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牺牲已经90年了。他的牺牲，因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的特殊身份、被捕前政治上陷入低谷的特殊背景、人生阅历和革命生涯造就的特殊心境，增添了一份独特和传神的从容魅力和壮美色彩。本文将以权威著述为主要依据，试述1928年到1931年间瞿秋白的政治处境和思想行为特征，追思和学习他对自己选择革命道路和崇高理想的真爱、真信、真践行，纪念90年前他的英勇牺牲。

一、1928年至1931年间瞿秋白面临的政治处境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因“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导致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加上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层出现纷争、中共党内一些人进行宗派主义活动，使正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呈现更为曲折艰难的局面。在这期间，瞿秋白一次次面对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的种种批评和责难，一步一步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到远离政治中心，与之相伴的有思想上的纠结、政治上的无奈、地位上的失落。难能可贵的是，在各种考验面前，瞿秋白始终牢牢把握革命方向、坚定革命立场、不辞革命担当。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他熠熠生辉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此后在危难境地和生死考验面前保持革命节操的心理和意志铺垫，也使他从容就义有了一种内在的逻辑。

其一，纠正“左”倾盲动主义中的彷徨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认为中国还没有出现全国范围内的群众革命运动高潮，对“在全国各地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盲动主义进行了批判。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分析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明确指出反对“左”倾，对中国革命指导是有针对性和积极意义的。但当年中共之所以发生“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共产国际的指导。罗米那兹提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主张中国革命将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等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的激进观点。这些正是来自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看法和判断。

也因为如此，这个决议案无法真正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解决“左”的错误，并在实际上把盲动主义责任主要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并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推到了国际路线的对立面。自那时起，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得不越来越顾忌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态度和倾向，他的革命人生也开始进入“低走”模式。此后，因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对革命形势估计和对中国革命指导出现前后不一、几个声音等问题，将瞿秋白置于越来越左右为难的境地。

比如在党的六大上，瞿秋白一方面要就自己领导下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进行检讨和纠正，提出“要‘肃清机会主义’‘打倒盲动主义’，改变‘使党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现在革命的高潮还没有”等反对“左”倾的观点；另一方面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和苏共领导人的一些说法，又在报告中出现了诸如“革命的客观形势依然是向前去，是向上涨，走向高潮”，“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等提法。这些明显存在矛盾的说法，和当时党内对中国革命长期性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不仅使党不能彻底地、有效地纠正“左”的错误，而且成为后来接连发生更加严重“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六届一中全会后，瞿秋白离开了党的主要领导岗位，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留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扮演着迫不得已、左右为难、踌躇嗫嚅、违心行事的尴尬角色。

其二，参与起草共产国际四个指示文件中的无奈

中共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刚刚就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统一了认识，一个月后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又提出了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开展反右倾斗争，革命的指导思想又一次“左”转。这一反复，不仅使正在贯彻六大精神的中国共产党无所适从，还把苏共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导入中共党内。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留在苏联的瞿秋白参与起草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四个指示：

（1）参与起草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二月指示。二月指示批评中共存在“把革命高潮到来推到不确定的期限的右的倾向”，指出“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强调“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明显带有反托洛斯基、反右倾的印记。

（2）参与起草共产国际就富农问题给中共中央的六月指示。这是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的一次以“左”为基调的工作指导。来信“批评中共六大及其以后提出的‘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是犯了一个很严重错误，要求加紧进行反富农斗争”，将原来“中立富农”政策改为“反对富农”。据此，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接受国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改变了党的六大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对富农的政策。这封信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斯大林与布哈林在富农问题上分歧。

（3）参与起草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八月指示。这个指示的中心思想是，要求中共中央掀起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与国民党开展公开的斗争。这就把中国革命进一步推向“左”倾，导致了行动上的冒险蛮干。

（4）参与起草十月指示。指示信中关于“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刻”、“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等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都有影响，特别是为李立三‘左’倾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发生了直接影响”。

显然，这四个指示文件都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不能不说，这里面有瞿秋白的认识，但更多是受共产国际影响乃至逼迫，出于服从和无奈。正如《瞿秋白传》指出的：“瞿秋白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影响和掌控，参与起草‘左’倾错误指示，虽然其间曾以‘备忘录’等方式表示某些保留意见，但还是因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而助长了错误倾向。”

