯大林，进行实质性会谈。”当天，毛泽东在会见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和毛泽东会谈的柯瓦廖夫时再次提出：“我想同斯大林同志再会见几次，以便讨论对记者谈话中提到的问题和其他问题。”听了柯瓦廖夫的汇报后斯大林开始采取主动，打破僵局。他安排苏联方面起草了一份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稿子。稿子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以毛泽东的口气首次提出：我此次来苏联，第一位的，是要解决中苏之间另订新约问题，还有贷款、贸易及协定等其他问题。斯大林用这种方式告诉毛泽东，也告诉全世界：苏联方面已经决定废除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旧约，与新中国另订立新条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表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

苏联方面把这个稿子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好，可以发表。”在苏联方面安排下，毛泽东搞了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活动。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表示：他在苏联要解决的问题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第二天，斯大林派莫洛托夫等人代表他来见毛泽东，专门谈中苏条约问题。莫洛托夫等人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表示，斯大林同志是要我们来征求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出于灵活性考虑，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废除中苏旧约，另订条约；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以此说明两国新关系；三是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一个联合声明，说明两国新关系。苏联方面也明白毛泽东的意思，立即表示：第一个办法好，还表示，周恩来可以来莫斯科。对此，毛泽东自然内心十分高兴。1950年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斯大林已经改变立场的情况。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确定了周恩来来莫斯科的时间，同时提出，请周恩来考虑，是否请李富春或者其他同志也来莫斯科，协助周恩来工作。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

接着，毛泽东就等周恩来到莫斯科了。此时毛泽东的心情是愉快、轻松的。从1950年1月11日晚起，他按苏联方面的安排，去莫斯科及以外的地方参观，到1月17日才回到莫斯科。此时周恩来已经在赴苏途中。毛泽东一回到住处即与正在列车上的周恩来通了电话，重点是谈将要与苏联方面订立条约的内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重大问题和细节进行深入思考。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去毛泽东的住处。在这里，中国同志一起开会讨论与苏联方面会谈的内容，做好准备工作。

1月22日，中苏双方举行高级会谈，主要内容是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这些都是事关新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除毛泽东、周恩来外，还有李富春、王稼祥等人。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除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主动提出，必须对1945年的中苏条约进行修改，那个条约订立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投降，那个条约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必须根本改变。听了斯大林的话，毛泽东很高兴。他讲了中苏新条约与旧条约的根本区别，说：中苏订立新条约的作用是巩固中苏友好关系，把保证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防止日本侵略。毛泽东还谈到了中苏新约应该包括的范围，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合作，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讲了一个意见：在条约中应该把中苏两国关于国际问题的看法写上。斯大林高兴地说：当然要写上。毛泽东谈到旅顺口和大连问题时说：“我们应从中苏双方的利益出发。”斯大林表示：“我们认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既然我们主张修改协定，那就要改得彻底。”斯大林还说：“我们不打算保障苏联在大连的任何权益。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谈判很顺利，双方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就为订立中苏新约奠定了基础。

此后订立中苏新约的具体会谈，在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之间进行。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都没有再出面，但他们各自听自己方面的代表汇报，提出指导意见。双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接下来就进入起草新约草案环节。苏方先起草了一个草案，但是中方看后不十分满意。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为了将新约与旧约区别开来，毛泽东亲笔在条约草案原来名称中加上了“互助”二字，这样，就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要求将此稿译成俄文，转给苏联方面。斯大林阅读后，立即表示同意。这个重大问题就这样定了下来。毛泽东后来说：“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字，苏联方面由维辛斯基外长签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条约全文包括前言和6个条款，有效期为30年。条约的总原则是“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新约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新约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争取到了苏联援助。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与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除签订新约外，中苏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

双方在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签署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前一个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这个协定结束了中国领土上有外国军队驻扎的历史，在收回中国的国家主权的同时还取得了中东铁路全部财产和当时来说属于先进的海军基地。后一个协定规定：自1950年至1954年五年内，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率为1％。苏联以机器设备和器材支付，中国以苏联急需的钨、锡、锑等战略物资偿还。这个协定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争取到第一笔外资，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同时，中苏双方还达成在中国创办石油、有色金属、民航和造船4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4个公司中的苏方股份是临时性质的，协议规定，中国于1955年初全部买回股份。这是新中国引进和利用外资具体方式的一种尝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新中国与苏联之间建立的是完全平等的新型全面合作关系，也在当时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它与旧中国被迫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也是当时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评价这个条约说：“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

毛泽东在订立这个条约过程中，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从事重大外交活动的风范，这个风范的突出点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正如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回忆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时所说的：“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