其三，纠正“立三路线”中的获咎

1930年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瞿秋白和米夫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观点和冒险计划，但承认中国革命运动在个别地区出现“新的高潮”。决议案没有点李立三的名，也“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930年7月底，瞿秋白和周恩来奉共产国际指派从苏联回国，去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而在回国途中，立三路线在国内急剧发展，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贸然决定在一些城市进行暴动，导致联共（布）对李立三批评顿时严厉起来。这一重要变故，归国途中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并不知情。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同时，会议认为李立三等只是“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这是六届三中全会的不足。这个不足，有当时党内对“左”倾错误认识不够清醒的问题，但贯彻共产国际7月决议案精神也是重要原因。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发来的《关于李立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来信在严厉批判立三路线的语境下，匪夷所思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路线，抱定‘武装暴动’的方针”。这封来信还“不指名地批评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杀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区别，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这种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做法，把主持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瞿秋白等置于尴尬难堪的境地。随着1931年11月米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中国，政治厄运便不可避免地降落到瞿秋白身上。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瞿秋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指出：“这次全会及其以后中央……‘无情打击’了犯过‘左’倾冒险错误和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瞿秋白。”这个历史结论背后，蕴含着瞿秋白当时遇到了来自革命阵营的种种复杂矛盾和错综纷争，承受了许多不应承受的怀疑、责难乃至打击。这其中既有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的包揽和专横，也有诸如瞿秋白在苏联期间因工作作风、思想作风以及理论主张上与王明、米夫之间存在的矛盾等复杂因素。

二、政治风云变幻中瞿秋白所思所行

1928年初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三年，是党面临复杂环境和严峻考验的一个特殊时段。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国际居高临下指挥、党在理论和经验上不足等交织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使中国革命道路探索愈发艰难，党独立领导和处理革命问题愈发艰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愈发艰难。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瞿秋白在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时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对“左”的错误在党内发生负有责任。对此，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所犯的错误进行过深刻的、不止一次的、严格的自我批评，并对包括“立三路线”在内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同时，他始终以炙热的革命情怀，尽心竭力为推动中国革命探索奋斗，为党的事业倾注心血，以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昭示了真正共产党人的胸襟和风骨，给自己“为中国革命艰难创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牺牲”的一生写下有力注脚。

1、困境中坚守真理

1928年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三年，瞿秋白参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几乎全部重要会议和共产国际许多重要活动，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许多具有指导性的重要文件起草。面对党摆脱以“左”倾错误为主出现的曲折和反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强势指导，他在组织服从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关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展示了共产党人对真理的信奉和坚守。

比如，对中国革命“两大问题”的正确认识。1928年4月底，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当年2月份《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承认并着手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坚持以我为主修正错误，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要怪我们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他并不因为共产国际指导错误又把责任推给中共，而拒绝他们正确的意见。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夕，他和周恩来等人于6月9日当面听取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与任务的看法。斯大林在谈话中提出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等正确的观点，瞿秋白很快接受了这些观点，并在六大的政治报告和多次发言中注意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来讲。

特别是在六大报告中，瞿秋白鲜明地表达“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对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思想还是理论和实践上，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从全局上得到彻底解决，但瞿秋白当时的态度和作出的结论，为此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与任务，抵制、反对错误倾向，特别是“左”的错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再比如，1929年起草共产国际4个指示文件时坚持正确意见。这些指示文件，改变了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在中共六大期间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许多正确观点，一次次用“左”的理论和观点对中共六大提出的正确主张进行批评和干扰，并带有苏共党内斗争浓重痕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不正常，用周恩来的话说“1929年的四封信都有错误”。史料表明，瞿秋白对此是有所察觉的，并在起草这些文件中进行了必要的斗争。

以六月指示为例，面对共产国际旨意和米夫现场的咄咄逼人，瞿秋白明确表示，党的六大通过的决议和关于“中立富农”的政策并没有错，不经过大会讨论不能擅改，以致与共产国际方面形成“反复辩难，相持不下”的局面。虽然，在几乎强迫的情况下瞿秋白起草了这封指示信，但为维护党的利益、坚持正确意见，他写下了具有备忘录性质的《对于农民问题的意见》，透露了信件起草过程中的争论情况，申明中共六大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有一般的正确的思想”。

还比如，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据实执言。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两个月内对李立三错误的看法，升级了这一错误的性质；另一方面在对中国革命指导上显示出“左”的基调，这对正在贯彻落实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中共中央带来了严重干扰。在特殊困难的时刻，瞿秋白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并在发言中客观地解释了六届三中全会成果与十月来信之间存在差异，更是委婉而又鲜明地指出“来信的某些部分与事实不符，必须予以纠正。但是这涉及的是一些很次要的和不重要的问题”。更为不易的是，在11月22日的会议上，他对王明等提前得知十月来信精神而不向中央报告的不正常做法和在党内搞宗派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的态度和观点，为维护六届三中全会积极成果作出了努力，同时对当时中央认识“王明等人近期的活动不是为了巩固党、帮助党，而是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是别有用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2、纷争中不忘初衷

1928年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三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倾错误边纠边犯的一个特殊时期。期间，第一次“左”倾错误得到纠正，第二次“左”倾错误“打完全场”，第三次“左”倾错误开始形成。在正确与错误交错、中共与共产国际互动眼花缭乱的“反倾向”斗争中，瞿秋白因其身份地位难以超脱，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观点和路线之争中、在一些无原则的纠纷中，始终没有迷失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没有淡忘中国革命的宏伟目标，坚持以革命胜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思考处理问题。

这一时段，他的工作主要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层面。他对党的政治方向和革命目标的坚持主要表现在思想理论层面，体现在他呕心沥血撰写的文论之中。其中，写于1928年1月10日的《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他提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不仅指出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而且鲜明地指出了这场革命最终目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观点，在他为党的六大准备的文稿中，特别是政治报告中，更有系统全面的论述。

再比如，在1928年2月10日《给国际的报告》中，瞿秋白虽然对当时形势作出了“革命的潮流显然不是低落的”不切实际判断，但他在分析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一般民众的出路，是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是他对中国革命路径的正确认识，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一个理论观点。即便是在纠正“左”倾盲动主义为主旨的党的六大上，他也掷地有声地表示：“谁能断定说，武汉失败后，也如俄国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一样，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动呢？假若那样，那么，就不决定暴动了，而使叶挺、贺龙的军队散在民间去。然而革命的党不是这样的，她绝不愿轻易放弃武器。”“南昌的暴动及许许多多的农民暴动，是反抗反革命的。不错，反抗的结果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因为失败了，而就说是错误的。”言为心声，这些观点带有激辩的语气和激愤的情绪，但更是显示了他对党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正确方针的肯定和坚持，这样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坚定决心，也是他始终站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殊死斗争行列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六届四中全会后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的瞿秋白，依然襟怀党的奋斗目标，为争取人民的解放而竭尽力量。有两个例证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一个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在1931年夏到1933年秋和鲁迅在上海共同指导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期间，大力倡导和实践文学大众化和文字改革，提出“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力图通过让既能“看”又“能够读”的文字和革命的大众文学，以逐渐消除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在大众中的影响，使他们成为推翻旧社会的力量。还有一个则不曾为人们所注意。那就是《瞿秋白全集》中收录的、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的11篇通俗讲稿，即《种地的乡下人怎么样过活呢？（中国农民的生活）》《农民要的是什么（中国农民的要求）》《苏维埃是什么？红军是什么？》《组织女工代表大会的根本原则》《中国无产阶级要做什么？》《反对国民党的鬼法律》《工农兵会议的劳动法》《谁要国民会议！》《工农兵会议大革命》《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苏联是工人的祖国》，从标题便可以看出是代工农群众发声的。它清晰表明，无论革命道路的探索如何艰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始终占据着他的内心世界。

3.逆境中为党尽力

1928年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三年时间里，瞿秋白的政治身份几经变化、步步走低，并一直受到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批评，以及王明等人的构陷和打击，这样的遭际延宕数年，不能不让瞿秋白身心俱疲。1935年，他在被捕后曾经有这样一段回忆：“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在那段特殊的时光中，瞿秋白坚持过、斗争过，也屈从过、妥协过，甚至还无奈过、叹息过，但无论何种境遇和状态，他对党的事业始终充满希望和信心，百折不挠、一片赤诚，从未因身世沉浮淡忘和放弃为党工作。对此，党给他以高度评价：他“身处逆境时不沉沦，不消沉，鞠躬尽瘁，一以贯之，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严格组织观念”。

他没有停顿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瞿秋白文集》显示，就在这3年时间里，瞿秋白共撰写（起草）政治理论文稿共100篇左右，体量占其一生政治文论约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文章和著述涉及中国革命全局问题和基本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指导性。

撰写于1928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的《关于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的策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1930年的《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等，有的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起草的文稿，有的是党内同志间书信往来，有的则是专门撰写的论文，其内容主要是对中国国情、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武装斗争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文论所显示的基本立场、分析方法、内容体系以及调查功夫、素材把握反映了瞿秋白“肯用脑子想问题”“是有思想”的素质特点和“为人民工作的精神”。

他在那个时段的许多思想和论述，延续和发展了他在五卅运动前后提出的“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领袖”“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关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等许多观点，这些观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同时，在这些思想理论成果的形成中，他付出了超常的辛劳。对此，《瞿秋白传》有这样一段生动详实的描述：“他带病忘我工作，白天，开会和处理代表团、共产国际事务；晚上，在柳克思旅馆他的住处写作，窗口一直亮着灯，经常写到凌晨。为宣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精神，他疗养期间也写作了大量文章。按现存的文字统计，9月14日至11月4日，50天中，《致伍豪同志》等七篇，加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约9万字（实际约5万字，作者注）。若加上译文、加上散逸的文章和书信等，每天平均成文数千字，这些大多是支撑着虚弱的病体写成的！”这样的思考和探索此后一直延续，直至在长汀狱中。

他更没有消退献身中国革命的满腔热情。他在苏联期间的两件事足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事是，《瞿秋白文集》收录的1928年9月14日他写给周恩来的信（即《致伍豪同志》）。这封信写于党的六大结束后不久，此时他刚刚离开党的主要领导岗位，虽然还在中央工作，但政治地位和个人处境已非昔日可比。但在信中没有看出沮丧和不平，更没有任何自暴自弃的情绪，而是充满着革命的热情。他在信中说“二次大会（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所给我们的确是不少”“政治上的认识，我自觉‘自信力’增长很多”，把个人依然置身于党的领导、置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情感跃然纸上。信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对贯彻会议精神的意见，包括“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争取群众的意义是收集力量”“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肃清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流毒”“理论的重要与教育干部的重要”等，透出为党着想、为党分忧、为党贡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还告诉周恩来“我个人最近三个礼拜内将准备一本集子（或两本），重编中国革命问题之小册子”。同时急切地表达了为党做更多工作的积极姿态和参加实际斗争的渴望，他说：“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的工作，本是党的需要……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还有一件事是，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中共党史研究室，亲自担任该研究室主任，开展党史研究和教育的实践。那时他在苏联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从事党史研究并非履职必须，而以党的事业为重的他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了。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党史资料的征集、记录、评述等，提出了许多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要求和规则，比如对时间、地点、什么工作“要很确切，实在记不清，也要写出一般大约的年月”；写当时党的政策和争论的问题，要“着重当时事变的叙述，不必用现在眼光去多加推论和批评”；文字，要求“精彩扼要”等等。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那段曲折艰难日子里应对各种复杂考验的历程，至少有以下启示：共产党人的革命人生是在应对一个又一个考验中成就的，共产党人的独特身份标识和人格魅力也是由此建立起来的；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和许许多多革命者都曾面临过类似瞿秋白那样的环境和遭遇，他们面对考验对革命事业不离不弃、忠贞不渝，是党的事业存续的必要政治保证和力量保证；如何应对考验，特别是政治风云变幻、道路曲折艰难、环境复杂险恶的考验，是识别革命者真假可感可靠的评判标准；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进程中，共产党人依然会遇到各种严峻考验，能不能像瞿秋白等革命烈士那样丹心如炬，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的问题，坚持革命到底，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一个严肃而恒久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学术顾问）

 责任编辑：李曼容